精华热点 此心安处 便是中华
——从苏轼的“家国情怀”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中慧
引言：一个“异乡人”的自我归属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这是当时宋朝版图上最遥远的“天涯海角”，被中原士大夫视为“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的绝境。三年后，他遇赦北归，临别之际赠诗给儋州友人黎子云，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写道：“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一个生于四川眉山、成名于中原汴京的大文豪，为何自称是“儋耳民”？这看似戏谑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精神品质：无论身在何方，都能与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人建立命运与共的认同。苏轼用一生践行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今天读来，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最温暖的千年注脚。
一、宦游万里：在流动中扎下“家”的根脉
苏轼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流动中国”史。他先后担任过八处知州、一处签判、一处通判，加上贬谪流放和京城任职，长期生活过的地方超过二十个。这种高频的流动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宋代官员轮调制度与政治斗争交织的产物。然而，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让身体上的“客居”，沦为精神上的“寄居”；无论辗转何方，都能以赤诚之心扎根土地、联结百姓，把“他乡”活成“故乡”。
让我们沿着苏轼的人生轨迹，回望他用脚步丈量的中华大地，读懂他“心安即故乡”的精神密码。
苏轼的起点在四川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他出生于此，在这里读书励志、娶妻生子，度过了十九年纯粹而安稳的时光。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故乡，随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进京应试，从此开启了他与京城开封的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八次进出开封——在这里金榜题名、步入仕途，在这里身居要职、针砭时弊，也在这里因“乌台诗案”被关入御史台大牢，历经一百三十四天的生死煎熬。
初入仕途，苏轼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京城赴地方任职。四年任期内，他勤于政务、体察民情，褪去了京城学子的青涩，逐渐养成了务实亲民的为官之道。四年之后，他被调回京城，旋因直言反对王安石新法锐意更张、操之过急，且部分政令脱离民间实际，不愿同流附合，自请外放，出任杭州通判。这是他与杭州的第一次相遇，虽只是知州副手，却已心系民生，开始关注西湖水利的治理，为日后重修西湖、修筑苏堤埋下伏笔。
此后，苏轼进入了频繁的“知州”生涯，每到一处，都以民为本、躬身实干。他先后在八处担任地方最高长官：在密州，蝗旱连年、百姓流离，他亲率军民捕蝗救灾、祈雨禳灾，在超然台上借月抒怀，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将对百姓的悲悯、对亲人的思念，升华为对天下人的美好期许；在徐州，黄河决口、洪水围城，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带领军民坚守七十余日，最终保住了整座城池，用实干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在湖州，他任职仅三个月即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那是他人生中最凶险的绝境，也是他知州生涯中任期第二短的一次。历经黄州五年贬谪，苏轼遇赦北归，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他出任登州知州，然而仅五天之后便被召回京城，任期之短，在八处知州中位居第一。
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因“乌台诗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无权参与政务，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却也是他精神史上的涅槃重生。在黄州，他开垦城东荒地，自号“东坡居士”，从养尊处优的朝廷命官，变成了躬耕田亩、自食其力的农夫。正是在这里，他放下身段，与渔民、樵夫、农夫为友，体察民间疾苦，感悟人生真谛，写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蜕变——褪去官场浮华，沉淀出温润通透、在平凡中安顿生命、心怀天下的底色。
此后数年间，苏轼的官职如走马灯般变换，却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他重返杭州任知州，主持疏浚西湖，用湖泥筑成了闻名天下的苏堤，既解决了水患，又美化了景致，让“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更加深入人心；他先后出任颍州、扬州知州，每到一处，必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安抚百姓，用实干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最后，他被派往河北定州，那是他担任的最后一处知州，在任期间，他整顿军纪、安抚边民，为边境安宁倾尽心力。
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再次遭遇政治打击，被贬至广东惠州。当时的岭南，在中原士大夫眼中是“瘴疠之地”，“十去九不还”，被视为畏途。然而，苏轼并未沉沦，反而以豁达之心接纳这片土地，在惠州一住就是三年。他捐金疏浚惠州西湖，筑起长堤方便百姓通行；他引进中原农业技术，改良当地作物，把这片所谓的“蛮荒之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他在诗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句浅吟，不是故作豁达，而是发自内心的接纳与热爱。
厄运并未就此止步。绍圣四年（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抵达海南儋州。在当时，贬谪海南被视为仅次于死刑的极重惩罚，近乎免其满门抄斩、改投荒裔的特重之谴。渡海之前，他甚至与家人诀别，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然而，到了儋州之后，他再次选择了“安心”，选择了与这片土地、这里的百姓共生共息。《宋史》记载，他在儋州“与黎人杂处，杀牛饮酒，醉则群歌”，放下士大夫的身段，与黎族百姓打成一片；他开设学堂，免费教授当地子弟读书识字，打破了海南“无科举”的历史，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他在赠别儋州友人的诗中自称“儋耳民”，这份看似简单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屡遭贬谪的老人，在人生最后一站，对脚下土地、身边同胞最深情的告白，更是一种超越地域的共同体认同。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他先被量移到广西廉州安置，随后一路北返，心中早已厌倦官场纷争，只想找一处安宁之地安度晚年。他本打算在常州定居，曾多次上书请求在此居住，却天不遂人愿——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从眉山到汴京，从凤翔到杭州，从密州到徐州，从湖州到黄州，从登州到颍州，从扬州到定州，从惠州到儋州，再到廉州，最后终老常州——二十余处居住地，串联起一位伟大灵魂颠沛流离而又始终“心安”的一生。苏轼用他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固守，而是在流动与交融中，不断在新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把“他乡”变成“故乡”，把“陌生人”变成“一家人”的过程。
二、天下一家：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宏大胸怀
苏轼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天下观”，这种观念扎根于儒家“仁政”思想，又融入了他一生的实践感悟。他在《策别》中引用儒家经典，明确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十个字，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古老、最精辟的思想资源之一，更是他一生践行的行为准则。
（一）超越地域偏见：反对“中原中心论”
宋代，中原士大夫普遍存在强烈的地域优越感，视岭南、海南等边疆地区为“蛮荒之地”，认为那里“人迹罕至、文化落后”，贬谪到这些地方，被视为奇耻大辱和酷刑。苏轼对此深恶痛绝，始终秉持“天下无蛮荒，处处有精华”的理念。他在《答李端叔书》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这种包容万物的审美观，投射到地域文化上，便表现为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尊重与欣赏——岭南的荔枝、海南的黎锦、黄州的竹笋、杭州的西湖，每一种地方风物都有其独特价值，不必以中原的标准衡量高低、论其优劣。
他在惠州，以“海山仙人绛罗襦”盛赞荔枝，将寻常水果写得灵动雅致，尽显对岭南风物的喜爱；在海南，他收下黎族友人所赠吉贝布（黎锦古称），赋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赞叹黎锦色彩斑斓、工艺精巧，感念黎族同胞的温暖情谊与聪慧能干。这种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平等看待与真诚欣赏，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多元共生”理念的生动体现——各地区的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主张平等相待：反对民族偏见
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苏轼的态度更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始终秉持平等、友善、包容的理念，反对民族歧视与武力镇压。他在《和陶拟古九首》中写道：“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将黎族同胞称为“幽子”，意为隐居山林、品性高洁之人，无丝毫贬义，反而充满了亲切的平等感，体现出他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与认同。
在担任定州知州期间，他深入了解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反对边地将领滥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主张“以德化民，以仁安边”。他在代张方平写的《谏用兵书》中，痛陈战争之害，提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警示。明确提出，边疆安定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民心所向；不同民族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应当彼此尊重、守望相助的家人。这种思想，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高度契合，穿越千年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亲身实践：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同欢”
更可贵的是，苏轼不仅有超越时代的理念，更有躬身践行的行动。在海南儋州期间，他彻底打破了士大夫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与黎族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诗中描写自己与黎族朋友饮酒畅谈的场景：“醺然径醉，不知东西。坐客皆笑，仆亦自失。”没有士大夫的架子，没有民族的隔阂，只有不分彼此的亲密与欢畅，这种场景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极为罕见。
为了更好地与黎族百姓交流，他甚至主动学习黎语，在诗中自注：“黎语谓‘竹’为‘通’，问其主，云‘阿姨’。”这种主动融入、尊重对方语言文化的用心，正是共同体意识最深层的土壤——唯有真正放下偏见，主动倾听、主动理解，才能打破隔阂，实现心灵的相通。苏轼用自己的实践，打破了当时“华夷之辨”的狭隘认知，践行了“华夷同欢”的理念，证明了不同民族之间，只要彼此尊重、真诚相待，就能和谐共生、成为一家人。
今天重温苏轼的这些言行，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不是同质化的统一，而是“多元一体”的共生——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凝聚起“天下一家”的磅礴力量。苏轼在一千年前就已经用行动证明：只有真正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片土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天下一家”，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三、文化为魂：用同根同源的精神纽带凝聚人心
苏轼之所以能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做到“此心安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华文化的坚定信仰与执着坚守。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以文化传承者自居，以著书立说、兴学育人为己任。文化，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他抵御苦难的力量，更是他与脚下土地、身边同胞产生深刻连接的核心纽带——正是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让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能找到精神的归宿，都能与天下中华儿女产生心灵共鸣。
（一）著作以明志：文化创造是最深的根
即使在最艰苦的贬谪岁月，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苏轼也从未停止文化创造的脚步。在黄州，他沉心治学，完成了《易传》《论语说》的初稿，在笔墨之间坚守儒家道义，探寻人生真理；在惠州，他继续修订这两部著作，同时潜心研究《尚书》，完成了《书传》的部分内容；在儋州，他身处“食无肉、居无室、出无友”的绝境，却依然没有放弃治学，根据记忆重新注解《尚书》，最终完成了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书传》二十卷。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中，支撑他的不是对朝廷的怨怼，不是对个人命运的哀叹，而是对文化的责任与热爱，是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坚定担当。文化创造，让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精神的原乡，让他的“心安”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而他留下的著作，也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
（二）兴学以化人：把文化火种播撒四方
苏轼不仅自己著书立说，传承文化，更积极兴办教育，把文化的火种播撒到天涯海角，让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生根发芽。在黄州，他寓居寺庙，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他从不拒绝，悉心教导，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与道理，培养了一批有学识、有情怀的学子；在惠州，他“虽居海上，犹以读书教子为事”，不仅教导自己的子女，还主动接纳当地学子，传播中原文化；在儋州，他更是冲破重重阻碍，开馆授学，免费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打破了海南“无科举”的历史。
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曾生动描述苏轼居儋讲学的场景：“日与诸生讲论，至夜分乃罢。”哪怕身处荒蛮瘴疠之地、身心疲惫，他也始终坚守讲台，诲人不倦，以文脉开化天涯海隅。 通过教育，他把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边疆地区，而被他培养的海南学子，如姜唐佐、符确等人，日后都成为海南文化的开拓者，继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让“天涯”与“中原”在文化的联结中不再遥远。这种文化的流动与传播，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隔阂，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三）诗书以传情：用共同的文化符号凝聚认同
苏轼一生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这些作品不仅文学价值极高，更充满了能够唤起中华儿女共同情感的文化符号。他写中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你身在天涯海角，无论你来自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只要你看见同一轮明月，就与天下所有中华儿女同此凉热，共享这份思念与期许；他写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母亲河，更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沧桑与辉煌；他写赤壁，“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片土地上的英雄故事，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风骨与气节。
这些文化符号，穿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印记，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在心灵上紧密相连。苏轼用文学的力量，创造了一系列穿越千年的文化意象，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中国人，能够共享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想象、同样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者，他用笔墨为中华民族凝聚了精神力量，铸牢了文化根基。
四、风雨同舟：在苦难中淬炼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苏轼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更是与中国百姓共患难的一生。他从未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而是始终扎根民间，与百姓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不是单方面的施舍与救助，而是彼此依存、休戚与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真诚付出。正是这种共患难的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家国，什么是共同体，也让他的家国情怀更加深厚、更加坚定。
（一）与民同忧：在抗灾中建立的深情
苏轼一生多次参与抗灾救灾，每一次都身先士卒、亲力亲为，与百姓同甘共苦，用实干为百姓撑起一片天。在密州任上，连年蝗旱，百姓颗粒无收，饥馑至弃子于道，惨不忍睹。苏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亲率百姓捕蝗救灾，亲自到田间地头查看灾情，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发放救济粮；他自己“日食杞菊”，与百姓同甘共苦，绝不搞特殊化。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洒泪沿城搜寻弃婴，组织官府和民间力量收养弃婴，最终救活数千人，用温情守护了无数无辜的生命。
在徐州任上，黄河决口，洪水围城，百姓危在旦夕。苏轼临危不乱，亲自坐镇城头，“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筑堤抗洪，坚守七十余天，最终成功堵住决口，保住了整座城池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杭州任上，他主持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彻底解决了困扰杭州百姓多年的水患和灌溉问题，让西湖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依托。在颍州，他同样兴修水利、治理水患，造福一方百姓。
即使在贬谪之中，这份与民同忧的情怀也未曾改变。在黄州，他目睹当地溺婴陋习盛行，痛心不已，发起成立救婴会，自己“岁出十千”资助，动员民间力量救助弃婴；谪居惠州时，苏轼目睹百姓渡江涉湖之险，倡议修建“两桥一堤”。他慨然捐出御赐犀带，变卖以充工费，又致书弟苏辙，劝其倾献内廷所赐重金，共襄善举，终使东新、西新二桥与苏堤落成，惠及一方。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把自己当作共同体的一分子，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用实干践行着“以民为本”的初心，也在与百姓的共患难中，加深了对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认同。
（二）与民同乐：在分享中加深的情感
苏轼不仅与民同忧，更与民同乐，他喜欢与普通百姓交往，乐于融入市井生活，在烟火气中感受人间温情，也在与百姓的相处中，加深了彼此的情感联结。在黄州，他与农夫、渔民“剧饮”畅谈，一起劳作、一起闲谈，放下士大夫的身段，享受最简单的快乐；在惠州，他常常与“田夫野老”交谈，倾听百姓的心声，了解百姓的需求，把百姓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在儋州，他与黎族百姓“醉笑同欢”，一起饮酒、一起歌唱，不分民族、不分尊卑，享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谊。
绍圣年间谪居儋州的上元之夜，苏轼闲步出游，在《书上元夜游》中写道：“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 彼时中原官民多持华夷之辨、尊卑之见，而这幅月下市井画卷里，既无士大夫与平民的身份隔阂，亦无汉族与黎民的族群界限，唯有浸染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更有各族百姓安然共处、以诚相待的淳朴温情。被贬黄州期间，他在致挚友李常（字公择）的《与李公择书》中慨然坦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这种与百姓共同面对生死、共同坚守道义的精神，正是共同体最坚实的内核——唯有彼此信任、彼此陪伴，才能在风雨中守望相助，才能凝聚起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与国同命：超越个人得失的家国情怀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历经磨难，从京城的高官沦为天涯的逐客，个人命运跌宕起伏，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家国认同，从未放弃过对家国的担当。即使在海南儋州，身处蛮荒瘴疠、衣食无着的绝境中，他仍然关心朝政，关心边防，关心民生。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归，瘴疠交攻。犹冀余生，力图报效。”一个被朝廷抛弃到天涯海角的老人，心中想的不是报复，不是抱怨，而是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家国、为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不是愚忠，而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对家国的深厚情感，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情感，让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心安”——因为他的心安放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休戚与共的深沉认同。他的一生，用行动诠释了“家国一体”的深刻内涵：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安宁、民族兴盛，个人才能真正实现“心安”，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结语：此心安处，便是中华
苏轼的一生告诉我们：“此心安处”不是无能为力的自我安慰，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积极的建构，一种深植于心的家国认同。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境遇如何，只要你对脚下的土地充满热爱、对身边的同胞充满善意、对共同的文化充满敬意、对家国的命运充满担当，那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家，任何境遇都能成为你成长的养分。
回顾苏轼走过的路——二十余处居住地，串联起他颠沛流离却始终赤诚的人生轨迹——这也是他不断把自己的“心安”植入不同土地、不同民族之间的过程。每一次贬谪、每一次迁徙，他都能放下偏见、接纳差异，在异乡找到家乡，把“天涯”变成“吾乡”；每到一处，他都能扎根民间、造福百姓，用实干与真诚，搭建起联结人心的桥梁。
今天，当我们谈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苏轼的人生与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共同体意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实践——是在流动迁徙中扎下根来的韧性，是在交往交流中消除隔阂的诚意，是在文化认同中寻找共识的智慧，是在风雨同舟中守望相助的情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我们像苏轼一样，以包容之心对待差异，以真诚之心对待同胞，以担当之心对待家国，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慢慢凝聚、慢慢沉淀。
九百多年过去了，苏轼笔下的“明月”依然照亮中华大地，他传承的文化基因依然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流淌。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十四亿中国人，共享着同一轮明月，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字，同一份情感，同一种信仰。这份穿越时空的认同，这份“天下一家”的情怀，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沉的根基。
天涯海角，皆是中华；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愿我们都能传承苏轼的家国情怀，以心安之名，守中华之土，聚民族之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花，在岁月长河中永远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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