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底线，融合创新

 ——从两位教师的艺术实践看中国当代书画发展的中间道路

                    常智奇

作者近照

      丙午三月，莺飞草长。我于陈仓参加琴书雅集，偶得十年前的旧文稿样书：一为2014年为贾林录先生《弟子规》书法集所作之序，一为2015年为党天才先生《水粉画写生与创作》所作之序。二序皆涉翰墨丹青，倏忽十载有余。捧书叙旧，感慨系之。

      贾、党二友，并立教坛：贾启蒙于童稚，党执教于学府。一培根育本，一守正创新。面对他们的生存境况，我不禁陷入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在市场经济席卷、城市化疾进的今天，中国书画艺术家应以何种精神姿态，立身于民族文化复兴之林？

      他们并非职业书画家，而是以师者身份从事艺术实践。正是这种“非专业性”，使他们的创作保留了“享于乐，游于艺”的本真，与资本对人性的异化保持着清醒而可贵的距离。这一距离，不是逃避，而是精神上的庇护所，为我们思考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参照系。

     秦岭南通，渭水东流。抚摩旧文，观今艺坛，百舸争流，风云际会。我隐约看到三种发展趋向：

      其一，中间向度——向东。此向度承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血脉，在立象尽意、随类赋彩的审美追求中寻求阶段性平衡。它不拒斥物质载体与技术媒介的当代演进，亦不放弃精神价值的深度开掘；既回应生产关系变革中新型情感诉求的内在召唤，又坚守艺术作为审美实践的本体规定。这是一条在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的道路。

     其二，左倾向度——向北。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将“为人生的艺术”奉为圭臬，否弃“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美，架空“有意味的形式”中那不可或缺的“形式感”，使艺术沦为庸俗社会学的附庸。这不仅矮化了艺术概括生活的能力，更机械地抵抗现代主义对“写意性”的应有补偿。

       其三，右倾向度——向南。在《周南·樛木》遗脉的变形贯穿下，谦逊包容异化为迎合，自觉从西方现代主义中汲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情感资源，将艺术推向资本物化的审美逻辑：形象大于思想，形式优于内容，艺术沦为阶层区隔的符号与感官奢侈的极端对抗，公共性批判与伦理教化被系统性剥离。

      这三种向度的分野、抗拒与渗透，本质上是艺术在面对资本逻辑、权力逻辑与技术逻辑时，不同应对方式的价值折射。

      贾林录与党天才的创作实践，之所以在十年后引发我重新言说的冲动，并非仅因其“十年一剑露锋芒”，而是因为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珍视的“中间道路”的雏形。贾林录以书法承载《弟子规》，在尺素之间传承中国蒙学精神。他深谙中国“书画同源”之理，在“六书”意象、“一画开天”的简约自然中，追求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化。他不是简单地教孩童写字，而是以许慎“六书”的认知逻辑启蒙心智——让儿童在对汉字构形的体悟中，感受生命与世界的原初相遇。这是一种在生命本质的认知形式中展开的审美教育。

      党天才则在水粉写生与创作中，自觉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光影技巧，却从未迷失于技巧本身。他带领学生深入生活，临摹山水，在生态美学中寄托现代文明的情思。如果说贾林录的工作是在生命本质的认知形式中扎根，那么党天才的追求则是在意识的最高形式——审美意趣中提升青年学子的精神境界。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东方式的“细雨润物”“兼收并蓄”“经营位置”的包容倾向。

      体制赋予他们创作的心灵自由，青春感染他们审美之情常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他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学相长，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校园文化的清正、清真、清净，使他们天然地与艺术资本化保持着安全距离。他们走的是一条“立德树人，美育教化”之路：在情感醇化与纯粹理性的精神追求中，将艺术不仅视为表达，更视为一种可教、可传、可续的生活空间建构。

       这种教育工作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优势，使他们的书画创作呈现出别样的姹紫嫣红，其深层特征可概括为四重融合：

      其一，体制性守护与文化自觉的融合。教师身份赋予他们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与制度认同，使其不必完全屈从于市场的即时评价体系。这种体制性庇护，不是消极的避风港，而是一种文化守夜人的特权与使命——他们可以在资本狂欢中保持定力，在潮流更迭中坚守传统根脉。

      其二，育人使命与未来意识的统一。教育工作者的天职是面向未来培养下一代。这种天然的“未来性”，迫使他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桥梁：既要传授经典，又要启迪创新。他们的文化心理不是向后看的怀旧，而是向前看的建构——在代际传承中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其三，实践理性与批判距离的养成。教学相长的日常实践，培育了他们“知行合一”的理性品格。他们不尚空谈，不趋极端，在日复一日的讲台与画案之间，形成了对资本异化、观念游戏、时尚泡沫的天然免疫力。这种批判距离，不是拒斥现代，而是对现代性保持清醒的反思姿态。

      其四，美育浸润与人格陶冶的合一。相较于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优先”逻辑，教育工作者更注重艺术对完整人格的陶冶功能。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审美不是孤立的技巧炫耀，而是与道德、情感、认知相互渗透的整体生命提升。

      正是这四重融合，使他们天然地践行着一种中国式的“拿来主义”——以“道法自然”为过滤与澄清的经验理性，而非全盘照搬或盲目排外。所谓过滤性，即以中国审美精神中“自然而然”的尺度，对外来观念与技术进行选择性吸收：一切外来元素，都须经过“道”的滤网——是否合乎生命的本真节奏？是否契合心灵的元气运行？是否有助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谓澄净化，即在吸收过程中对外来理论进行理性提纯，以“写意”“传神”“气韵”等本土美学范畴，澄清西方现代主义中极端化、虚无化、物欲化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种过滤与澄清的经验理性，不是思辨的玄想，而是实践的智慧。它不急躁，不激进，不屈服于资本的轰鸣，不沉溺于观念的狂欢。它在“慢”中沉淀，在“守”中开新。

      审视当下中国书画创作，问题不可谓不深。一方面，资本逻辑深度渗透，艺术市场波诡云谲，不少创作者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下迷失方向，或追逐奇崛形式以博眼球，或固守陈腐符号以售其名，或甘为资本逻辑的审美婢女，将艺术降格为阶层区隔的消费标签。另一方面，庸俗社会学的余绪未消，机械写实主义仍然占据相当话语空间，“写意精神”被边缘化，中国书画最可宝贵的“气韵”与“传神”传统，在现代性转型中遭遇双重夹击：向右者迷失于形式狂欢，向左者僵化于功能教条。

     真正的出路，不在左与右的极端摇摆中，而在“中间道路”的辩证综合中。这条路的核心，是守住底线——守住艺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精神底线，守住“书画同源”所蕴含的意象思维与生命直观，守住中国审美精神中“立象尽意”“得意忘言”的超越性追求。同时，要敢于融合创新——以“道法自然”的过滤理性，有选择地吸纳西方现代主义的有益元素，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社会、民族与世界的三重张力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具体而言，这条中间道路的张力结构体现为：

      第一，传统与当代的张力。既不囿于传统技法的盲目复制，也不迎合时尚潮流的浅薄追逐。贾林录书写《弟子规》，以书法承载蒙学，形式与教化合为一体，构成精神形式的同构。这不是复古，而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第二，个体与社会的张力。拒绝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陶醉，也拒绝工具理性的功能化约。党天才的水粉写生，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现场的真实感知，同时超越机械复制，进入审美提炼的境界。他的画不是照片，而是心象。

     第三，民族与世界的张力。中间道路的最终指向，是将中国书画、中国墨色、中国精神推向与世界文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这不是自我东方化，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深度跨文化对话中确立中国艺术的当代主体性。

     基于对两位书画家创作实践的观察与分析，我对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以下三点猜测：

      其一，随着艺术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与资本退潮，过度依赖金融化逻辑的“北向”与“南向”创作将面临价值重估，而保持精神定力的“东向”创作——即中间道路——将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艺术终将回归审美本身，回归对生命本质的观照。

      其二，在新文科建设与美育浸润行动的推动下，美术教育体系将进一步强化“教师—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合法性。校园将成为抵抗艺术资本化的重要阵地，成为守护审美尊严、培育文化自觉的精神高地。

      其三，中国书画的国际传播将从“文化展示”阶段进入“文化对话”阶段。中间道路所蕴含的平衡智慧——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恰恰是中国艺术参与全球美学话语建构的独特资源。这不是妥协，而是自信。

      十年之序，所系非轻。贾林录握笔习书，于尺素间传承中国蒙学精神；党天才调色写生，在水彩中探索视觉语言的当代表达。他们以平凡的教师身份，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艺术道路。这条道路的价值，不在于它造就了多少市场神话，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可能：在资本轰鸣、观念狂欢的时代，艺术依然可以保有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纯粹与尊严。审美是认识的生命本质，也是意识的最高形式。当贾林录以“六书”启蒙童稚之心，当党天才以审美意趣提升青年之境界，他们所做的，正是在最朴素的教育实践中，守护着中国书画最珍贵的精神命脉。

      对于中国当代书画创作而言，守住这条中间道路，就是守住未来。

贾林录老师简介和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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