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的“乱书”

                    杂文/李含辛

      王冬龄的“乱书”一出，天下哗然。有人掩鼻而过，有人拍案而起，有人干脆直呼：这哪里是书法？分明是精神崩溃的产物！

      这话说得刻薄，却也并非全无道理。你看那些字——如果还能叫字的话——横七竖八，重重叠叠，像一团被揉皱的墨线，像狂风过境后的残枝败叶。传统的章法？没了。汉字的辨识？休想。连最基本的“可读”这一底线，都被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哪里是写字，分明是发疯。

     可偏偏，这个“疯子”不是别人，是林散之的入室弟子，是沙孟海、陆维钊亲手调教出来的高足，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正牌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早年写的小楷，严谨端庄，清新脱俗，一笔一画皆有法度；他的草书，萧散大气，苍茫奔放，曾获“兰亭奖”的肯定。论传统功夫，当代书坛能与他比肩的，恐怕数不出几个来。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功底如此深厚的人，为何要在晚年“自毁长城”，走上这条千夫所指的路？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他“崩溃”了。

      但不是精神失常的那种崩溃，而是一个传统书法家在面对时代巨变时，内心世界的轰然坍塌与艰难重建。

      试想一下，一个浸淫传统数十年的书家，当他环顾四周，发现书法的生存土壤正在急剧流失——毛笔退出日常生活，键盘取代了书写，连手写汉字都成了稀罕事——他该如何自处？当他仰观古人，发现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张旭这些高峰横亘在前，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时，他又该如何自处？

     这种焦虑，足以让任何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崩溃”。

     王冬龄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既然传统的高峰无法逾越，那就干脆把山炸平，另起炉灶。既然古人讲究“可识读”，那我就偏偏让你读不出来；既然传统强调“分行布白”，那我就让字与字打架、行与行纠缠；既然书法一直被框在“写字”的牢笼里，那我就打破牢笼，让它冲进“画”的领地，冲进当代艺术的疆域。

      于是，“乱书”诞生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乱书”确实是一种“崩溃”的产物——是传统书法在当代语境下“崩溃”后的碎片重组，是一个艺术家在“影响的焦虑”下“崩溃”后的绝地反击。它不是精神病人的胡涂乱抹，而是一个清醒者的“装疯卖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会招来什么骂名，但他还是做了。

      这让人想起徐渭，那个明代的疯癫天才。他一生坎坷，精神确实出过问题，但他那些狂放不羁的书画，恰恰是在“崩溃”中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郑板桥甘愿做他“门下走狗”，齐白石恨不能早生三百年为他“磨墨理纸”。可见，“崩溃”未必全是坏事，它有时是艺术重生的阵痛。

      当然，王冬龄不是徐渭，“乱书”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未知数。它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过于依赖视觉冲击，却可能失掉了书法的文化内核；在西方美术馆里备受推崇，却可能只是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想象；打破了传统的枷锁，却可能陷入了另一种“为反而反”的窠臼。

     但无论如何，“乱书”的出现，已经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微澜的书坛，激起了千层浪花。它逼着每一个关心书法的人去思考：书法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是汉字的形义，还是笔墨在时空中的舞蹈？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书法该往哪里去？

     王冬龄选择了后者，并以一种近乎“精神崩溃”的决绝姿态，赌上了自己一生的清誉。这份勇气，即便你不喜欢他的作品，也值得一份尊重。

    说到底，艺术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在当世人看来，哪个不是“精神崩溃”的产物？梵高的星空扭曲如火焰，毕加索的人脸支离破碎，杜尚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他们都被骂过疯子。可正是这些“疯子”，一次次拓宽了艺术的边界。

     所以，且慢给王冬龄的“乱书”判死刑。也许它最终会被历史遗忘，也许它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看看这个“崩溃”的老人，究竟能在废墟上建起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