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情

                    文/沈金锋

    去年的一天，我接小女儿放学，她问我：“你啥时候生日啊？”我知道她问我生日的目的是为了吃蛋糕。童言无忌，孩子喜欢吃蛋糕，不管家里谁过生日，都会买来一个蛋糕，满足孩子的愿望。

    看着那眨着期望的眼神，我马上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查看，点开日历图标，眼前一亮，“母亲节”三个醒目的字遮住了农历四月十四的字眼，四月十四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节，顿感鼻子酸酸的。天真的小女儿看到我模糊的双眼说，“爸爸，你的眼里又进杨絮了，痒不痒，伸过来小嘴就想给我吹”，“不，孩子，我想你奶奶了”我哽咽地说。

    小时候，我趴在母亲的膝头，无数次问母亲我的生日。母亲无数次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四月十四，月亮要圆的时候。每年进了四月，我都会有意看那天空中的月亮，等那月亮将圆的时候，生日的当晚，我都会坐在小公园的一角守望着圆圆的月亮，思念母亲。

    在我的记忆当中，母亲始终是忙碌的，从早忙到晚，做饭、洗衣、干着家务活和地里的农活。家里人多，地多。多干一点是一点。这是她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男耕女织，是母亲与父亲的最好写照。小时候，我们村每家每户都种棉花，那时的棉花需要打掐，打掐棉花就是等棉花长到50-60公分高时将其顶端部分去掉，老家话叫顶尖，还要及时掐掉主茎与果茎间的疯芽，不这样做，棉花就会长疯，不结果桃。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一晌午一晌午长在地里，忙完一块地才肯回家。

    夏天的太阳如烈火，我在地头的树下玩耍，母亲蹲着行走在棉花田垄里，一会儿用肩上的毛巾擦掉脸上的汗水，直起腰，站一会儿，继续蹲下细心打掐每一株棉花。父亲经常劝她早点回家，她总不听，总是说，多干一点是一点。

    几场雨过后，碧绿的棉花田里，每一株棉花都挂满了果桃，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烈日下，绿色的棉花桃慢慢变成紫色、微微裂开缝，里面露出雪白的棉瓤，爆开后，有分成四瓣的，有分成五瓣的，每一株棉花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叶，阳光下，晃动班驳的影。

    秋日里，一片雪白的海洋，丰收的景象。瘦小的母亲摘棉花敏捷、快，是我儿时最清晰的印象。她习惯性地弯着腰，俯视着蓬松的棉花团，两手开工，对准棉花朵，灵活地五指，像一个小钩子，捏住棉花朵一薅，眼也不看，顺手将棉花团放在腰间的包袱里。花落儿上不留一点棉丝，不一会腰里的棉花包袱就会鼓鼓囊囊的，然后解开包袱，将棉花倒在地头的大包袱里。

    棉花收到家里，大部分会卖掉，余下的还是交给母亲使用。现在老家还有那辆纺花车子和那台织布机，不过早已布满了灰尘。看到它们，眼前常有母亲辛劳地纺花和织布的身影。从棉花掐枝开始，母亲披星戴月忙碌摘花、纺线、织布，再到一针一线缝制衣物，棉花里有多少母亲的心血和汗水，我不曾想过。我清楚的知道，我的一双舒坦的布鞋、一条伸缩筋裤子，还有厚实的被褥，有棉花的功劳，更有母亲的情。

    如今，老家早就不种棉花了，可那一望无际的棉花田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也已离去，那与棉花有关的物件，纺花车、织布机和穿线的梭，常常勾起我许多故乡的回忆和对母亲的思念。

    作者简介：沈金锋，河北隆尧人，从戎十几载，现供职于邢台市襄都区城市管理局，系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学作家》签约作家。诗歌、散文、小说、新闻作品在《人民海军报》《邢台日报》、《牛城晚报》、《文学作家》、《作家故事》、《信服玖常》、《南北作家》、《讲述百姓故事》、《神州·西部散文选刊》等多家报刊杂志平台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