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60后

张远碧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动荡的岁月，幸运之神将我们轻轻放在1960年代的晨曦里。我们是幸运的60后——比哥哥姐姐多一份安稳，躲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记忆；比父辈祖辈多一份平和，远离了战火纷飞的血雨腥风。父辈的伤痕成为我们的幸运注脚，让我们得以在和平的土壤里，开启一段独特的人生旅程。

我们的童年，是一首用纯真与欢笑谱写的田园诗。一家兄弟姐妹七八个挤在土坯房里，却从未感受过孤单；邻里伙伴三五成群，在槐树下的童谣与田埂上的谜语中追逐打闹。男娃们像泥鳅般扎进河塘，溅起的水花惊飞了芦苇丛中的蜻蜓；女娃们围坐在母亲膝边，飞针走线间绣出对“妈妈”这个角色的模仿与崇拜。那会儿的天是蓝的，心是轻的，公社卫生院的搪瓷药箱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未让烈性传染病靠近童年。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的白大褂，是我们记忆里最安心的存在——生病不必翻山越岭去县城，家门口就能找到治愈的希望。

家庭教育的底色，是父母用老茧与沉默写就的人生哲学。那年月的父母大多不识字，却吃够了“睁眼瞎”的亏，于是将“读书改变命运”的朴素信仰捧在掌心。他们或许讲不出大道理，却会在我们放学回家时，递上一把镰刀：“去，帮你叔割麦子。”在灶台边学生火，在田垄间学插秧，在邻里间学谦让——他们用沉默的行动，在我们心中雕刻出“勤劳”与“本分”的人生基石。若在学校受了老师的“体罚”，回家绝不敢告状，因为等来的不会是撑腰，而是父亲更严厉的训斥：“老师是为你好！”

学校教育的馈赠，是简陋条件下开出的理想之花。我们几乎享受了就近入学的免费教育红利，土坯墙教室里，黑板擦与算盘碰撞出知识的火花。课程表上，“学农”“学工”“学军”从未缺席：在麦田里认识节气，在工厂里触摸机器，在军训中挺直脊梁。劳动教育让我们懂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教师们虽无耀眼文凭，却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诚，在我们心中种下“四有新人”的种子。课业负担不重，学习动力却足，因为我们知道，知识是通往未来的船票。

社会教育的熔炉，将我们的青春与时代紧紧相连。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我们跟着父母下地挣工分，跟着老师参加双抢支农。盛夏的稻田里，汗水浸透衣衫时才读懂“粒粒皆辛苦”的分量；学雷锋活动中，扶老奶奶过马路、帮邻居挑水的微小善举，让“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悄悄生根。文艺宣传队的锣鼓声、勤工俭学的煤油灯，都在诉说：我们不仅是学习者，更是社会的建设者。高中毕业时，我们已能熟练拿起农具、操作机床，成为国家最需要的劳动后备军。

1977年，高考的号角吹响，我们成为第一批冲向考场的“幸运儿”。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重新拥抱。考上中专大学的，享受免费教育与生活费补助；高考落选的，也能通过招考成为教师、医生、工人。我们用知识改变命运，更让这份幸运福泽四代：父母因我们的“铁饭碗”挺直腰杆，儿女在我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会奋斗，孙辈则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享受着我们曾梦寐以求的教育资源。

我们还是低婚育成本的一代，婚姻从“父母之命”悄悄转向“心之所向”。嫁妆或许只是一床新棉被，却裹着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朴素憧憬；接生婆在家中迎来新生命，母乳与米糊喂养出强健的体魄。旧尿布洗得发白却柔软，粗布衣磨出毛边却温暖——这份“苦中作乐”的坚韧，让我们至今保持着珍惜粮食、热爱劳动的习惯。

如今，我们这代60后，已从“站起来”的见证者，成为“富起来”的建设者，再到“强起来”的参与者。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我们奔赴在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的征程上；传递民族复兴的火炬，我们深知“承上启下”的分量。感恩父母，用佝偻的脊背为我们撑起成长的天空；感恩老师，用沙哑的嗓音点亮前行的灯塔；更感恩党和国家，让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既做了幸运儿，也成了奋斗者。当银发染上双鬓，我们依然握紧接力棒——因为我们要让下一代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乡村振兴必定实现，民族复兴如期而至，这是我们对时代的承诺，也是对生命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