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人渡：一座被淹没的古桂阳“副中心”

□卢圣锋

       舍人渡已经没有什么了。

       我是秋天去的。舍人渡离县城不过十二公里。十二公里，放在古代，挑夫们挑着盐担子走半天就到了；可我们今天开车，竟有一种越走越远、越走越荒的感觉。

       到了。下车一看，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欧阳海水库蓄起来的水，把舂陵江撑得满满当当，从山脚一直漫到山腰。水面平静得像一块巨大的青灰色绸缎，风吹过，微微起皱，又很快平复。岸边泊着两三只小船，空的，绳缆系在木桩上，随波轻轻晃动。远处有白鹭立在水边，一动不动的，像一尊小小的瓷像。

       舍人渡呢？我问。

       同行的当地人指了指脚下。在水下面。

       1969年，欧阳海水库动工修建。舂陵江被拦腰截断，水位上升了十几米。舍人渡——那个曾经的“桂阳副中心”，那条长长的青石板街，那些鳞次栉比的伙铺饭馆，那座日夜喧闹的码头，统统沉入了水底。一同沉下去的，还有九个村庄，一千九百多口人的家园。他们被迁到耒阳、迁到衡南、迁到县内别的乡镇。有的人走了再没回来，有的人走了又回来了，对着这片茫茫的水面，不知道该把乡愁往哪里放。

       我站在水边，看着这片平静得近乎漠然的湖面。水下面，真的有过那样一个热闹的码头吗？

       史书里是有过的。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舍人渡，水陆转运所聚也。”短短几个字，说得云淡风轻。但同一部志书里还有另一段话：“州中货物转船之埠，女担男负，日有千数行李，水陆于此分途。”日有千数——每天上千人在这里装卸货物，男女挑夫穿梭不息，行李货物堆积如山。那不是码头，那是一座城市的心跳。

       史料里还记着一笔：食淮盐时，舍人渡被商旅们称作“小南京”；食粤盐时，它又被改称为“小广东”。一个码头的绰号，跟着盐路改来改去——这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商业史。淮盐从长江来，经湘江、舂陵江南下，在舍人渡上岸，转运往桂阳、临武、嘉禾、蓝山，再翻过南岭进入广东。粤盐从南海边来，经北江、连江北上，翻过骑田岭，在舍人渡上船，沿舂陵江、湘江一路运往湖南腹地。两条盐路，方向相反，却在这座码头交汇。舍人渡的挑夫们大约不太在意挑的是淮盐还是粤盐，他们只在意肩上的担子重不重、脚下的路好不好走。

        舍人渡的名字，和一个人有关。

       他叫陈傅良，温州瑞安人，南宋乾道八年进士，淳熙十四年冬从家乡出发，走了八十三天才到达桂阳，出任桂阳知军。他任职不过一年半，却做了一件事：组织人力物力，在舂陵江边修建了“通津码头”。

       在那之前，舍人渡只是一个天然的泥巴码头。船只靠岸，货物装卸，全凭人力在泥泞中挣扎。陈傅良来了，看见了，动手了。他让人铺上石阶，修起泊位，理顺了水陆转运的秩序。从此，舟楫停靠有了固定的处所，货物装卸有了规范的流程。舍人渡迅速兴旺起来，附近的圩市“天天赶闹子，夜夜唱小曲”。后来，陈傅良升调京师，官至中书舍人。桂阳人感念他的功德，便把这处渡口改名为“舍人渡”，附近的圩市叫“舍市”——用他的官名，记住他这个人。

        我在史料里读到陈傅良在桂阳的政绩：首为教条，戒其吏以徒善远罪，论其民以孝弟姻睦；体贴民情，积极发展农业，奏请减免桂阳军贡银二千两，为惠一方。一个知军，在偏远州郡任职不过一年半，做了这么多事，然后走了。他走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八百多年后会有人站在他修过的码头——不，码头已经在水下了——会有人站在码头沉没的地方，念起他的名字。

       这便是“舍人”二字的重量。它不是封号，不是谥号，是一个官职。桂阳人用一个官职来命名一座码头，这在中国的地名史上并不多见。他们大可以叫它“通津渡”——陈傅良自己就是这么题的。但他们不。他们要叫它“舍人渡”。因为“通津”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名字，说的是“通往津渡”，说的是交通。“舍人”说的却是人，是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读书人，是一个离开桂阳后还惦记着这处渡口、专门题字送回来的老人。他们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座码头，就是要让每一个在这里上船下船的人都知道：曾经有一个人，为了让你们方便，修了这座码头。

       而这座码头，现在在水下。

       我在水边站了很久。水面很静，静得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远处有两只白鹭飞起来，贴着水面滑翔了一段，又落下去。岸边的芦苇已经枯黄了，风一吹，沙沙地响。

       同行的当地人告诉我，1969年欧阳海水库蓄水后，舍人渡九个村庄的一千九百多口人全部移民外迁，大部分去了耒阳。据介绍，有一个姓侯的老人，是樟市镇人，当年跟着家人迁到耒阳，住了七年，又独自回来了。他回到舍人渡，发现村子没了，码头没了，青石板路没了，父母的坟也没了——全在水下。他在岸边搭了一间小屋住下来，守着这片水。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不说。只是每天傍晚，独自行走在江岸上，望着浩荡的舂陵水，心生凄怆。有时会掩面而泣，说：父母亡了，他们的房子沉在水底，再也看不见了。

       侯姓老人的经历，让我想起舂陵江上的船工们。民国时期，他们用船歌来记从桂阳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昌的漕运路线——每十五里一句，从舂陵江一直唱到长江。那些船歌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唱了。水库一修，航道一断，船工们上了岸，船歌便沉入了水底，和舍人渡的码头、街巷、青石板一起，成了水下的记忆。

       我试着想象舍人渡曾经的模样。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它“水陆转运所聚”，不像桂阳聚族而居的村落那样一个村一个姓氏，舍人渡号称“百家姓”，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氏。那些从江西来的、从广东来的、从湘西来的，操着不同的口音，在码头上找活干。挑夫、船工、客栈老板、饭馆伙计、铁匠、木匠、裁缝——他们不是同一个宗族，不拜同一个祠堂，却因为一座码头聚在了一起。舍人渡是一个“聚”出来的地方。它没有祠堂，没有族谱，没有那些聚族而居的村落所珍视的血缘纽带。它的纽带是货物——盐、铜、银、茶、布匹、药材。这些货物从四面八方来，又从这里往四面八方去。挑夫们把货物从船上卸下来，又把新的货物装上船。他们不需要知道彼此的姓氏，只需要在码头边擦肩而过时点一点头，在同一个茶亭里歇脚时递一碗粗茶，就够了。舍人渡的百家姓，是商业写下的族谱。

       这种“聚”，比宗族的“聚”更脆弱，也更动人。宗族聚在一起靠的是血缘，是祠堂，是族规，是千百年不变的祖坟山。商业聚在一起靠的只是“有利可图”。有利则聚，无利则散。舍人渡兴旺了几百年，从南宋修码头开始，到明清盐铁贸易鼎盛，到民国公路铁路兴起、漕运衰落，它一直在聚散之间浮沉。1969年，欧阳海水库大坝合龙，舂陵江的水位一天天上涨，舍人渡的居民们挑着最后一点家当，沿着山路往外走。他们回头看，水已经漫过了码头最低一级石阶，漫过了青石板街，漫过了他们住了几辈子的房屋。那一聚一散的最后一笔，不是他们自己写下的。是一座大坝替他们写下的。

       欧阳海大坝是1966年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采用双曲拱坝设计，坝高58米，总库容4.24亿立方米。1969年动工，1970年建成蓄水。大坝建成后，灌溉耒阳、衡南等地农田90万亩。桂阳人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大坝——欧阳海，桂阳人，1963年推开惊马、舍身救列车，牺牲时只有二十三岁。他们把对他的纪念，筑进了舂陵江的筋骨里。

       欧阳海推开惊马、舍身救列车的那一刻，一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将来会被刻在一座大坝上。他只是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大坝的设计师们勘测坝址的时候，一定也不知道野鹿滩曾经是舂陵江十八滩之一，以山高谷深滩险著称。他们只是按照地质报告，在最适合筑坝的地方画了一条线。那条线，恰好画在了舍人渡的下游。

       这便是历史的残酷与公平。它不会为一座码头的兴衰而改变流向，不会为一个老人的乡愁而停下脚步。它只是向前走。大坝要修，航道要断，码头要淹，人要迁。那些住在舍人渡的人们，他们在接到搬迁通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没有人记录过。但我想，一定有人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夜，独自走到码头上，在青石板上坐了很久。月光照在舂陵江上，水声和千年前一样。天亮后，他挑起担子，往山外走，再也没有回来。

       舍人渡沉入水底，不是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水下的青石板还在，码头的石阶还在，那些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的石头还在。它们只是不再被人看见了。但舂陵江的水流过它们，抚过它们，和千年前一样。侯姓老人站在江边时，他知道那些石头就在脚下，只是隔了一层水。

       从舍人渡往上游走，舂陵江两岸散落着许多遗址。

       对岸的仁义镇三都村，2011年发掘出了八千年前的千家坪遗址——那是湘南地区最早的史前聚落，出土的红白陶器、石器、骨器，带有强烈的洞庭湖文化、怀化高庙文化印记。专家认为，舍人渡一带应该是桂阳最早有人类聚居的地方。八千年了，先民们在舂陵江边搭起干栏式的房屋，烧制白陶，刻上凤鸟和太阳。他们选择这片土地的理由，和陈傅良修建通津码头的理由，和那些“百家姓”挑夫们聚在这里的理由，大约是一样的：水。

       再往下游走，瓦窑村——又是一个被舂陵江淹没的村庄。它曾经是桂阳最大的陶窑，始烧于五代，鼎盛于宋代，至今枯水季节还能看到滩涂上堆积如山的瓦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州北瓦窑平原敞旷，旧有仓基，今建常平仓。”瓦窑村是除桂阳城外唯一设有常平仓的地方——那是官府的储备粮仓，说明它曾经是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窑工们在江边挖出黏土，烧成陶器，装船运走。他们的手印留在陶坯上，和千家坪先民刻在陶壁上的凤鸟纹一样，都被舂陵江看在了眼里。

       瓦窑村的下游，还有一座东湖观。那是与桂阳城内五云观齐名的道观，曾经香火旺盛，解放后改作了樟市乡的中心完小。道士们晨钟暮鼓的声音，学童们朗朗的读书声，都消散了。更早的时候，东汉桂阳郡太守周憬，在延熹年间凿开了舂陵江的航道，“排颓盘石，铲高填低，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他凿开的那些礁石，有一些可能就沉在舍人渡附近的江底。周憬和卫飒、茨充、栾巴、许荆，被桂阳人并称为“五公”，德泽后人，名迹长存。舂陵江上的每一座渡口、每一段航道，背后都有他们的手。他们用锤和凿，把一条桀骜不驯的江，驯成了一条可以通航的水道。舍人渡后来的繁华，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

       从千家坪的陶片到瓦窑村的瓦砾，从周憬凿开的礁石到陈傅良铺就的石阶，从挑夫的号子到老人的叹息——舂陵江边的文明，一层一层地堆叠着。舍人渡是其中的一层。它被水淹没，但这一层并没有消失，只是沉入了更深的时间之中。

        水下的舍人渡，是一个被凝固的标本。它不再生长，不再变化，不再有新的挑夫住进来，不再有新的货物从这里转运。它以1969年的模样，永远停在了水底。那些青石板上的蹄印，那些码头石阶上的磨痕，那些伙铺门板上的木纹，都停在了1969年。水是一种奇特的时间介质。它淹没，也保存。千百年后，如果水退了，舍人渡露出来，人们会看到一座完整的、停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码头——像庞贝古城，像被琥珀包裹的昆虫。当然，水不会退。欧阳海大坝还在，灌溉着九十万亩农田。舍人渡将继续沉在水底，作为一座“副中心”的遗址，作为一种文明的代价。

       舂陵江把桂阳本土自然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在以漕运为主的时代，舍人渡是连接南北的枢纽——从桂阳城来的货物在这里上船，沿江北去；从长江流域来的货物在这里下船，翻越南岭南下。它是一座城市的“副中心”，是在桂阳城之外，另一个心跳。这里，再次重复1942年资料里记载着桂阳的年货运量：土靛五万担、食盐三万担、矿石两万担、烟草一万担，布匹、药材、南杂、百货、瓷器、苎麻、红枣都以人力畜力运输。这些货物从舍人渡上船下船，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转运。但正是这种“转运”，让它成了一个文明的节点。

       文明的本质，不就是转运吗？把盐从海边转运到缺盐的内陆，把铜从矿山转运到铸钱的炉火边，把一种思想从一个头脑转运到另一个头脑，把一种记忆从一代人转运到下一代人。舍人渡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朴素而伟大的事。

       天色向晚。水面从青灰变成了橘红，又变成了银灰。远处有渔人撑着竹筏经过，筏尾拖出一道细细的水痕，很快就平复了。

       我在水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是凉的。秋天了，水比空气凉得快。指尖触到水面的时候，我忽然想，这水和八百年前陈傅良站在码头上看见的水，是同样的水吗？和一千九百年前周憬凿开航道时看见的水，是同样的水吗？和八千年前千家坪先民在江边汲水时看见的水，是同样的水吗？

       是的。水是同样的水。只是码头的石阶沉下去了，青石板街沉下去了，伙铺饭馆沉下去了，九个村庄沉下去了，一千九百多口人的家沉下去了。水把它们都收走了，收进自己幽暗的深处，像收走所有曾经在它岸边活过的事物一样。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水面变得幽暗，远处的山影一层一层地淡入夜色。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片平静的水面。水下面，舍人渡还在。青石板还在，码头的石阶还在，百家姓的挑夫们踩出的脚印还在。它们只是不再被人看见了。但舂陵江的水流过它们，抚过它们，和八百年前一样。侯姓老人大概又走在江岸上了。他望着这片水，水下面是他的村子，是他父母的坟。他每天傍晚都来走一走，走在这条看不见的路上。

       我忽然觉得，舍人渡并没有真正“被淹没”。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从“水陆转运所聚”变成了“水底静默所藏”。它不再转运盐和铜，不再聚集挑夫和商贾，不再“天天赶闹子，夜夜唱小曲”。它开始转运另一种东西：记忆。每一个知道它沉在水底的人，每一个站在水边往深处看的人，都在帮它把记忆从水底转运到水面，从过去转运到未来。

       水边很静。只有微波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一下一下，极轻极轻，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下一下，数着过去的日子。

       那不是水声。那是舍人渡在水下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