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头条】文学社沈巩利老师小说连载//清禾记（四十二）
岁月/摄影/张志江
清禾村里人开始往外走，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先是三两结伴，后来是一批一批的。那几年乡间流传着一句话，叫“离土不离乡”——说的是沿海那些乡镇企业，农民农忙时下地、农闲时进厂，人还在本地。可清禾村的人知道，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不是这个。
真正让全村震动的事，发生在1988年。
那年春天，老刘家的三小子刘旺财回来了——不是像往年那样两手空空地回来，而是穿了一身簇新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惹得整个村口的大人孩子都围了过去。旺财是在广东深圳打了两年工回来的。他给人讲，那边的工厂招人，加班加到半夜，一个月能挣两三百，比在老家种一年地的钱还多。村里人起初不信，旺财就把提包打开，哗啦啦倒出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票子——十块的、五块的，一摞一摞。那是清禾村人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叫“打工钱”。
那年春节过后，村里的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
刘铁柱是第二批出去的。他比旺财大三岁，在旺财回来之前，他已经跟着邻村的人去了一趟河南登封的煤矿。井下黑黢黢的，巷道里潮湿憋闷，头顶随时可能有碎石掉落。他从采煤工干起，慢慢地当了班组长，三年井下生涯让他读懂了“坚持”二字。后来他又辗转去过广东东莞的电子厂，在流水线上跟螺钉、装外壳，每日十几个小时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像被钉在工位上一样。但他不埋怨，累了就跟南方的工友学几句粤语，省吃俭用把工资攒起来寄回家里。再后来，他去了浙江宁波，从操作工做到车间主任，月薪涨到八千多，手下管着一百多号人。
铁柱每次回来，都带一些新鲜的东西。有一年他带回一台收音机，巴掌大小，能听到省城电台的天气预报。有一年他带回一袋南方的水果，村里人谁也没见过，剥开皮吃下去甜得皱眉头。
“南方真那么好吗？”有人问他。
铁柱想了想，说：“好是真好，苦也是真苦。进了厂，你就是一颗螺丝钉，拧在你那个位置上，一天拧十个小时，连上厕所都要跑着去。但是——”他停顿了一下，“你在老家种一辈子地，也就是这样了。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能给你再下一窝崽子呢。”
村里人信了这个“说不定”。1990年以后，清禾村的年轻人几乎走光了。春节前后的村口热闹非凡，过了腊八，陆续有人拖着拉杆箱回家，见面就问“啥时候回来的”；到了正月里，再遇到的时候话就变成了“啥时候走”。
但第一批出去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在外头扎下了根。
老方家的兄弟俩就是一个例子。方大毛和方二毛是1992年一起跟着老乡去深圳的。大毛老实本分，在一家五金厂钉了几年螺丝，攒了些钱回到县城开了个小卖部；二毛头脑活络，在电子厂学会了维修机器的技术，后来跳到一家大公司，从普工做到技术员，再到车间主管，最后被调到江苏的分厂当厂长。兄弟俩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村里有一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但在打工这条路上，这句话不灵了。王家的高中生只上到高中毕业，去广州的一家注塑厂打工，每8秒钟重复一次相同的动作，闷热的车间里日夜颠倒。干了几年后他回到老家办起了豆制品厂，把在工厂学会的那套标准化管理用到做豆腐上，十斤豆浆做不成一张豆皮就反复试验，跑到广东、深圳、广西各地找老师傅口口相传的门道，最后把传统手艺和现代设备结合起来，做出的豆皮薄如蝉翼、颜色均匀。
还有些人是被城市“筛”回来的。赵瘸子在建筑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赔了五千块钱就打发他走了，他拖着一条伤腿回了村，靠在村口修自行车糊口。陈家的闺女在外头跟一个浙江的生意人结了婚，后来男人生意垮了，两个人灰溜溜地回到清禾村，在村道上摆起了地摊卖袜子。村里人嘴上不说什么，可背后免不了嘀嘀咕咕——当年可是风光嫁出去的。
老一辈的人说，这是命。年轻一辈的说，这不是命，是运道。但不管是命还是运道，出去闯荡这件事本身，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了。
到了2000年以后，清禾村出去的打工者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称呼——农民工。
说“农”字在先，是因为他们的根还在这儿。大多数在外打工的夫妻俩，会把孩子留在老家给老人带，自己年头出去年尾回来，一年到头在家待不到一个月。这些“留守儿童”在爷爷奶奶的看护下长大，对父母的记忆只有春节那几天和电话里的声音。村里的小学老师曾经感叹：现在的孩子，记不住爸爸妈妈长什么样，但是能把爸爸在哪个省、妈妈在哪个厂说得清清楚楚。
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赵家的儿子在东莞做技术工，一个月工资八千多，省吃俭用攒了三年，才凑齐了两个学期的借读费和租房子的押金。这种事情在村里是值得夸耀的——别家在老家读书的孩子打电话哭着想爹妈，而赵家两口子每天都看见自己的孩子。
那几年村子里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留守”。往外打工的青壮年一走，村里剩下的就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人们扛着锄头，抽着烟袋锅子，眼巴巴地看着日历上的节气做活计，常常念叨的是哪家的儿子寄回来多少钱、哪家的女儿进了什么厂；妇女们一边要在口粮田里忙活，一边又要操持家务和管教已为数不多的孩子。
这种结构，贺雪峰教授后来在他的学术文章里称之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年轻的子女在外务工挣钱，年老的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一个家庭同时拿着两份收入，日子就这样过了下来。老赵头是最早出去打拼的那一拨，如今黑发变白发，身体也日渐佝偻，再不是工地上不畏寒暑的工人，他已经卷起铺盖回到农村，重拾锄头做回了农民。因为比起他的父辈，这一代还能继续在黄土地里打转的老农民工，至少还有一处血地容身。
时代在变，打工的形式也在变。早年出去的人要么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要么在流水线上作业；后来慢慢出现了做小生意的、搞装修的、当小包工头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居然有些人从城里“逆流”回来了。
第一个回来的是以前在工厂干得最久的二愣子刘玉柱。他在上海的一家饭店里从端盘子干到了大厨，攒下了二十多万积蓄。2013年他回了村，租了村东头一片撂荒的山地，种起了药材。头一年老天爷不赏脸，一场冰雹把他的黄芩砸得稀巴烂，血本无归。村里人都在背后笑话说：“在外打工，出息了回来开‘荒’？”玉柱没理这些闲话，第二年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改了品种换种了更有水土市场的中药材，又购置了滴灌设备应付旱灾，还套种了一些苜蓿提高土地利用率。当年秋天药材收了，拉到县城一卖，净赚小几万块钱。
这下子村里人的嘴就老实了。后来跟着他干的村民越来越多，玉柱开了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带着二十多户村民一起种。如今去清禾村，能看见东山坡上那一片绿油油的药材基地，黄精、白术一茬接一茬，长势喜人。
继刘玉柱之后，清禾村陆续又回来了一些人。
有个在城里当了十年厨师的，回到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就开在村口那个最有年头的皂角树下。他把城里学的那套餐饮管理带回来，又结合清禾土菜的特色，城里人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来吃“农家饭”，生意火得楼上楼下都坐不下。
有个在外做建筑模工的，攒够了资历和本钱回来成立了清禾劳务队，包工包料给十里八乡的老乡盖新房、搞装修，他把自己多年在外攒的人脉用上了，接的活路比那些外地队还多。
更小的一个年轻人，是九六年生的李亮。他没有跟父辈们一样去远方沾满灰土的工地、闷热的流水线，而是去了杭州的一家电商公司当运营，干了几年回来拉着几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在清禾搞起农村电商，专门卖村里的红薯粉条、土蜂蜜、腊肉这些特产。去年“双十一”，他的“清禾土产”网店一天卖了一万多单，堆在村口的包裹像一座小山。
有人说他是沾了时代的便宜。李亮听了笑着说：“对，我就是沾了时代的便宜。但我也是给清禾村的父老乡亲带货。”
四十年过去了，清禾村外出打工、创业的路子，走得越来越宽。
最早出去的那一批人里，有的已经在南方安了家，有的在县城买了房，小孩在城里的学校读书，有的靠着打工攒下的本钱回乡创业。当年的三代打工者，已经老了、秃了、头发白了，但当他们听到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的讯息时，眼睛里还是会放出当年的光芒来。
清禾村的土还是那片土，但走出去的人，早已在土里种下了不一样的种子。种子被风吹着，吹远又吹近，落在南方的工厂里，落在北方的工地上，落在城里的小摊子上，落在故乡的药田里、豆腐坊里、快递单上——生根、发芽，开出了不一样的命。
有时候，走出去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有时候，回来又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
四十年了，清禾村跟全国千千万万个村子一样，靠着一波又一波进城打工、创业的人们，从只能种地的日子，走成了什么都能试试的日子。这股子劲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散去。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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