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诗人访谈：彭杰访谈｜闲而没钱的年纪，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中国青年诗人访谈：彭杰访谈｜闲而没钱的年纪，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精华热点

2026-04-18 10:28:02 49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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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蓉《角度三》50x40cm布面综合材料

策划：张雨晨、丁药

访谈：丁药、张雨晨

导读：彭杰，1999年生于安徽六安，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诗歌及评论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诗刊》等刊物，曾获光华诗歌奖、东荡子诗歌奖、全球华语大学生年度诗人奖等奖项。彭杰是一位兼具学院批评能力和生活洞察力的青年诗人，他通过诗歌写作在看似互不干涉的两条路径当中找到了折中的诗艺和来自生命本真的诗思。2022年我通过“90一代青年诗人论坛”认识了彭杰，但并未进行实际、密集、具体的交谈，作为读者，我从《傍晚的静止》（可参考《诗建设》2021年秋）看到《花烛夜》，也看到他对朱朱和吉尔伯特的诗歌评论，立体如棱镜，透彻如水晶，折射出思想之力对感怀之力的反馈。屡次获奖和发表的经历让彭杰更加冷静、自律，近些年他将更多精力放置在个人写作和研究上，内在可能更加成熟稳重，但作品却释放了更多回归“少年时期”的信号，他用这样的方式平衡一首诗和一个人该有的波动，随机，悠长，不幽潜于任何“传统的阴影”下，如今的彭杰更加完整和细心，他依旧“显示出当代语境中发展汉语新感性的可能”（哑石语）和出于诗人自觉的定力，彭杰曾有一首诗叫《幻想学》，鹭鸟、暮色、小道、梦境，诗人一次次闯入未知的花园却保持了抒情该有的尺度，这便是有效的“定力”，定力并不意味着文本层面“刻舟求剑”，相反是一种被激活的动态关系，神思始终向前，夜晚不可撼动，唯有诗人意志在更加靠拢“真正的自己”，就像《世界在头脑中》中所写：再一次，我认为，小镇就在我的身体，当月亮/升起，操纵我记忆中的一些人，在街道上游荡。世界也在他的身体之中成为诗歌的象征，而诗歌给予他更加完整的躯壳，这躯壳里布满生活的星辰和锈迹，欢愉和忧郁，敏感和迟钝。我相信彭杰不愿意被归为“某一代人”，也不会把寻找一代人的共性作为重点，但他身处在一代人当中，他用诗歌发出幽微但动人的声音，印证着对自我的颠覆和重塑，一代人何不也是如此，充满特殊性，持续发出声音也可能期待“再多一点无声吧”（可参考多多《词内无家》）。彭杰的生活和写作会持续下去，他“内心的静电”会在某个失重时刻贯穿全身，以致让诸多错愕的意象放弃围猎，转而压缩到“无限的词场”，这便是彭杰的小宇宙。

——张雨晨

丁药：彭杰兄您好！通过几次闲聊，能感受到生活中您是一个干脆利落之人，似乎您所有的顿挫和忧郁，都留给了诗歌。那关于访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

诗人和评论家如叶丹、周东升评价您的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早熟”这个词。我也发现您的诗具备某种凝定的、沉郁的、审视的老成目光。非常好奇，您的这种“早熟”或“老成”，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论自觉，还是个人性情使然？

在《去公园散步》中，您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把手插进湖水里，让它能够/感受到我/在死这件事上，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这种与万物进行平等、略带疏离的对话姿态，这倒有点儿您干脆的风格了。这是您为自己的创作，刻意选定的哲学底色吗？

据我观察，近两年您的作品反而减少了“成熟”度，多了一些“稚嫩”。从早期的作品到现在，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的最重要的演进是什么？对于未来，您是否有计划拓展新的诗歌主题，或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你目前最感兴趣的诗歌可能性是什么？

彭杰：你的这个观察很敏锐，我自己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比较直率地回答你。那就是我早前的诗歌文本之所以显得“早熟”或“老成”，或许恰恰是因为心智层面的不成熟。我上学较早，比同龄人要普遍小上一两岁，行为处事也往往幼稚。大概越是欠缺什么，就越是想表现什么，另外，曾经我在生活中往往故作深沉，这其中就有害怕讲错话的缘故。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多大程度上反映到了我的写作中，但我在写作之初，就生怕在诗歌中暴露出自己的幼稚，一直试着把诗写得复杂、难以咀嚼些。现在看来，让诗表现出一种表面的沉郁顿挫感，或结构层次的晃眼、难以进入，实在并不困难。当然，它们并不是认知层面的复杂与深刻。

展开来说，这类故作深沉的姿态，可能不光是我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诗的问题。当代诗中不少“深远凝练”、载入文学史册的文本，把它们洋葱般重重剥开，所述所行也不见得多么高深。似乎诗人们都害怕被一眼望穿，需要依赖某种刻意营造的神秘性来蒙混过关，哪怕为此牺牲言说的准确与凝练。换而言之，不少诗人大抵是清楚自己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经验、感知或修辞能力，只得依赖某类故作乖张、可被批量复制的写作模式来维持身份优越感。当然，绝大部分诗人的作品，更有一眼可以望穿的自信和浅薄，这些暂且不再展开。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曾经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论调，认为诗歌是现代世界的领航者，拥有超越生活的力量。现在看来，它没法被证伪，但至少是稀缺、仅有一小部分写作勉强企及的，但诗人们却往往过早地预支了这份力量，至少我不认为我目前的诗歌中，有任何一个句子具备这种颠覆性。但反过来说，从属于现代生活的诗歌写作，其病症也就不能仅仅追溯到诗人个体的矫揉造作，它是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极端化缩影。在浩瀚而危险的世界前，我们总是希望获得一种确切的判断，并以此稳定自我的心智结构。现代诗中那些常被提及的名句，往往便蕴含了一种对世界的终极期待，如博纳富瓦的“低空中，全部的美都是警报”，或顾城那首大名鼎鼎的《一代人》。尽管晦涩难懂，但这类诗句确实有一种迷人的语言能量，在主体性陷入迷茫的社会情境中，它们也确实发挥了提神安顿的作用。问题是，今天是一个主体意识过剩的时代，是一个人过于强调自我的独一性，以至于和周遭他者与生活世界割裂的时代。现代诗这般强力的表述姿态，或许已经不再拥有那般重塑主体、对抗社会惯性的能力，而正是作为社会病症的“帮闲”而存在。

有段时间，我对约翰·霍普金斯的诗颇为着迷。作为一个生活于19世纪的教士，他的诗中既可以看到现代主体的自省，也展露出他对于某种至高存在的敬畏，以及对陌生事物的惊异与恐惧。而现代诗似乎习惯了从上向下俯瞰，将自己确立成语言艺术与精神象征的极点。甚至哪怕是那些诉说灾厄的诗句中，仍有着一种不可置疑的态度。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把波德莱尔作为诗歌现代性的起点，那么那些令人崇敬的诗人们，尽管一直在尝试着对抗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与审美平庸化，但诗人个体一直以来的独断专权，恰恰是与整个现代文明所同构的。时至今日，在激进化已成惯性乃至自我道德标榜的世界中，能够短暂停下来，思考自身的处境，仿佛才是一种真正的激进。我们能不能重新发明一种“弱”的姿态，一种“稚嫩”的声音，再次尝试着去感知这个世界？或者换个身位更低的说法，让世界重新接纳人类。我知道这很困难，并且大概率最后很难取得什么成效，但我觉得与其被空洞的自恋与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困苦所夹击，不妨这般一试。

丁药：目前您在中央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作为诗人和学者，您如何看待批评视角对创作的介入和影响？这种学术训练和批评实践，如何反过来塑造或修正您自己的诗歌创作？过多的理论知识会杀死写作吗？我注意到您的诗作在修辞和结构上功夫很深，几乎达到自我苛求的地步，——高度精密的修辞技艺。这种严谨、自律与高标，是否源于您做理论研究的习惯？如何在保持诗歌必要的复杂性与幽深度的同时，与读者建立有效的沟通？

彭杰：我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也能够理解你的顾虑。不过，所谓“理论知识杀死写作”，大抵奠基在这样一种认知前提下：过多的知识，会束缚个体的内心活动，以及他对外在景物的感知。这一前提，往往还会与“灵魂”“真诚”“心灵”等概念绑定。由此，这一理论的完整逻辑是，先验地认为每个原初个体都具备“真诚性”，而后天的知识会妨碍个体感知、言说自我。所以，一个不经世事、尚未被知识“污染”的诗人，方能够写出“纯洁无瑕”的好诗。

问题在于，我们从来都不生活在理论之外，而是每时每刻都被名为“日常”的幽灵所裹挟——它润滑了周遭世界无处不在的危险与分歧，使得个体能够将心力聚焦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而代价则是世界已然在日常理论的框架中被简化。哪怕是尚未具备心智的婴儿，同样会被周遭的人与物所浸染，同样会不得不接受语言自身的表述规则；与此同时，所谓“灵魂”“真诚”“心灵”等一系列概念，同样是在严苛的限定中发生与呈现的。我们的大部分写作，不过是顺应了日常生活的陈词滥调，所谓的“真诚”，在我看来，即便不是从未存在，也仅仅在持续的自我反省中偶尔闪现。而世面上流通的以“真诚”为名的劣质货色，多半拒绝验证，甚至也拒绝沟通——我们不能总是在这首诗契合自我认知的时候，便认为它是“真诚”的，反之则将之认定为一种语言游戏或谎言。甚至我时常会怀疑，即便是依某些说法，理论仅是某种世界情景的极端化演绎，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回到具体的私人体验。但在充斥着意识形态与商业营销的当代社会，在身体感知与主体意志都被规划的境地中，“身体”“私人”等概念还能否成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所以，在我看来，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无论接受与否，每个人从第一次学语开始，便已接受了某种语言的法则；他的行为处事，也在婴儿时期对成人的模仿中沾染了文化的痕迹，并在一次又一次重复中深入骨髓。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没有理论，恰恰说明ta完全接受了某种理论及其限制。所以，“理论知识杀死写作”说对了一半，恰恰是“真诚”“心灵”这类经过妥帖包装、被滥用的理论杀死了写作，使得我们往往庸俗且不自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不断更新的知识与宽容的心智——我将这种决心称为“将理论进行到底”——去打开日常生活理论施加在身上的限制，并在行动与思考中重塑自我。它并不意味着要偏信某种理论，也不是要将壮丽世界简化为数种规则，而是要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代替世界本身。但通过知识的持续获取，我们至少可以钻出日常生活理论的水面，深吸一口气，将熟悉之物转化为陌生。反之，我们也可以继续将日常生活理论作为盾牌，抵抗一切新的对于世界构造的见解——这不是为了保留“真诚的内心”而拒绝知识，而是以一种惰态的理论，去拒绝另一种或许更为开放的知识结构。

丁药：信息化时代使得一切都变得快速而仓促。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快速崛起，是否也带来了一种风险：一代诗人尚未真正成熟，便被时代“搁置”起来。您如何看待90后、00后的整体创作面貌？他们面临的主要机遇和困境是什么？您作为已获公认、身处学院体系的“95后”诗人代表（也许您本身并不认可这一说法），您如何定义或解释自己这一代诗人的共性或差异性？您认为你们所面对的核心诗学课题，与前辈诗人（如您深入研究的朱朱、张枣）有何不同？

彭杰：2023年的时候，我曾尝试着写过一篇谈论北京90后诗人的文章，后来实在找不到什么落脚点，只能仓促糊弄过去。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一代诗人有什么大的共性。推而广之，地域、族群、时代氛围等要素，尽管会在我们每一次对话的褶皱中显现，但我也并不觉得它们会让一群人完全区隔于另外一群人。此外，在阅读史料的时候，我隐隐有种感受，时常能够从这些前辈诗人身上发现他们的分歧与裂隙，也能够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时代同样存在的忧虑与困扰。我觉得，与其仓促地用“数智时代”“Z世代”“新媒体”“反叛的一代”等关键词，将一群人及其写作束拢，不如观察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碰撞，以及和世界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细密纹理。也可以说，我一直在克服自己做判断的欲望。

当然，你描述的生命经验匮乏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也不独属于青年人。从现代性发生之初，生命经验的均质化既是它的目的，也是它的内在动力，并且在肉眼可见的未来，只会愈发严重。我现在的想法是，北岛那一代人便曾在青少年时期遭遇过经验贫乏的困苦，只是我们长期被他们的另一类精神重负，即革命精神的同构性所吸引。然而，如果真要较真，在“朦胧诗”发生之前，城市化工业化的铺展，以及不断革新换代的媒介，已然磨平了不少经验的特殊性。如今，网络媒介虽是这一链条上最惹眼的一环，但并不是起点，并且也不会是终点。由此，居高临下地批评年轻一代的写作固然没有什么错，但很可能并无实质性的建设意义，只是在重申一个现代社会的终极问题；或自以为能通过些许陌生特殊，但本质上依旧泛滥、平庸的经验去对抗这一问题，似乎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或许需要把有道理但无意义的批评作为起点，将问题转化成方法：如果经验的同质化注定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实，以及难以避开的未来，我们还能做什么？我最近有个想法，那就是本雅明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通过模拟失去的方式去适应可能发生的境况——确保在椅子被抽走的情况下仍旧能保持坐姿。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忍受经验匮乏的现实，但我想我们需要设想一种经验真空内的写作。更何况，我们比本雅明面临的问题还要更为严重——不是失去椅子，而是身体逐渐被替代成批量生产的义肢。这种境况下，写作还有可能吗？它会以怎样的形态维续自身？——这种看似不加防御的姿态，恰恰是为了在某种可能的未来中实现有效防御。但具体的操作方法，以我现在的认知水准，还无法回答。但我会沿着这个路径继续思考。

丁药：毋庸置疑的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诗人来说，花样百出的诗歌奖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出口（发表/名气）。您获过许多诗歌奖项，这些奖项给您带来了什么，对您来说它们意味着什么？诗歌奖项、学术身份与诗人身份在你身上叠加。这些标签是加持还是压力？它们如何具体地影响你的写作心态和面向公众时的自我言说？另一方面，每一个诗歌奖都有其偏好，“聪明”的诗人会投其所好，您认为这种奖项生态会带来什么风险吗？您认为当前的各类诗歌奖是更注重文本，还是更注重非诗因素的影响（权力/学历/长相/家世）？十月诗会、星星夏令营等诸多诗歌活动。这些与其他诗人、评论家交流的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实质性的修正或启发吗？

彭杰：早年间我确实参加过不少诗歌活动，坦率地说，有段时间也确实有点得意忘形。但现在看来，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而言，站在领奖台上，由那些文学史上的人物颁奖，如果不沾沾自喜才会奇怪吧。也是近一两年，我才逐渐领悟到，倘若一个青年写作者仍愿意把诗歌作为一门终生的事业，几乎不求任何回报地向那些真正的大师靠近，哪怕终其一生也只能仰望他们，但只要能留下两三个有效的诗句，甚或者一个句子都无法成立，便已是最大的奖励。对比之下，这些奖项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实在有些微茫，不值得太多留恋。另外还得补充一句，我不敢说自己有这样的决心。毕竟这个时代不要说写作，能有个安身之所也实属不易。

现在想来，我觉得各类诗歌奖最大的益处，是能够在青年诗人们闲而没钱的年纪，提供给他们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用奖金奖励自己吃顿好的，认识些有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顺带祛魅那些诗歌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即便许多人离开校园后不再写作，我想这些也算是一些有用的经验。

顺带一提，诗人西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大致是说他们那一代人，直至今日仍对食物有着难以抑制的渴望，缘由在于，孩童时代粮食短缺，他们不得不饮用了大量的稀粥，把胃给撑大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不过还是能用精神分析理论加以说明：心智成长阶段所缺失的，总会在未来以更加剧烈的形式寻求补偿。我现在对出门远游全无兴趣，大概就是受了不少写作的恩惠。

丁药：很长一段时间内，抒情和叙事（前者是中国诗歌传统，后者来自西方史诗意识）成为对抗的双方，关于新诗是继续保持抒情还是走向叙事的争议，尤其存在于所谓口语诗和学院派的口角之中。在您看来，当代汉语新诗应当如何取舍或转向？您的诗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戏剧化”场景和“小说叙事企图”（如《花烛夜》《世界在头脑中》）。这种对叙事性的自觉追求，是为了拓展抒情诗的边界，还是源于你对“诗歌也是一种认识世界、讲述故事的方式”的不同理解？

彭杰：我大致能理解你为何会提出这个问题，围绕“叙事”和“抒情”的纷争，隐隐构成了某条新诗发展的线索。这些纷争，也不仅仅局限在现代诗领域，而是依赖于某种更为宏观的文学定义与政治原则。我比较倾向克罗齐提出的“美学牢笼”论，即文学体裁仅仅是某种相似性，而非固定的美学规则。具体来说，新诗领域“叙事”与“抒情”的边界，更接近于一种人为制造的隔阂，为的是驱逐写作中的个体感性，使得文本能够更好地发挥某种改造现实的功能——我不认为诗歌可以脱离社会脉络而存在，但这般赤裸裸的诗歌工具论，似乎也只有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才具备稀薄的合法性。此外，如果愿意，“叙事－抒情”的对子，还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乃至柏拉图，尽管那种语境中的“叙事”“抒情”，与我们所谈的概念不尽相同。

直接谈一下我的思考吧。在我看来，一个诗人的技艺呈现要比精神立场更值得关注，这并不是说后者无足轻重，而是说，相较于抽象的立场或态度，技艺更适合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试金石。毕竟，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合法性依据，一个人可以轻易为自己的谈资寻求到种种历史、现实的来源，并编织出一套看似整饬的逻辑链，哪怕是飞天意面教，或海底存在比奇堡与海绵宝宝。所以，判定一个诗人的依据，与其取决于他在说什么，不如看他在字里行间具体做到了什么。我会认为，优秀的诗人应当有一种综合的视野——不仅在写作层面，也是心智与生活能力上的健全。所以，他具备使用各种工具的手艺——他可能更偏向于使用锤子，但在需要的材质面前，也可以随时切换成斧子。我自认为还远做不到这种程度，不过我相当尊敬的一位前辈诗人哑石，就可以在各种语言范式中切换自如——或者也可以说，在成熟的诗人那里，本就不存在叙事与抒情、口语与书面语的边界。

以下两个问题为受访者自问自答，这是采访的特殊之处，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及最想表达的“私人话语”。

彭杰：怎样看待AI对文学的冲击？

彭杰：这个问题是我的自问自答。之所以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观察当代文学对AI的反应时，发现大部分讨论还是在炒剩饭——搬出所谓“人性”“灵动”“感性”这类空洞的大词，用作对抗AI写作的护城河。我并不否认这些概念，但正如我之前说明的，这套话术自身的叙事逻辑如今都已经不再那般牢固。所以我干脆去补课了些技术向的著作，也自学了点基础编程，为的就是从技术底层理解这件事。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并不觉得现在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模型，真能诞生出狭义的、通俗理解层次上的智能，至少短期内还无法抵达一个智能突然发生的“奇点”。究其根本，当代生物医学与神经科学，尚在摸索人类智能的运转机制。现在的AI模型不是在产生智能，甚至不是在模拟智能，而只是模拟、抽象人脑神经的运转机制与连接结构，通过概率运算实现近似智能的效果。具体而言，我们向语言模型投喂数据集，经过海量迭代后，模型会选择概率最大的路径输出结果——它并无判断对错的能力，也没有对错的概念，甚至不具备任何意识，只是在输出最大概率的词语组合，模仿世界的表层纹理，但并不理解世界为何如此构成。

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条技术路线正面临着双重瓶颈。一方面，语言模型训练的边际效应已经很明显，数据接近饱和后，准确率每提升一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数据搜集、算力、时间与电力成本；另一方面，AI正在成为一个资本的黑洞，它确实具备改变世界的潜力，但或许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般强力、迅疾——2025年10月以来，半年期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已从高点最大回撤13%，微软、META、特斯拉、亚马逊、谷歌等全球顶级AI巨头的股价，也普遍从高点回撤了30%到20%不等，并且仍在探底。其中固然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催化，但近几个月各大集团财报中AI巨额投入与商业变现困难的矛盾，已经让那套神乎其神的“AI叙事”出现了裂痕。它是否还能持续吸引动辄百亿美金的投资，是否还能驱动人类不断投喂天量的电力与数据，答案或许不再那么确凿。

东拉西扯这么多，还是想说明，如果要谈论AI对文学的冲击，我们首先要厘清两个基本问题：AI到底是什么，以及文学到底是什么。关于前者，我已粗略介绍了一点技术层面的皮毛。我们不能因为AI可以模仿人类书写的痕迹，就轻率地宣告文学的溃败；至于后者，我的能力无法回答，或者说，我向往的文学不仅拒绝定义人，也拒绝被人所定义。

回到最初的观察：那些用“人性”对抗AI的论调，不仅错估了技术，也错估了文学本身。AI时代的文学创作，不应当是一种对技术的简单抵抗——所谓“心灵”“感性”等概念，一方面早已像AI那般被过度神话了，另一方面，写作从来不是纯粹内心的独白，而是技术、语言、社会机制与身体经验的复杂编织。AI的加入，只是让这个事实变得更加显豁。与其在“人机对立”的框架下焦虑，不如承认，恰恰是技术参与构成了现代主体。所谓“纯然的人性”，本就只是一个叙事建构，一种现代技术的发明。例如，我们今天在文学批评中时常提及的“内心空间”，就直接来自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生命医学与生命政治。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或许不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发明文学”。

彭杰：怎样看待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联？

彭杰：这还是个自问自答。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问题，是因为过去一年里，文学领域里最火的两个话题便是AI和大众。按照我的一贯思路，在回答这个话题前，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大众。

首先，在我看来，评判大众与非大众的标准，在于权力结构的分化，以及占有财富的量级差异，而非文化身份。即便是从文化消费的层面来说，我也会刷抖音看B站逛淘宝，只是恰好从事了诗歌批评这份工作。至于所谓“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更多时候是一种文学从业者的自我拟想，并不具备什么社会影响力。或者也可以说，从我接触到的网络评论来看，绝大部分大众都正在将自己拟想为“文化精英”，可以对当代艺术自信地指手画脚。当然，学院生活可能确实发展出某些审美惯性，但我不认为当今的大学还能维持“象牙塔”般的生活。毕竟，“封闭”“保守”，有时也可以翻转过来，被理解成某种学术话语的独立性，而如今的大学早已被卷入种种权力、经济的网格之中。所以，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写作者、阅读者、批评者，以及微博热搜前吃瓜的旁观者，其实都从属于大众的一员，只不过秉持不同程度、取径的文学训练与职业分工。

至于文学，在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史中，里尔克便提出诗歌与生活之间存在着“古老的敌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于这一命题中的“生活”，往往特指一种平庸、标准的城市化、工业化生活模板。毕竟，现代艺术诞生于科学技术进步、资本主义扩张与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中。它要求开放现代文明对生活的固化理解，而现代社会则从未终止将现代诗歌收编进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尝试。

所以说，我理解的文学与大众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确切的关联。现代文学并不反对大众，也从未迎合大众的趣味，而是在两者的交界地持续发生关联——这种交界地并非预设了一个外在于权力网格的“净土”——毕竟前面谈过，包括大学在内的文化体制早已被全面社会化。文学的批判性资源，或许不在于占据某种独特的经验与权力高位，而在于语言形式的自我指涉性：当权力与资本试图将文学收编时，它们不得不经过语言这一媒介，而语言固有的歧义性、隐喻性与多义性，总会在收编过程中产生溢出——那些被标准化话语所无法消化的表达。正是这些“剩余物”，构成了文学对“标准化生活”的真正威胁。

换言之，文学与大众的关联，并非发生在某个社会地理意义上的“中间地带”，而是发生在语言事件本身所撕裂的裂隙中：当权力和消费逻辑试图闭合意义时，文学至少能够通过形式化的自我关注，短暂实现意义的滑动。以“朦胧诗”为例，当某种标准化的生活被短暂搁置，大众积极于寻求自我解放的生活方式，那么诗歌或许能够为个体提供驱动力；反之，一种给定的“大众文学”，一类经过允许才得以发生、可见的写作，可能既不属于文学，也非大众所好，而来自隐秘的权力与资本。

2026年1月6日丁药于新疆

2026年4月10日彭杰于北京

彭杰，1999年生于安徽六安，现于北京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