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走向存在的深处：论红蝴蝶《走向春的深处》的时间诗学、互文美学与生命形而上学 文/巴山楚水
内容摘要：红蝴蝶的《走向春的深处》是一首以季节更迭为显性结构、以时间性与存在之思为隐性内核的现代诗作。这首诗在古典伤春母题的延长线上，完成了从“惜时之悲”向“践行之勇”的价值翻转，从而在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抒情传统中开辟出新的精神向度。本文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论述：首先，分析诗中的时间意识结构，揭示“春的深处”如何作为一个悖论性的时间坐标，迫使生命直面有限性而获得本真性；其次，考察古典文本的互文策略，呈现伤春词境如何在现代诗语境中被悬置、被对话、最终被超越；最后，阐释“义无反顾”这一核心姿态所蕴含的生命哲学，指出诗人如何将“身不由己”的必然性转化为“主动践行”的自由。本文认为，《走向春的深处》在当代汉语诗歌中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精神类型——它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亦非沉溺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在深渊边缘生长的、清醒而坚定的存在勇气。
一、引言：春的边界与诗的纵深
在中国诗学的漫长传统中，“春天”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自然概念。它是《诗经·豳风》中“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物候记录，是《楚辞·招魂》里“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空间漫游，更是唐宋以降“无可奈何花落去”“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时间之叹。伤春与惜春，构成了中国抒情诗学最为持久的母题之一，其情感基调大抵是哀婉的、惆怅的、带有某种存在性的无力感——春光越是美好，其逝去便越令人痛惜；对美的感知越敏锐，对时间暴力的体认便越深刻。
然而，红蝴蝶的《走向春的深处》在这个悠久的传统内部做出了一个看似微小却意味深长的位移。诗题中的“走向”一词，暗示的不是驻足、徘徊或回望，而是一种向前的、主动的、甚至带有某种意志强度的运动。而“深处”这个空间隐喻，在常规的节律感知中本应指向春意最为浓烈的时刻——那是花繁似锦、生机勃勃的中心地带。但令人意外的是，诗的起点并非花开极盛，而是“一朵春花谢了”“千万朵春花落了”——春的终结，而非春的高潮。
这一悖论性的开端重新定义了“深处”的内涵。诗人所言的“春的深处”，不是地理—时间意义上的中心点，而是一种临界状态：春与夏的交界、花与果的转换、消逝与生成的缝隙。走向春的深处，意味着主动迎向春天的终结，迎向生命必须在流逝中作出抉择的那个不可回避的时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中的“深处”获得了存在论的维度——它不是外在的自然景观，而是生命意识到自身有限性并因此获得行动勇气的那种精神位置。
这是本文试图论证的核心命题：《走向春的深处》的诗学力量，不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关于“应该积极向前”的道德说教，而在于它以一种高度自觉的方式，让“惜春”与“前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情感在一个复杂的精神结构中并存、对话、最终达成一种辩证的综合。诗人没有回避伤春的真实性，没有假装春逝不令人遗憾——她以几乎超出寻常篇幅的密度引用了辛弃疾、李清照、李煜的伤春名句，让那些古典的悲音在现代语境中重新鸣响。但正是在这种充分的承认之后，诗人以一种近乎尼采式“命运之爱”的姿态，说出了“而在花褪残红里，更有人看到了果的雏形”。
这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中一直潜藏着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唤醒——那个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中悠然自得、在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中豪迈自信、在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中通达豁朗的中国诗学精神，在红蝴蝶的诗中找到了当代的回响。本文将从诗学时间的悖论结构、古典互文的美学张力、生命哲学的现代阐释三个维度展开，试图勾勒这首诗在汉语抒情诗传统中的独特位置。
二、诗学时间的悖论结构：从线性消逝到循环生成
（一）绽出的时间性与“深处”的存在论意义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分了两种时间理解：一种是流俗的、线性的“现在序列”时间，它将时间理解为均匀流逝的、由无数个“现在”点连接而成的序列；另一种是此在的“绽出”时间性，它指向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此在不是“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性地存在”。这一区分的核心在于：流俗时间观使人成为时间的被动承受者，而绽出时间观则将时间理解为此在筹划自身、朝向未来的源始结构。
红蝴蝶的诗对这种时间哲学有着诗意的呼应。“一朵春花谢了，感受了时光的流逝”——这是流俗时间感的起点，它建立在“流逝”的被动体验之上。但随着诗行的推进，一种更深层的时间意识开始浮现：“走向春的深处，所有生命必须前行，必须在时光号令里，义无反顾”。这里的“时光号令”不是外在于生命的时间刻度，而是生命被召唤去面对自身有限性的那种内在律令——它来自生命自身，而非来自某个外在的权威。
“春的深处”作为诗的核心意象，恰好坐落于流俗时间与绽出时间的交汇处。从流俗时间看，春的深处是春天走向终结的地方，是美好事物逐渐消失的过程。但从绽出的时间性看，恰恰是这种终结的可能性，使此在得以从日常的沉沦状态中惊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唯有“向死存在”才能让此在真正地领会自身，因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红蝴蝶诗中反复出现的“义无反顾”，其存在论的前提正是对这种“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的清醒认知。
（二）“沉舟侧畔”的诗学：在否定中看见肯定
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被巧妙地嵌入诗的第一部分，其作用远不止于装饰性的用典。这两句诗的内在逻辑是高度辩证的：沉舟不是终点，侧畔仍有千帆竞发；病树不是荒漠，前头依然是万木争春。刘禹锡写作这两句诗时正处于被贬谪的政治低谷，但他选择了一种不被低谷吞没的精神姿态——将个体的沉沦放置于更大的生命洪流之中，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
红蝴蝶将这两句诗置于“义无反顾”的语境中，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诗学上的“格义”。沉舟与病树并不被否定，它们被保留在画面中，但不再是画面的焦点。焦点是那继续前行的千帆，是那依然争春的万木。这种目光的转移，构成了一种情感上的“格式塔转换”——同一个世界，你可以看到“落红无数”，也可以看到“果的雏形”；你可以停留在“绿肥红瘦”的哀叹中，也可以开启对“夏的热烈”与“秋的美好”的想象。
这种转换不是对伤春的粗暴否定，而是一种更精微的精神运作：伤春的情感被承认、被理解、被容纳，但它不再是全部。诗人并不是说“不要伤春”，而是说“伤春之后，还有别的可能”。这是一种在脆弱中生长出来的勇气，它没有假装痛苦不存在，而是在痛苦之中依然选择前行。这令人想起尼采的“命运之爱”——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地“想要”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因为正是这些遭遇塑造了“我是谁”。走向春的深处，就是这样一种“想要”——想要那终结，想要那流逝，因为正是在终结与流逝之中，生命获得了它最后的、最高的完整性。
（三）花谢作为使命：一种目的论的时间观
诗中最具哲学意味的表述出现在第三部分：“一朵春花谢了，她完成了使命。千万朵春花谢了，她们完成了使命。”这里的“使命”一词，将纯粹自然的花开花落纳入了一种目的论的框架之中。花不是为了盛开而存在，而是为了凋谢之后果实的生成——这是诗人对生命时间的一种深层理解。
这种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entelecheia）概念有着结构性的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自然物都内在地朝向它的“实现”（actuality）运动，种子朝向树、树朝向果实、果实朝向新的种子。这不是一种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种内在的、目的性的驱动力。红蝴蝶诗中的“花谢”之所以是“使命”，是因为它的意义不在自身，而在于它所开启的未来——那个“夏的热情”与“秋的美好”。花不是为了花而存在，花是为了果而存在；春天不是为了春天而存在，春天是为了秋天而存在。
这种目的论的时间观，在当代哲学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海德格尔之后的欧陆哲学倾向于解构一切超验的目的论，强调意义是在有限的时间中由此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而非预先给定的。但红蝴蝶的诗体现的是一种更为古老也更为朴素的时间理解——它来自农耕文明的经验积淀，来自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因果律的深层信任。这种信任无法被理性证明，但它构成了人类在时间中行动的勇气来源：如果没有“秋的美好”作为远景，何以支撑走向春的深处的艰苦征程？
诗的结尾新增的“抵达美好的秋天，命中注定，需要一场艰苦的长征”，以极为直白的语言道出了这一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命中注定”与“艰苦的长征”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图景：一方面，秋天是必然到来的，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从春天到秋天并非轻松的过渡，需要走过漫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这种张力恰好是人类时间经验的本质：我们知道未来终将到来，但我们不知道它以何种方式到来、我们需要付出何种代价。走向春的深处，就是在这种“知道却不知道”的张力中保持前行的勇气。
三、古典互文的美学张力：伤春传统的承接、对话与超越
（一）辛弃疾《摸鱼儿》：闲愁的政治与存在的困境
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中国词史上伤春主题的巅峰之作，其情感结构的复杂性超越了单纯的“惜春”。词的上阕以“更能消、几番风雨”开篇，以一种近乎计量的方式道出春天的脆弱——风雨来袭，每一次都在消耗春的生命。“匆匆春又归去”中的“匆匆”二字，既是对春逝速度的客观描述，也暗含了一种主观的惊惶：为什么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
“惜春长怕花开早”是全词中最为悖论性的句子。按照常理，爱花之人应当盼望花开得越早越好、开得越盛越好。但辛弃疾却说“怕花开早”——因为花开得早，意味着花谢得也早；越是绚烂的盛开，越是预兆着即将到来的凋零。这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审美心理，也是一种高度脆弱的存在心理：它不敢全然投入当下的美好，因为当下的美好已经包含了对未来丧失的预感。红蝴蝶在诗中引用了这一句，正是因为在“怕花开早”的悖论中，时间意识第一次显露出它复杂的面貌——我们不是活在纯粹的“现在”，我们总是已经活在对未来的预期和过去之中。
词的下阕转入政治隐喻。“长门事”用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的典故，暗指自己因主战而被排斥的政治处境。“蛾眉曾有人妒”将“妒”作为女性悲剧的根源，也作为贤臣遭谗的写照。“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即便像陈皇后那样以千金求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那无法言说的衷肠又该向谁倾诉？这是辛弃疾最深沉的悲哀：不是没有才能，不是没有言辞，而是没有倾听的对象。在“忠而见疑、信而见谤”的处境中，语言的回路被切断，剩下的只有“脉脉此情”的沉默。
红蝴蝶将辛弃疾的整段词植入诗中，并非简单地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种大段的引用在现代诗中并不常见，它在节奏上打断了诗的推进，制造了一种“悬停”的效果——读者的视线从当代语境突然被拉回南宋，在辛弃疾的词句中停留，感受那种“闲愁最苦”的沉重。这种悬停是必要的，因为它让伤春的情感获得了充分的表达空间，避免了“积极向前”沦为空洞的口号。诗人似乎在说：我理解这种痛苦，我承认这种痛苦的合理性，我甚至愿意将这种痛苦的声音完整地呈现在这里，而不只是简化为一个典故。
但真正的诗学转折发生在引用之后。“而在花褪残红里，更有人看到了果的雏形”——这个“更有人”与前文的“有人借春抒怀”“有人叹息”“有人家国难忘”形成了一种对照式的并置。不同的“有人”代表着不同的目光、不同的存在方式。辛弃疾式的伤春是其中的一种，并且是一种极具深度的、值得认真对待的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方式。还有另一种目光，它不否认春逝，不否认落红，但它选择在花褪残红中发现“果的雏形”。这不是一种目光对另一种目光的取代，而是一种精神生态的多样性呈现。
（二）李清照《如梦令》：绿肥红瘦的存在论感知
相比辛弃疾的厚重与怨愤，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呈现出一种更为细腻、更为直接的感知模式。“绿肥红瘦”四字之所以成为中国诗史上最著名的伤春意象之一，在于它将色彩的感知与重量的感知、生命的丰盈与生命的萎缩，浓缩在一个无法再拆解的短语之中。“肥”与“瘦”本应用于描述动物或人的体态，却被移用于植物——绿叶成了“肥”，红花成了“瘦”。这种陌生化的修辞使读者惊讶，而在惊讶之后，一种无法化约的哀伤悄然浸润。
红蝴蝶在引用李清照时，没有像对待辛弃疾那样大段征引，而是以“在风疏雨骤后，有人叹息——”轻轻带出。这种处理本身构成了一种批评性的评判：李清照式的伤春是一种“叹息”，它的存在论深度不如辛弃疾，它的政治维度更付之阙如。但红蝴蝶并没有因此否定它，因为“叹息”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方式，是人类面对不可逆转的流逝时最朴素、最本能的反应。“知否，知否”的二度追问，仿佛是对一个不肯承认事实的人的耐心解释——但其实，那个“不肯承认事实的人”正是李清照自己。诗人在追问中试图说服自己接受春逝的事实，而“绿肥红瘦”就是这个说服过程的结果：她用一种审美化的方式，将不可接受的春逝转化为一个可以沉思的意象。
（三）李煜《虞美人》：家国之痛与存在的虚无
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将伤春的主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存在性虚无的边缘。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痛具有不可比拟的具体性与历史性。但李煜的伟大在于，他将具体的历史悲痛升华为人类普遍的处境：每个人都有“故国”——那些在过去中存在的、再也无法返回的美好时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外部世界也许依旧，但观看世界的“我”已经改变了。这是一种最为深刻的存在性恐惧：不是事物变了，而是我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变了，我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感知它们。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绪被比喻为一江春水，这是一个极为精妙的意象。春水是绵延不绝的，向东流是不可逆转的，这正是时间的双重本质：它无休止地流动，它不可逆转地流动。李煜的“愁”不是某一件具体事情的愁，而是存在本身带来的愁——只要你意识到自己是时间的占有者，你就必然意识到自己终将被时间所占有。
红蝴蝶在面对李煜时，选择了一种不同于对待辛弃疾、李清照的策略。她没有直接回应李煜式的虚无，而是以“而在花褪残红里”的转折，将目光引向不同的方向。这并非对李煜的回避或不尊重，而是一种存在论立场上的根本差异：李煜选择在“一江春水”的流淌中沉溺于愁，红蝴蝶则选择在同样的流淌中发现前行的理由。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它们是在同一时间性结构中的不同生存姿态。
（四）互文性的诗学功能：古典声音的复调织体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时指出，复调的本质在于多个独立的、不相融合的声音在同一个艺术空间中并存，没有哪一个声音被最终确认为“作者的真理”。红蝴蝶对古典文本的使用，同样呈现出一种复调性的结构——辛弃疾的声音、李清照的声音、李煜的声音，与诗人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多重声部的合唱。
这种复调的美学效果在于：它使诗中的情感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线索，而是一个包含着不同可能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可以同时感受到“闲愁最苦”的沉重和“义无反顾”的轻捷，可以同时听到“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哀叹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这些声音不是时间性的先后出现，而是空间性的同时并存。诗人在这个空间的中心，不是要宣布哪一种声音才是正确的，而是要呈现一个事实：人类面对春逝——面对时间的流逝——有着多种可能的回应方式。选择哪一种，是个体的自由，也是个体的责任。
四、生命哲学的现代阐释：从“身不由己”到“义无反顾”
（一）必然性与自由的辩证：被给予的与主动选择的
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哲学张力，存在于“身不由己”与“义无反顾”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述之间。一方面，诗人承认“时令也身不由己”“所有生命必须前行”——这是一种被动的、被迫的语言，仿佛前行是外在强加的命令。另一方面，诗人又以高亢的音调重复“义无反顾”——这是一种主动的、决断的语言，仿佛前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如何理解这种张力？让我们借助萨特的“处境”概念来考察。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人的自由总是在一定的“处境”中展开的——处境包括我的位置、我的过去、我的周围、我的邻人、我的死亡。这些因素不是我选择的，我被“抛入”它们之中。但萨特坚持认为，即便在这种被抛性之中，我仍然拥有自由：自由不是对处境的逃离，而是在处境之中对处境的意义进行选择。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地，但我可以选择如何对待我的出生地；我无法选择死亡必然来临，但我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个必然。
红蝴蝶诗中的“身不由己”指向的就是这种被抛性——我们无法选择春夏秋冬的轮转，无法选择花开花落的必然，无法选择“春要走了”这一事实。但“义无反顾”指向的恰恰是在这个被抛处境中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春逝，是沉溺于“闲愁”，还是在“惜春”之后继续前行。诗人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发现了“义无反顾”的自由，这正是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自由不是对必然的取消，而是在必然之中的主动姿态。
（二）信仰的结构：在不可确知中保持前行
“走向春的深处，有种信仰的力量”——这是诗中最为直白的哲学表述。但这里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对超验存在的信靠，而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信念：相信春逝之后有夏有秋，相信付出之后有所收获，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悬设——在理性无法确证的地方，为了行动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不“如同”某些东西是真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认知”与“悬设”：我们可以认知的是现象领域，而自由、不朽、上帝是实践理性的悬设，它们无法被理论理性证明，但却是道德行为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红蝴蝶所说的“信仰”，与此类似：我们无法在春天证明秋天一定丰饶，我们无法在花谢时证明果实一定饱满，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不是因为它是已经被证实的真理，而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相信，我们就无法拥有“义无反顾”前行的勇气。
诗的结尾新增的“抵达美好的秋天，命中注定，需要一场艰苦的长征”，以极为强烈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信念。“命中注定”是一种超验的确信，“艰苦的长征”则是对现实困难的清醒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正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我们相信自己走向的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充满了艰辛。没有这种信念，艰辛将使人崩溃；没有对艰辛的清醒认识，信念将沦为自欺。
（三）使命的语言：个人意志与历史必然的汇合
诗中反复使用“使命”“必然”“必须”等词汇，这些词汇属于一种高度“严肃”的语言——它与个人的、私密的情感保持距离，而与集体的、历史的召唤密切相关。当诗人说“所有生命的花朵，都有自己的来由，都应有自己的信仰”，她实际上是在召唤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具有历史厚度的主体性。
这种语言让人联想到中国革命诗歌中的“使命感”话语——那种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叙事紧密结合的抒情方式。但红蝴蝶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没有将“使命”外在地赋予某个集体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将其内化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对自身的理解：“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李白式的个体性豪迈，而非集体主义的口令。诗中的“使命”是一种从生命自身生长出来的、向上向外伸展的力量，它不是外部灌输的，而是内部涌动的。
这种处理方式使诗避免了两种危险：一是空泛的乐观主义，那会忽视春逝的真实痛感；二是沉溺的悲观主义，那会使人丧失前行的动力。红蝴蝶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承认痛感，但不被痛感淹没；承认无力，但在无力中寻找有力的可能；承认孤独，但在孤独中仍然选择与他人同行。这是一种在脆弱中生长出来的、无需伪装成钢铁的勇气。
五、结语：走向深处即走向自身
回到“春的深处”这一核心意象。在红蝴蝶的诗学宇宙中，“深处”不是地理上的某一处，也不是时间上的某一刻。它是一种生存姿态——不驻足于边界，不徘徊于惋惜，不沉溺于哀悼，而是以最大的清醒迎向必然的消逝，并在消逝的途中完成自我的生成。
这首诗在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精神类型：它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因为它充分地承认了春逝的忧伤；它不是沉溺的悲观主义，因为它选择了在忧伤之后依然前行；它不是折中的“辩证”，因为它并不试图抹平矛盾——它与矛盾共存，在张力中行走。这种精神姿态，对于生活在一个加速时代、一个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的人们，或许具有某种参照的意义。
走向春的深处，走向时间的深处，走向存在本身的深处。在那里，“所有的生命花朵”终将相遇——在花谢之后，在果实之前，在那种“命中注定”的、被“艰苦的长征”所形塑的时间经验中，每一朵花都将找到它自己的归宿。而诗，正是这一寻找过程的见证。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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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嘉莹. 唐宋词十七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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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附原诗：
走向春的深处
文/红蝴蝶
一朵春花谢了
感受了时光的流逝
千万朵春花落了
知道春要走了
眼 看到了春愁
心 感到了不舍
生命 知道了珍惜
知道时令也身不由己
走向春的深处
所有生命必须前行
必须在时光号令里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地进发
没有犹豫
也不能有犹豫
沉舟侧畔千帆发
病树前头万木春
前进是必然
前进是使命
前进是号角
只有走向春的深处
生命的价值
才有兑现的可能
在落英缤纷里
有人借春抒怀——
更能消 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
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 见说道——
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
画檐蛛网
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 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
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 君不见
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栏
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
在风疏雨骤后
有人叹息——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在花开花落里
有人家国难忘——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在花褪残红里
更有人看到了果的雏形
想到了夏的热烈
梦到了秋的美好
虽然季节还遥远
但 对秋的向往
胜过了春逝的忧伤……
走向春的深处
有种信仰的力量
像哲学的鼓励
令人快步向前……
一朵春花谢了
她完成了使命
千万朵春花谢了
她们完成了使命
所有生命的花朵
都有自己的来由
都应有自己的信仰
都应该相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
所以 走向春的深处
是时光的必然
是生命的必然
是历史的必然
悟透了真理
前进就可以义无反顾
悟透了红尘
生命就有了前进的底气
惜春是人之常情
伤春是情之喟叹
唯有义无反顾前行
才是生命的真谛
才是兑现价值的
唯一途径
才是果实们
抵达成熟的不二法门
走向春的深处
为了明天
任何生命 都必须
坚定地前行
勇敢地前行
豪迈微笑地前行……
追逐梦想
必须走向春的深处……
抵达美好的秋天
命中注定
需要一场艰苦的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