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湖雾（纪实小说）

/ 何玉澜

民国三十一年，秋。秋风萧杀。

花湖阮家湾的雾，总比别处浓。

天刚蒙蒙亮，阮家大宅的两扇黑漆大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管家阮福缩着脖子，探出头望了望雾里的村路，又缩回去，对门房嘀咕：“今儿个雾大，怕是有客。”

阮子霞正坐在西厢房的太师椅上，就着一盏青油灯翻线装书。他五十出头，面皮白净，留着整齐的短须，一身藏青长衫，一尘不染。早年留日的经历，让他身上总带着股与乡下地主不同的斯文气，那双眼睛，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炯炯有神，像能看透这乱世里的一切藏污纳垢。

“先生，”阮福轻手轻脚走进来，声音压得低，“东头陈翻译来了，带了两个日本兵，说是太君请您去铁山赴宴。”

阮子霞眼皮都没抬，手指轻轻敲着书页：“知道了，引去东花厅，上碧螺春。”

“是。”阮福刚转身，又顿住，“还有……后门口，是王表同志他们，带了三个伤号，要借后院柴房躲一躲。”

阮子霞这才合上书，镜片后的目光闪了闪，语气平淡：“引去西跨院，让张妈煮点姜汤，把我那盒云南白药拿过去。告诉他们，安静些，别出声。”

“晓得。”阮福应声退下。

阮子霞缓缓站起身，整了整长衫领口，走到东花厅门口，脸上已堆起客套的笑。

东花厅里，陈翻译正翘着二郎腿，两个日本兵挎着枪，站在门口，眼神警惕地扫着院子。陈翻译见阮子霞进来，忙起身点头哈腰：“阮先生，打扰了，打扰了。”

“陈翻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阮子霞拱手，声音不高不低，透着分寸，“太君有何吩咐，还劳烦陈翻译亲自跑一趟？”

“哪里哪里，”陈翻译赔笑，“是西岛队长仰慕先生才学，知道您留过学，想请您去铁山据点叙叙，商量商量地方治安的事，还说要请您尝尝日本清酒。”

阮子霞微微一笑，落座，端起茶碗轻轻撇着浮沫：“西岛队长的美意，心领了。只是近日偶感风寒，身子不适，怕是不便出门。再说，”他抬眼看向陈翻译，语气淡了几分，“我一个乡下老朽，不懂什么治安，只懂守着自己的几亩薄田，图个安稳。还请陈翻译代为回禀太君，多谢厚爱。”

陈翻译脸上的笑僵了僵，他知道这位阮先生是块硬骨头，日本人几次三番来请，都被软钉子顶了回去，却又碍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不敢动粗。他搓了搓手：“阮先生，您这……西岛队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啊。”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阮子霞放下茶碗，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就说阮子霞年老体衰，不堪驱使，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别无他求。”

正说着，院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像是有人在争执。阮福慌慌张张跑进来：“先生！不好了！红学的刘三爷来了，带了十几号人，说要进来讨口酒喝，拦不住！”

陈翻译脸色一变，两个日本兵“唰”地端起枪，对准院门。阮子霞却依旧稳坐不动，只淡淡道：“慌什么，请刘三爷去南偏厅，上酒上菜，好生招待。”

他转头看向陈翻译，语气平和：“陈翻译放心，都是乡里乡亲的，红学也是地方上的弟兄，只是来讨口酒，没别的事。东花厅这边，他们不敢来扰。”

陈翻译将信将疑，却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悻悻道：“既然阮先生身体不适，那我先回去复命。只是阮先生，日本人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别太不给面子。”

“多谢提醒。”阮子霞起身送客，“阮福，送陈翻译。”

陈翻译带着日本兵走后，东花厅的门一关，阮子霞脸上的笑瞬间敛去。他背着手走到窗边，望着雾蒙蒙的院子，眉头微蹙。

还没等他喘口气，阮福又小跑着进来，脸色比刚才更难看：“先生，坏了！西边山上下来的，国军李营长的人，带了七八个兵，说要跟您‘借点粮晌’，已经到大门口了！”

阮子霞眉头一皱，很快又松开，语气依旧沉稳：“慌什么。请去北偏厅，上茶，上点心，告诉他们，阮某一定尽力筹措，让他们稍安勿躁。”

“可是……”阮福急得直搓手，“东花厅刚送走日本人，南偏厅还坐着刘三爷的红学弟兄，西跨院藏着新四军的伤号，这北偏厅再坐进国军……先生，这宅子都快成戏台子了，万一哪两拨人碰上了……”

“碰不上。”阮子霞打断他，目光扫过院子，“东、南、西、北，各走各的门，各坐各的厅，谁也不碍着谁。你去吩咐各房的下人，把路看住了，别让客人串了门。哪个厅的茶凉了，续上；哪个厅的酒没了，添上。记住了，客是客，咱们是咱们，别多嘴，别慌张。”

阮福咽了口唾沫，应了声“是”，转身去张罗。

阮子霞站在窗前，看着雾气里渐渐显出的人影——一群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拖着枪，痞里痞气，骂骂咧咧地进了北偏厅。他摇摇头，心里叹了口气。

这流水里花湖、陈盛一带，如今就是个乱麻窝。日本人占着铁山、碧石渡，烧杀抢掠；国民党顽军躲在山里，时不时下来搜刮；新四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专打鬼子；还有红学、青帮这些会道门，占山为王，谁的账都不买。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苦的只有老百姓。

而他的阮家大宅，仿佛成了这乱世里的一个世外桃源。日本人来，东花厅招待；新四军来，西跨院藏身；红学来，南偏厅吃喝；国民党军来，北偏厅歇息。各方人马都知道对方在这宅子里，却心照不宣，各踞一房，互不干涉——谁都要给阮子霞几分面子，谁也不想在这地方撕破脸。

他不是不怕。夜里躺在床上，也常辗转难眠。一边是豺狼，一边是虎豹，他夹在中间，像走在刀刃上。可他不能退，必须全力撑着。阮家湾几百口人，自家几十口人，都看着他。他若倒了，这个村子，这个家，就完了。

他留过学，见过外面的世界，知道日本人是侵略者，也知道新四军是真心打鬼子、为百姓的。所以他暗中帮新四军，送情报、送粮食、送药品、藏伤号，能做一点是一点。可表面上，他又不得不应付日本人、应付国民党军和红学，谁都不能得罪。

“先生，”阮福又悄悄进来，“王同志说，多谢您，等天黑就走。还有，刘三爷那边喝得差不多了，说谢谢您的酒，以后有人敢来阮家湾闹事，他们红学包了。北偏厅李营长的人，拿了十块大洋和两袋米，顺带两只鸡，也走了，说改日再来拜访。”

阮子霞轻轻“嗯”了一声，没回头：“知道了。让他们安静些。”

他望着窗外，雾渐渐散了，太阳露出一点微光，照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泛着冷光。他心里清楚，这样的安稳，不过是暂时的。这乱世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往后几年，日子就在这样的周旋中一天天过去。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又打过来，再后来，解放军来了，红旗插遍了江南，村子里响起欢快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50年，冬。天地茫茫。

阮家湾的风，总比别处冷。

镇反运动的风声，像寒风一样刮遍了乡间。大地主、汉奸、恶霸、会道门头子，都是要清算的对象。阮子霞的名字，也被人提了出来。

有人说他是汉奸，因为日本人常来他家，他还招待过；有人说他是地主恶霸，剥削乡民；也有人说他通共，帮过新四军；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人，他的儿子就在那边做事。众说纷纭，却没人说得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那天清晨，几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人闯进阮家大宅。阮子霞正坐在西厢房的书桌前，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头发花白了许多，眼神也黯淡了。他听到院里的脚步声，没有慌张，没有起身，只是慢慢从抽屉深处摸出一枚早已备好的金戒指，用袖子仔细擦了擦，放进嘴里。

等那些人推开房门时，他已经安静地伏在桌上，面色如常，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却一个字也没有。旁边的砚台上，搁一支吸足了墨汁水的毛笔，笔尖凝着一滴墨珠，像人的睫毛挂着的泪花。看来，他原本是想写点什么，终究还是留下一片空白……。

阮福后来对人说起，先生走的那天早上，雾特别大，对面都看不清人。先生像是早就知道了，前一天夜里把所有佣人都遣散了，还把自己那副金丝眼镜擦得锃亮，放在枕边。

阮子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枚金戒指是他母亲留下的，跟了他一辈子，最后也带走了。儿子在上海，据说解放前夕，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去了，一辈子也没回来。

雾又起了，笼罩着花湖，笼罩着阮家湾，也笼罩着这个在乱世里左右周旋、最终没能躲过时代洪流的乡绅。他曾想在夹缝里求一份安稳，护一方乡亲，可到头来，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不过是一粒尘埃，落定无声。

从此，阮家湾再也没有那个留日归来、斯文沉稳、能让四方人马都在宅子里相安无事的阮先生了。只有老人们偶尔还会说起，当年阮家大宅里，东厅、南厅、北厅、西院，各坐各的客，各吃各的饭，相安无事，那光景，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了。（根据民间传说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