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于法国中北部城市克拉姆西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在镇上担任公证员一职。这个报酬丰厚且地位独立的职务，使他成为镇上的头面人物。母亲则把全部的爱倾注到罗兰和妹妹玛德琳身上，她把罗兰带进了奇妙的音乐世界，也是罗兰的钢琴启蒙老师。为了使罗兰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又不忍爱子孤身一人前往大城市求学，全家决定迁往巴黎。父母为罗兰选择了巴黎市中心的路易大帝中学。罗兰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求学期间，他初遇了莫扎特和贝多芬，他们的音乐给他羸弱的身体及精神上以莫大的慰藉。从那以后直至生命的终点，罗兰几乎没有一日中断过与贝多芬在琴键上的倾谈。

1886年，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准备成为一名教师。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罗兰一生命运的事情。因为对文学的热爱，他喜欢上了托尔斯泰。他鼓起勇气向远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写了封信，诉说自己精神上的困顿。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托翁竟然用法语给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八页的回信。托翁在回信中，阐述了对艺术的看法。他说艺术的价值就是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只有甘于为自己的信仰牺牲的艺术家，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成为一名真正艺术家的前提，不仅要有对艺术的热爱，更应当具有对人类的关爱。只有对人类充满关爱的艺术家，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托翁对艺术的精彩论述，乐于助人的品质，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时期的罗兰。用茨威格的话讲，罗兰的毕生事业和人生影响力都起源于此。后来，他把给别人提供援助做为一名艺术家首要的道德责任且贯穿了他的一生。

巴黎高师每年都会为最优秀的尖子生提供为期两年的旅行奖学金。学习历史专业的罗兰被选中，派往意大利罗马。在罗马，他结识了后来对他人生有重要影响的忘年交玛尔维达。这位七十高龄的德国女作家，从多个维度给罗兰以艺术的熏陶。做为尼采和瓦格纳的密友，她陪罗兰一起前往拜罗伊特，参观了瓦格纳的故居，瞻仰了大师的坟墓，还一起去听了瓦格纳的遗作《帕西法尔》，《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灵感与这部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罗兰在罗马贾尼科洛山散步时，脑海中最早萌发了创作一幅欧洲的图景，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念头。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经历，为日后将主人公克利斯朵夫设定在德国，埋下了伏笔。这部史诗级英雄主义巨作的因子开始在罗兰的血液中奔涌。

意大利两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巴黎传来了召唤，罗兰回到巴黎高师担任了教师。毕业后，他成了一名音乐史教授。他先后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索邦大学。随后，在巴黎市中心一座不起眼的阁楼里，罗兰过了十年的隐居生活，完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1895年，作品大纲完成。1897年，第一卷完成于瑞士的一个村庄。经过十五年的努力，1912年，最后一卷，也就是第十卷完成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巴韦诺。作品全部发表在罗兰和朋友们创办的杂志《半月刊》上，罗兰想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给青年传递一种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命运低头，在绝望、挫折到来时，能扼住命运的喉咙，面对命运的嘲弄，始终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生活，试着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某种出路和希望。1913年，在巴黎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座五层阁楼里，茨威格第一次去拜访了罗曼·罗兰，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双特别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看到了我在人世当中见到过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这双眼睛，在谈话中牵动着来自最内在感觉的色彩和热度：在悲哀中它们蒙上一层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时显得深沉；在激动中发出闪光。他的眼边因为读书和熬夜显得微微发红，唯有眼边之间的那对瞳孔奇妙闪亮，带着一种让人受益、让人兴奋的光芒。······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茨威格说对了。

1914年8月2日，德军入侵比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五年战争期间，罗兰一直旅居瑞士，发表了大量的反战言论，给无数处于迷惘中的青年回信，鼓励他们生活的勇气。在欧洲遭遇极度痛苦时，罗兰成了全欧洲的代言人，成了全世界的良心。

1915年，罗曼·罗兰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博翁（博尔赫斯）说，克利斯朵夫就是罗曼·罗兰加贝多芬，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人物原型，博翁这样说道。其实，克利斯朵夫融入了当时众多一流音乐家的个性，以及罗兰多年对音乐的体悟。正如韩沪麟老师所讲，罗曼·罗兰明明是一个音乐天才，偏偏走上了文学道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部文学化了的音乐交响曲，这是知音之论。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告诉儿子傅聪在遇到挫折、困难时，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连具体阅读哪些章节都一一指出，父爱如山，良苦用心，于斯可见。傅聪一生精读了五遍《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中获得的灵感和能量，都化在了优美的琴声中，也为他日后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书中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这一对知己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忆及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总能在生命中荡起一层层涟漪。他们在交往中，总是先替对方考虑，总能先想着对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对方，对于喜欢的事情，彼此之间都是无条件的支持，在对方遇到危险，那怕只是苗头阶段，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对方化险为夷，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那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都义不容辞。他们总能保持同频，有同样高的艺术鉴赏力，对方的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心灵上始终保持高度的默契。在文学作品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曲洋与刘正风、高尔基与纪德、陈寅恪与吴宓、林徽因与费慰梅、黄家驹与刘卓辉等等不一而足，无不教科书级地展示了这种感情。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沉重的灾难，随着大片国土的沦丧，亡国论甚嚣尘上。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拿出三个整晚，说服了他昔日的偶像、当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认为抗日战争在经历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后，必将迎来战略的大反攻，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与此同时，傅雷先生开始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钱穆开始写作《国史大纲》，冯友兰开始写作《贞元六书》，这些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践履着书生报国的优良传统。在众多外国文学作品中，傅雷先生选择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因为他感到此时的中国和一战时的欧洲一样，都被阴霾所笼罩，希望通过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坚毅、光明的个性，以及永不言败的那份激情和斗争气概，给当时身处黑暗之中的中国青年一种无比的勇气和希望，给沉沦、委顿中的国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由此，他与罗兰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翻译动力。1941年，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完成。十年后，傅雷先生重译了全书，用先生自己的话讲，“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傅雷先生成功再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感。正如许钧老师所说：“傅雷精深的文学修养，更是他能够不拘于纯翻译的专业技巧范围把握文艺真谛，取得文学翻译成就的一个关键。因而他的翻译语言艺术韵味更浓，翻译作品更能留住读者，翻译成就也就更高。”

许钧老师曾在不同场合询问过法国普通的读者，他们对原著的开头一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更没有中国读者普遍感受到的那份震撼。也就是说，“江声浩荡”完全是因了傅雷先生的再创造。许钧老师说：“‘江声浩荡’像一个惊世的先兆，预示了一个英雄的横空出世。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四个字，在许多中国读者的脑海中，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经典，没有这四个字形成的英雄出世的先声，便没有了那百万余言、滔滔不绝的长河小说的延续和余音。”

中国著名思想家、胡风挚友王元化先生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凡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与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元化先生不但是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当年严酷的环境下，他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他没有出卖自己的良知，以他对胡风的了解，始终不肯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入狱期间，元化先生罹患了严重的心因性疾病，好在平反出狱后，在夫人张可女士的精心照料下，获得痊愈。晚年，元化先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不管是“北李南王”，“北季南王”，“南王”始终没有变过。

我还要再讲一个故事。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愤然弃世后，按照当时的规定，骨灰是不能保留的。此时，中国历史的长镜头聚焦在了一个叫江小燕的女孩身上。其时，她只有28岁。她在钢琴老师家上钢琴课时，老师给她讲了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这位酷爱音乐、深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的文艺女青年坐不住了。只见她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冒死到火葬场领回了傅雷夫妇的骨灰，随后将骨灰盒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由于多年没有人祭扫，又没有交管理费，骨灰盒面临被“处理”掉的危险。只是小燕女士离开时，告诉公墓工作人员，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出于正义感，这位工作人员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在没有“处理”的前提下，将骨灰盒转送到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十三年后，傅雷亲属在这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上海远郊青浦公墓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床下找到了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显然，这是有人有意放在那里。至此，这场正义接力赛宣告完成。骨灰盒出现在了1979年4月26日为傅雷先生举行的平反、追悼大会上。江小燕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做出这样的义举，亦为“永世美谈”。文学的力量其实一直都在，而且永远有着你无法想象的强大。后来，傅聪回上海多次托亲友给小燕女士送音乐会门票，出于礼貌，她只去过一次，却没有去见傅聪。叶永烈先生陪傅敏去看她时，想说些感谢的话，可她说：“你不用谢我，我也不要你感谢，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当时也不会做这些事情。”对于合照的提议，也被她婉拒，品行低调、高洁如斯，怎能不令人敬佩？小燕女士还写信为傅雷伸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错过了爱情和婚姻，终生独身。她以极大的毅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87年，在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时，已经48岁，她追回了失去的时光。1988年，她的书法荣获全国书法“庐山杯”一等奖，成为了一名书法家，一直教授外国留学生书法，最后于上海大学美术系荣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在上海郊区青浦。从1984年认识江小燕开始，叶永烈先生一直与她保持书信往来。今天，为我们打捞这段历史的叶永烈先生也已去世，小燕女士已是近九十高龄，祝愿老人家长命百岁。

关于傅雷先生一生的翻译成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柳鸣九先生给了完美的评价：“在一两个世纪以内完全没有可能再产生出傅雷那样卓绝的翻译大师了，也许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傅雷所创造的翻译业绩将会像米洛的维纳斯那样成为不可逾越的极品”。

翻译界一直有一种说法，以为一个译本的生命只有五十年，五十年后会被另一个译本替代，在迭代目不暇接的当下，可能用不了五十年就速朽了。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而且还会在世界文学史的星空中，永远闪烁其耀眼的思想光芒！

后记：

2008年4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共同举办了傅雷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学界也举办了诸多的纪念活动。“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大连等城市拉开帷幕，南京大学与江苏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了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一百八十余名文学界、翻译界、和文化界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从学术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傅雷翻译进行了全面的研讨。

又是17年过去了，在各种影视剧、话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各种艺术表现方式中，克利斯朵夫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当你发现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经典名言，依然被多次引用，这说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后疫情时代，对于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来讲，精神上的充盈，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有克利斯朵夫的陪伴，你不会感到孤独，你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像当初傅雷先生希望的那样，克利斯朵夫依然是我们“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我们最亲密的“良伴和向导”。愿我们在生活中，都能活成勇者的模样。

2019年，我敬爱的赵万军老师突然离世，让我猝不及防。赵老师生前，我曾多次和他聊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高中初读时，克利斯朵夫和弥娜的初恋，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我深有同感。2017年7月，我陪赵老师赴京看望了我的老师蒲志孝先生。我们在先生位于鸟巢旁的公寓里，畅聊了一个下午的中医。晚上，我陪赵老师到我的根据地五道口闲逛。五年没有回京，五道口变了模样。我们在地铁站旁边新开业的购物中心大快朵颐地吃了一顿烤羊排，喝了一小桶扎啤。在微醺的状态下，我又陪赵老师散步到蓝旗营的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被季羡林先生称为北京文化地标的万圣书园。书店旧址被新东方少儿英语占去，在北京市及海淀区各界的多方努力和呼吁下，书店总算是保住了，整体向东移了大约一百米。面积比之前小了一点儿，但精神气质一点儿没变。其实没有一点儿关系，不管多小，我都永远爱她。希望她一直都在，一转身的距离就能看到。每次来万圣，就像久别重逢的恋人，匆匆相聚，又不得匆匆分别。纵有万般不舍，亦无可奈何。赵老师买了一本与建筑有关的著作。那是一次难忘的北京之旅。后来，随着事业重心的转移，赵老师过上了四处漂泊的生活。但每次回洛，多半会带上我，和他的朋友故交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听赵老师臧否人物，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只是随着赵老师的离开，以后这样的欢乐时光再也不会有了。赵万军，男，1964年生，河南汝州人，先后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供职于洛阳城市规划研究院和河南科技大学建筑系，2019年6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55岁。

谨以此文纪念赵万军老师逝世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