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道真和他的务本堂》

人类的全部历史本来就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世上每个人都曾参加过-定的历史活动，因此都在历史上产生过作用，只不过作用有大有小，质的区分则在于正面或反面。和一般人不同，历史上那些在一个或多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们将之称为历史名人。

历史是无情的。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任何一个历史名人的活动，都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也要看到，一些历史名人在某些时期，某个具体方面，某件具体的事情上，的确对历史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关键作用。

贵州历史上活跃于东汉年间的尹珍，便属于这一类人物。

说到贵州的历史名人，有名有姓的最早要算竹王。但这个来自水中，"以竹为姓"的夜郎国开创者，历史文献仅寥寥几笔带过，现存的"竹王祠""竹王坟"之类，属于后世修建，算不得真正的历史文化遗存。汉武帝时候的盛览，师从司马相如，却没有作品传下来，唯刘向的《西京杂记》中曾提到他的《列锦赋》《合组歌》两篇赋。与盛览同时期的舍人，据说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但关于他的争论很多，甚至"舍人"究竟是人名还是官职，迄今都还有争论。唯有东汉时的尹珍史载较丰，事迹清晰，被公认为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他创建的"三楹草堂"，后更名为"务本堂"，在历代都是重要的教育场所。2019年10月，正安县"务本堂"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尹珍，字道真，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死时83岁，这在1900多年前，实在是难得的高寿。最早记载尹珍事迹的文献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之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北朝王愔的《古今文字志目》，明代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对他的事迹都有述及。入清以后，研究尹珍的学者日渐增多，从官修的《贵州通志》《遵义府志》到民间的论著，但凡提到贵州的教育，无不赞扬尹珍的贡献，将其推为贵州教育之鼻祖。

尹珍这个人的生平活动颇有些传奇，尤其关于他的出生地，现在仍争论不休。《华阳国志》称："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常璩的这句"敛人尹珍"没有说清楚是县还是乡，而汉代的牂牁郡毋敛县位于今贵州省的独山，荔波一带，偏偏正安县新洲镇与重庆市南川区交界处有一个地方叫毋敛坝，于是尹珍究竟出生于今独山县--带还是正安县的毋敛坝，便成了一个多年难决的悬案。

关于尹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历史文献上说他因为感到自己生于边远荒芜之地，不知礼义，所以才远赴中原求学。《华阳国志》《后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表述不同。这种对珍千里求学精神的夸赞，是恰如其分的，但背景却与实情颇有差异。西汉武帝时"募豪民田南夷"，一大批"三蜀"大姓相继进入今贵州境，其中龙，傅，尹，董几姓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这些来自蜀郡，广汉，犍为等地的豪门，本都有着较高地位，入今贵州境后大部分居住于人口较多的郡县周边，尹珍即是其中尹氏大姓的后裔。

有着豪门家世的尹珍，显然不可能自幼"不知礼义"。贵州学者何光渝先生在《尹珍：万里求学 教化乡梓》一文中就曾质疑：尹珍如果没有读过孔孟之书，如何知道远在中原有许慎，应奉这样的学者?若尹珍是一个完全"不知礼义"的荒裔青年，忽然到中原求学，像许慎，应奉这样的大学者，又怎会慨然将这位不速之客收为门下，并"传道授业解惑"呢?

贵州历史上的封闭是由区位和自然地貌导致的，由不得自己选择。但古代儒家文化与贵州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则肯定在尹珍之前。我们且不说早于尹珍出现的盛览，舍人一类人物，不说秦修"五尺道"，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之举，只需想一想殷商之际，鬼方主已成商王的座上宾，战国时楚将庄率军在贵州的一系列活动，就足以发现先秦之际，贵州与中原已有不少交往。及至唐蒙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在南越食到枸酱，得知该物原产自蜀地，系商人"窃出夜郎"沿牂牁江卖到南越的。光凭此事即可判断，当时的贵州已是西南地区的南北商业通道，同时也证明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绝不至于迟到东汉时期才发生。尤其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贵州设置郡县后，儒家文化进入贵州则更是不可避免之事。

尹珍其人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在儒文化在贵州传播已揭开序幕，但没有扩展形成体系教育的背景下，千里跋涉至中原，师从儒学大师许慎进受深造，学成后还乡授徒。以《说文解字》享誉至今的许慎博通五经，被时人赞为"五经无双许叔重"。尹珍得这位名师传道授业解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至学有大成。东汉永初元年(107年),28岁的尹珍学成返乡，创建"三楹草堂",取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为其仁之本欤"之意，命名为"务本堂"。这就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说的尹珍"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夷始有学焉"的来源。以此观之，明清以后的人们把尹珍视为贵州汉文化的传播者，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应该说还是有历史依据的。

尹珍因得名师大儒传授，精通经术，又有启蒙教化之"德行"，守孝道之善状，遂被地方官向朝廷举荐，一度官至尚书丞郎，荆州刺史。东汉永兴元年(153年)以"少聪明，读书五行俱下"，博闻强记驰名的应奉(字世叔)出任武陵太守，年已古稀的尹珍慕名就近前往拜师，向应奉学习内容博杂的图纬，又掌握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为主体的这门儒家神学。应奉当时官至司隶校尉，师生二人同为朝廷并重，名显一时。

尹珍的出生地至今虽尚无定论，但今贵州正安县无疑是其居家，讲学，入葬之处。据后世学者研究，尹珍讲学的地点甚多，足迹遍及夜郎，毋敛，珍州，南平军，鳖县等地。1943年贵州省教育厅编撰的《贵州名贤传。尹珍》称"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尹珍设馆授徒，既启蒙教化，又对蒙童进行儒家教育，讲授《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传播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故历代均对他极为推崇。

尹珍教学不唯认真，且颇有方法。对于蒙童，先教其识字，学生所用"课本"，由其亲自用规范的正体小篆写出，按文理编成韵文，以便于记诵；待学童具备一定基础后，则将识字与理解文义结合讲授。在这一过程中，尹珍既向学童传授文字条例，造字微诣，又讲授书法艺术，解说文字教学八体，进行儒家道德教育。而他自已也日习干字，以身作则。故其教出来的学生，多有孝顺，慈爱，重信，兼恭，恪尽职守，书法水平甚高之辈。

有着汉代经师大儒身份而又孜孜不卷讲学授徒的尹珍，自汉代以后即广受世人尊重。明万历年间，今绥阳县旺草场立有"尹珍讲堂碑"，碑上镌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立"等字。194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特别从正安县东北划出一部分辖地，设置以尹珍之名命名的道真县，以纪念这位贵州历史上的教育先驱。时至今天，与尹珍教学有关的遗迹仍很多，现存有史可查的包括：贵州正安尹道真务本堂，绥阳县旺草讲堂，贵阳扶风山尹公祠，南川尹子祠旧址等。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村大桥组，占地面积约8900余平方米。整个遗址包括务本堂，魁星楼，字库塔，通道牌坊，尹珍墓和"尹先生务本堂"碑，"重建务本堂小序"碑，"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碑，"学者必由是"镌刻石柱等。其中的务本堂原为尹珍北学还乡后创建之"三楹草堂"，唐代时因其地隶于珍州乐源县，曾在原堂址设"乐源书院"。宋，元至明中期，遗址一度荒废。明中期以后，务本堂遗址日益受到关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遵义知府 政在旧址重建仍名"务本堂"。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咸丰六年(1856年)，光绪四年(1878年)曾数次重建或修葺。历次修后的务本堂，皆为讲习之所。

现存的正安尹道真务本堂，坐南朝北，占地面积5140平方米，由门厅，两厢，讲堂(正堂)与天井组成。整个建筑以轴对称合院式布局，砖木混合结构，有封火山维护墙，以小青瓦盖面，基本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无论是建筑的形制特征，还是材料和工艺特点，都保留了历史原状。遗址不仅含有不同时期的历史活动信息，从周边环境还能看出建筑选址与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尤为难得者，现存的务本堂整个建筑从柱础，裙板，腰桥和窗堂

棂雕刻均甚精美，既有中原文化特点，又有南方文化的要素，体现出贵州务本堂地高原的特定构思，审美和精神追求，对我国古代喀斯特地貌地区建筑风格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尹珍和因他而传承下来的务本堂，是汉文化和古代教育在贵州高原发端的历史见证。务本堂是尹珍北学归来创建的"三楹草堂"的历史文化延续，是尹珍出仕之外办学，传道，授业，解惑，启蒙教化的场所，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如今的务本堂虽不再具有讲学功能，但却是今人凭吊与纪念历史文化名人，倡导爱乡，勤学，奋发有为的重要文化教育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