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抽调了上十人组成工程组、宣教组、后勤组、财务组、医务室，并抽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宜昌港务局借给了许多旧桌椅、木床等用具，还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供通讯员送通知及其他人公用。
经过几天筹措，一个因陋就简的大队工程指挥部机关就凑合起来了。
宜昌市指挥部正式任命我为大队长、肖绍光(县粮食局股长)为副大队长。还有两个国家干部，一个是汪寿山(县商业局干部)管财务，一个是张茂铎(供销社干部)管后勤。
我们的民工得天独厚，由于工地在近郊，所以民工也大多数在城区和城郊结合部，而且很多是住在宜昌港务局(包括大队机关)范围之内。港务局给了沔阳民工很大支持，沔阳民工也给港务局宿舍区和其它居民作了些公益活动，如清理下水道、打扫卫生等。
我记得港务局职工生活区有一条长年淤积的污水沟，港务局职工长年在外的多，家属也都有工作要上班，以致污水沟长年得不到治理，蚊蝇滋生，臭气难闻。
我们见到这情况，就动员民工每天下午收工时带一担土回来，这里住有200多民工，每人每天一担土，经过半个多月就把这条几十米长的污水沟填平了，污水走旁边下水道走了。
职工家属十分感激，各家各户自发把多余的旧床和木板拿出来给民工搭铺，使住在这里的民工实现了高铺化，再也不睡地铺了。
港务局还在《宜昌日报》头版报道了一篇沔阳民工做好事的消息。
宜昌港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那时公路、铁路很少，从重庆到上海客货运输主要靠水运，是川江的咽喉。宜昌港当时十分繁荣，过往客货轮络绎不绝，长航驻宜昌职工数万人，是宜昌市居民的主体构成。因此，港务局职工生活区条件较好，我们部分民工住在他们那里沾了不少的光，4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不能忘怀。
譬如民工们每天修路要挑土、挖土，浑身都会汗湿，要想洗个大澡，在其它工地上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但是港务区给民工发洗澡票，经常可以到港务区澡堂里冲洗，每人只收5分钱，与职工一样待遇。
港务局大礼堂经常有文艺演出，民工可以去看，不收分文。
“大跃进”年代，各种会议特别多，我们大队不论开什么会，甚至开全大队一千多人群众大会都是向港务局礼堂借地方，从未推诿，而且还连电费也不收。民工们诙谐地说：“我们坐在正规大礼堂里，讲话用‘麦克风’，像干部听报
告一样”。
40多公里长的工地有丘陵有山区，除荆州支援5000人外，还有宜昌本地的几千人，唯独沔阳的段面靠城区。多数是土方工程，石方工程很少。其它县市都说沔阳是幸运儿，因而，我们的工程进度也很快。在施工中，宜昌指挥部经常组织参观检查，什么现场会，什么评比会，“放卫星”等，这都是“大跃进”年代惯用的形式。在那个时代说真话的少，说假话的多，“卫星”放得大，假的多，真的少。
宜昌市指挥部邝指挥长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老领导，他对我不随波逐流，能讲实话，不报虚假进度很赞赏，经常受到他的表扬。对那些油嘴滑舌、看风使舵的干部他常常给以严厉的批评。
当年正是“浮夸风”、“瞎指挥”盛行的高峰。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怪事。什么大炼钢铁开矿山，大砍树木大搞土高炉等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此次我们奉命带领1400名青壮年劳动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在宜昌苦战了3个多月，凭我们的良心完成了应完成的土石方路基任务，其它有些县市只是在进度表上完成了“数字”，而路基尚未完成，这说明上报的进度数字是虚假的。
我们受苦受累，憨厚诚实，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宜昌市指挥部表扬和当地老百姓称赞。1959年元月底即农历腊月下旬，民工们欢欢喜喜分批乘长江大轮船回到武汉，再以各区为单位，分别由各区带队人员带回家乡。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全部安全返乡。
我和其他3名干部恪尽职守，历尽艰辛，为本县争了光，对民工尽了责，午夜三思，于心无愧。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尤其是从时隔48年的今天来看，愧疚甚深。我和我带领的1400名干部和群众，所付出的心血汗水全是徒劳的，是做了“大跃进”“瞎指挥”“大办钢铁”的牺牲品，完全是劳民伤财。
后来听说，这条路不久就“下马”了，完全报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