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意识到的崇高人生价值：存在是值得的

——《王蒙论》之十七

许庆胜  高照仁  亓玉英

作为作家们的具体创作，因其特定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尤其是价值观的左右，他们各自坚守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方式方法以及创作方向一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以至于他们的作品总也会各自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正是这种倾向性的必然存在，才区分开了他们各自相对独立、继而彰显出不同特质的文学风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先生的《王蒙论》就具有这种极大多向度的理性魅力，当然的关乎到了世界观、人生观，尤其价值观的厘定，那么王蒙先生对于生存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290页里是这样界定的：“从理性出发去对待存在，王蒙意识到存在是值得的，是对永恒的参与。”（1）（《王蒙论》290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这个界定是合理的。因此，以王蒙先生善良的秉性和敞亮心态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他的文学观、审美观以及写作视野的更加自觉宽阔，其美文折射出的积极向上生命价值观的文学书写就是一个强劲的动脉，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文学观照与学术研讨。

人活在世上，既短暂又漫长。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确如星火一闪，但是要真正的一天天地过，由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老年，还真费事得很，因此人活着还真是个大事。如何打发人生的存在，怎么活才算有意义？其价值标准又是如何？这是每一个社会具体人都应思考的现实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把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该如何度过？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尤其是价值观的左右，的确是存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值不值得？这是有许多具体表现的。人生之迷啊，那么多名家说了那么多名言，如何打发人生？理想的人格又是如何界定？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儒家把“至善”作为理想的标准。春秋末的孔子把圣人和贤人看作理想人格：“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达到“仁”之者，即理想人格。墨翟依据“兼爱”“兼相爱”“交相利”作为理想人生观。道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庄周的理想人格是摈弃一切生死、是非和物我差别的一种精神状态的“真人”，宋明理学家提出“圣贤”道德理想，“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廓然大公”，尽管上面的这些人生哲学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毕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2）（林语堂《幽默大师林语堂》246页）。如果说上面除道家、儒家等还有积极成分外，那么那些颓废主义人生观就相当的暗淡了。如享乐主义人生：“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列子·杨朱篇》）“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爱尔维修）。厌世与悲观主义如庄周有时也：“吾生亦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庄周）“但是死亡终于必然取得胜利……”（叔本华）还有实用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利益的”（詹姆士）实用主义们认为宇宙的一切都同人类生活的“好处和目的”相联系，毫无规律和客观真理可言，因此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服从个人意志和主观愿望，“方便”和“有用”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中国官僚资产积极也有“自然主义人生观”（胡适）上面这一些都是很底层庸俗的人生观，最终使他们的人生之路黯淡无光，不是堕落便是发“疯”。人生观对于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吴稚晖认为其宇宙观概括为“漆黑一团”，人生观则被表述为“人欲横流” 。还有“醉酒当歌，人生几何”“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悲观主义（或厌世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是某些社会个体的落后消级悲观，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他们以为，人生充满了矛盾和烦恼，世界是个苦海，生活毫无乐趣，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面对人生，得过且过，乃至厌世轻生。比较积极的如将人类劳动与科学创造视为文明进步动力，道德作为文化衍生物应全盘吸收西方体系；有的提出“清风明月吃饭”“神工鬼斧生小孩”“覆天载地招呼朋友”三类生活观，否认传统伦理中爱情的神圣性，倡导废除婚姻制度、主张性行为自由化，还探讨物质与精神的依存关系，强调以科学理性重塑社会伦理秩序 。拜金主义人生观，认为“金钱万能”，追求金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生的价值尺度。以上这些人生观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利己为轴心来规划人生，以形而上学为其思维方法，反映了狭隘的私利，都是消极、不够健康的道德境界。那么他们的审美观、文学观以及文学作品的格调一定也高尚不到哪里去：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曾经名噪一时的诗人沙多勃利昂，原是保皇党人，曾任复辟政府大臣，而他作为文人在当时那么有名，如马克思所说：“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词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3）（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02页）。“我曾经自己写出和心奉的人生格言一直就是：‘人活着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或‘人生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活着’，所以我对于海子、许立志等等诗人的自裁以及琼瑶、三毛等等的离世方式一直持不能认同和排斥的态度，尽管他们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所谓貌似难以逾越的理由！尤其作为诗人、作家、科学家等等的文化人应该将充分利用有限的人生时光为人类继续延续创造更灿烂的文化财富作为最紧迫的人生要务，正如李白、杜甫的诗、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以及牛顿的万有引力、爱迪生的发明、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等的科学发现发明一样才对！”（4）（见拙文《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序老诗人作家赵阳老师第二部诗集<放歌故乡>》，见诗集《放歌故乡》第2页，赵阳著）因而我们非常赞颂和认同王蒙先生的生存态度与价值判断：“存在是值得的，是对永恒的参与”，我们还从屏幕上多次听到王蒙先生对于存在的积极话语：“即使坎坷的不顺经历也是有价值的”，尽管王蒙先生磨难丛丛，但是把这些磨难写下来就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存在的确是值得的，即使被亏欠，也是经历的财富，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王蒙先生经历了苦难，但最终他超越了苦难的“慢性虐杀”，并把苦难自觉转换成了丰厚的文学财富！请看他这样记录：“平庸生活的泥沼，就这样伸出千百只无形的手，向被思想困扰着的、处于逆境中的、报国无门的中国知识分子招呼：‘来吧，来滚一身烂泥，脱胎换骨地改造吧。’它要用浑浊发臭的烂泥浆，换掉鲜红的、躁动不安的志士血！……”⑵所以“这种内心搏战是存在着通向灵魂早衰的可怕前景的：‘……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不管他怎样努力抵抗，……他真地老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年代不详’的场面：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象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寂静无声。黯淡无光。凝定无波。……（5）。那么这“可怕的灵魂衰老、颓败、寂灭的场面。”与后来的移植成具体小说作品是一种什么先后关系呢？“王蒙在讲到《布礼》的创作过程时说：‘这个场面是先于这个作品而存在的。’（6）（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漫话小说创作》第39页）”“这个场面是先于这个作品而存在”？这该做何种阐释才更合理呢？也就是说“这个场面”的先期发生是为了后来的创作？这个文学现象存在怎样的文学道理呢？这立马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关于当作家的故事：西方一位女士想培养自己的儿子成为作家，她急切地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萧伯纳求教成为作家的秘诀，萧伯纳告诉她：“没有什么秘诀，你先给他5000元钱，让他鬼混去吧！”，这“鬼混”二字显然是幽默之语，明确的意思就是让他去亲自经历一番，经历完了，写下来就是作品，不就成为作家了吗？这是我所听到的最简洁最动人最有说服力的文学讲座！我一直信奉作家“人生本身就是创作”这一律条，仅是还没有写下来罢了，或者说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感性创作。萧伯纳的意思是主动去体验生活，而王蒙的遭遇却是被迫经历苦难！难道是上天的有意安排？纵观文学历史，那些最杰出的诗人作家皆被迫经历了弥天的苦难，比如屈原，比如杜甫，比如曹雪芹，比如卢梭等等不胜枚举，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杰出的作家，而先期的去经历苦难？先期的实地经历或“创作”，然后再落到“纸”上？看来这个文学道理是讲得通的。我国先哲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贝多芬在困顿时说：“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苦难中豪迈地说“愈受苦愈使我喜欢”，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说：“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 司马迁，腐刑坚韧创作《史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等等，无不表明伟大的苦难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王国维曾界定了人生创大业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宋 • 晏殊《蝶恋花》），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 • 柳永《凤栖梧》）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 • 辛弃疾《青玉案 • 元夕》）。大概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场面中，凝聚着王蒙在困厄的二十余年中最深重的灵魂的痛苦和挣扎，一个被摒弃于历史的行程之外，意识到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意识到自己心志、智力的可怕衰退的灵魂，怎么能不感到慢性虐杀的惨痛呢”（7）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个灵魂没有在麻木中走向大寂灭；它终于从昏睡中苏醒了，从拘挛状态中舒展了，而且很快就恢复了活力和生机！”，不过他的“苏醒”与“舒展”“单靠自己的力量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历史大变动、大飞跃造成了它命运的转机，一个时代政治的演进，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代文人的命运。”（8）。这是充满人生智慧的，高尔基说：“智慧是做事用的，对于灵魂说来，靠的是信仰。”爱因斯坦更说：“凡是对人类生活提高很有贡献的人，应当是最受爱戴的人。”坚守正直正义、积极向上为人处世更需要崇高的积极向上人生信仰做必要的支撑，王蒙先生的美文积极向上价值深度呈现，我们应该不断探讨，由此，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积极的面对生活和参与生活，如此，王蒙先生肯定是我们应该“爱戴的人”。写至此，我们禁不住联想到先锋文学的某些悲剧：先锋文学群体在狂热引进西方话语，击溃传统桎梏的前沿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创造本质无论内涵的延展，还是外延的扩充都曾丰满地呈现过。但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换中，往昔的那种积极斗志已变得软弱无力，味道不纯。众多的“不屑”导致的他们几乎全部淹没尽了“个人化”、“私人化”的狂欢与无赖之中，为艺术而艺术，远离“崇高”“红庙广场”最终使他们丧失了一切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变得极端自私自利，甚至达到了自我漠视生命、自行了断，以致漠视剥夺他人生命的歧途，比如顾城、比如阿橹、比如海子等。关于此种后现代悲剧，其同道尽管可以找出若干貌似充分的客观外因，但仔细观之又不免牵强，也就是说，除可能的客观之外，他们的主观上肯定也出了问题！“个人化”、“私人化”作为文学美学拓展的有效构成，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过了度走向极端自私，全然“不屑”作为社会合格成员的责任使命意识，灾难悲剧的丛生一定是不可避免！因为无论怎么“个人化”“私人化”，你仍然生存在社会群体之中，都应该合乎社会群体存活的一般规范和标准，而且必须维护整个群体的和谐以及对家庭、父母子女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对王蒙先生的这种积极向上“崇高”生命价值倾向与素养十分的敬佩。

所以，深处磨难之中的诗人作家们应该“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时时刻刻充满必胜信心，努力奋斗，相信蒲松龄说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伟大正确性，这也就决定了曾镇南先生《王蒙论》的意义价值的重量级别。

注释：

（1）《王蒙论》290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林语堂《幽默大师林语堂》246页。

（3）《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     版社1973年第102页。

（4）见拙文《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序老诗人作家赵阳老师第二部诗集<放歌故乡>》，见诗集《放歌故乡》第2页，赵阳著。

（5）（7）（8）：引自《王蒙论》139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6）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漫话小说创作》第39页。

作者简介：

许庆胜：曲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诗集《渗血的裂痕》《透明的暖雨》、长篇小说《山东好小子》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3年6月20日去济南蓝海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

    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

    高照仁，笔名金狗，1956年生，山东省济南市人，小学高级教师，2015年退休。任教期间有多篇论文在省市区的报刊发表，其中4篇发表在国家级杂志(教育部主管中文核心期刊);所写戏剧《石头缘》，荣获2010年“文心雕龙杯”全国二等奖;长篇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长篇小说《家耕》，(已写20万字，待续)，《天赐仙女》(上篇13万8千字，下篇待续)，戏剧《穷哥们富哥们》(5万8千字)，发表在多个文学网站。所写书信《给爱妻的一封信》，荣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刮骨疗毒，》发表在记者网《腊五晨景》,发表在《江北诗词》;多首诗词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济南市《牟国文学》资深作家，被中媒文化艺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化报刊管理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化网评为“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