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静川
第一章 苔青来信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东北的雨下得格外勤。
雨是从下午开始下的，起初是细密的雨丝，打在编辑部窗外的梧桐叶上，沙沙沙沙，像春蚕啃食桑叶。到了傍晚，雨势渐渐大了起来，雨水顺着玻璃窗往下淌，把窗外的街景模糊成了一幅水彩画——路灯的光晕黄黄的，行人的伞花花绿绿的，远处偶尔驶过的汽车溅起一片水花，然后消失在雨幕里。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攥着一把拆信刀，面前堆着两摞信——左边那摞还没拆，右边那摞拆了还没回。这已经是今天处理的第四批来信了，我盯着左边那摞还剩下的十几封信，忽然觉得它们像一座小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川子，别发呆了。”
赵主编端着一杯热茶从门口进来，把茶杯墩在我桌上，茶水溅出来几滴，洇湿了一个信封的右下角。他在我对面坐下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几声，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赵编，这茶也太浓了。”我端起来呷了一口，苦得我直咧嘴，“您这是泡茶还是熬药呢？”
“浓点提神。”赵主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摸了摸口袋找打火机，“今晚咱们得把这一批作者来信都处理完，出版社那边催着要书稿的编排意见，不能再拖了。我这老腰啊，坐一天了，跟要断了似的。”
我看了看桌上的台历，上面用红笔圈着一个日期——那是文集交稿的截止日，还有不到两周。这本集子是编辑部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从全国各地征稿，收到来稿三千多篇，最终只选了不到一百篇。入选的作者遍布天南海北，有专业作家，有业余作者，有退休老干部，有在校学生，甚至还有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入选之后的事更繁琐——要逐一通知作者稿件被选用，要请他们签署授权书，要核对作者简介，要确认通信地址——每一件事都靠书信往来，一封信出去，十天半个月才有回音，来来回回，时间就这么耗进去了。
那时候没有网络。不像现在，QQ挂上，微信打开，天南海北的人就能坐在一起。谁有事，喊一嗓子，或者Q一下、M一下，几秒钟就能沟通明白。二十年前不行，投稿、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往来，全靠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封信一封信地送。晴天送，雨天也送，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邮递员裹着军大衣，脸冻得通红，照样蹬着车子满城跑。
做编辑这行，一个字，累。
但累也得干。赵主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靠的就是信誉。你给人家回信回得认真，人家就觉得你这刊物靠谱，下次有了好稿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要是爱搭不理，人家凭什么把心血交给你？
这话有道理，但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没日没夜地拆信、看稿、回信、登记、存档，一环扣一环，哪一环都省不了。
我拿起拆信刀，继续拆左边那摞。一封，两封，三封……大部分是确认收到通知后的回信，内容千篇一律——“来函收悉，感谢选用，授权书已签，随信寄回。”有些作者会多写几句，说说近况，问问稿费什么时候发，或者客气地邀请编辑有空去家里做客。这些信我扫一眼就能回复，程式化的措辞闭着眼睛都能写，无非是“来稿已收，正在审阅”“稿费待出版后统一结算”“感谢邀请，有机会一定拜访”之类的套话。
拆到第七封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右上角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戳上的地名是“黑龙江·苔青”。字迹算不上多工整，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像是怕写错了一个字似的。信封中间工工整整地写着编辑部的地址和邮编，右下角的寄件人署名是——芸琪。
苔青水泥厂。
这几个字像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扇门。
我姑妈家就在苔青水泥厂。那地方四面环山，山上的红松粗得几个人都合抱不住，树干上淌着金黄色的松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吹过松林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有人在远处吹号角。水泥厂东边有一条大河，叫汤旺河，河水清得能看见河底的石头和游鱼，夏天的时候，河水凉丝丝的，把脚伸进去，能感受到水流从脚趾间滑过的那种畅快。
我十四岁那年夏天，去姑妈家过暑假，跟着表哥们下河捞鱼。表哥一脚踩滑了，整个人栽进深水里，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水。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子，拼命往回拽，拽到浅水处，两个人都瘫在河滩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从那以后，表哥逢人就说，我这条命是川子捡回来的。
一晃快十年了。
我把信封拆开，里面是薄薄的两页稿纸，叠得方方正正的。展开来，字写得很密，但排版整齐，每一段的开头都空了两格，标点符号也用得规规矩矩。文章的题目叫《山里的夏天》，写的是林区的生活——清晨的松涛，正午的蝉鸣，傍晚的炊烟，夜晚的星空。语言朴实，没什么花哨的修饰，但读着读着，就好像真的闻到了那股松木的香味，听见了汤旺河哗哗流淌的声音。
文章末尾附着作者信息：芸琪，女，十八岁，黑龙江省某林区高中三年级学生。
我把文章又读了一遍，然后放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更重了，但我没觉得。
“赵编，您看看这篇。”我把稿纸递过去。
赵主编摘下老花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接过稿纸，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从漫不经心变得专注起来，眉头微微皱着，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默读。
“不错。”他放下稿纸，点了点头，“有生活，有真情实感，比那些无病呻吟的强多了。这姑娘可以培养培养。”他摘下眼镜看着我，“怎么，你认识这个作者？”
“不认识。”我说，“但她写的那个地方我熟悉——苔青水泥厂，我姑妈家就在那儿。我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去，汤旺河的水有多清，红松林有多密，我都知道。”
赵主编“哦”了一声，把稿纸推回我面前：“那这封信你来回。反正你熟悉那个地方，回复起来更有话说，也能拉近和作者的距离。回信写得认真点，这种有潜力的年轻作者，培养好了，将来可能是咱们刊物的常客。”
“行。”我把稿纸收起来。
赵主编拎着暖壶去打水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的雨还在下，雨声比刚才更大了些，哗哗的，像是有人在天上往下倒水。我把芸琪的稿纸又看了一遍，然后铺开一张空白的信纸，拿起钢笔，拧开笔帽。
写什么呢？
我盯着面前的白纸，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开头，都觉得不合适。写“来稿已收，拟录用”太公事公办了，这姑娘的文章写得有灵气，不该收到一封冷冰冰的格式回信。写“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又显得太随便，不够专业。
我想了想，在信纸上方正中写下日期——1992年9月17日。然后另起一行，写“芸琪同学：”，接着另起一行，开始写正文。
“你好。你的来稿《山里的夏天》已阅，编委会讨论后认为，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情感真挚，语言朴实而有韵味，拟收录入本年度文集……”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看了看自己写的这几行字，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封信除了告诉人家稿件被录用了，还应该有点别的什么——既然赵主编说让我好好培养这个作者，我总得给人家提点具体的意见，不能光说“写得不错”这种空话。
我又拿起芸琪的稿纸读了一遍，这次读得更仔细，一边读一边在稿纸的空白处做记号。她的文章写的是林区夏天的几个片段——清晨去山上采蘑菇，正午在河里游泳，傍晚坐在院子里看晚霞，夜晚听着松涛入眠。每一个片段都很短，但画面感很强，能看出她有不错的观察力，能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捕捉下来，写到纸上。
但也有问题。她的句子太碎了，很多地方该连起来的没连起来，读起来一顿一顿的，不够流畅。还有一些用词不够准确，比如她写“松涛很大声”，这个“很大声”就太口语化了，改成“松涛阵阵”或者“松涛如雷”会好一些。
我在回信里把这些意见一条一条写了下来，尽量写得委婉客气，毕竟人家是个高中生，不能打击她的积极性。写完编稿意见，我忽然想起她信上写的地址——苔青水泥厂——心里一动，笔尖就自然而然地写了下去。
“顺便说一句，苔青水泥厂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姑妈家就在那里，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去住一阵子。汤旺河的水，是我见过最清的水；苔青的红松林，是我见过最密的林子。你在文章里写的那些——清晨的松涛、河里的游鱼、山上的蘑菇——我都有印象。读你的文章，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写完之后我看了看，觉得这几句有点多余，但又舍不得划掉。犹豫了一下，还是留着了。
信写完了，我数了数，写了三页。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平时给作者回信，最多一页半，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把信折好塞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黑龙江省某林区苔青水泥厂 芸琪收”，然后贴上邮票，放在那摞待寄的信上面。
赵主编打水回来，泡了新茶，递给我一杯：“写完了？”
“写完了。”我说。
“写了多长？”
“三页。”
赵主编挑了挑眉，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三页？你对这个作者挺上心啊。”
“人家写得好，我多写几句意见，帮她提高提高。”我说。
赵主编没再说什么，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慢喝了一口。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变成了淅淅沥沥的细雨，打在梧桐叶上的声音也从“哗哗”变成了“沙沙”。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模糊的街灯，脑子里还在想着苔青——汤旺河的水声，红松林的松香，姑妈家院子里的海棠树，表哥们在河里捞鱼时的笑声。那些画面很久没有想起过了，今天被一封信勾了出来，像老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放映。
芸琪，苔青水泥厂，十八岁的高中生。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几个字，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不是心动，不是期待，只是一种很奇妙的——怎么说呢——亲切感。因为苔青这个地方，因为汤旺河那条河，因为这个姑娘写下的那些文字，让我觉得她不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是一个——怎么说——某种意义上的故人。
我把芸琪的信收进抽屉里，拿起下一封还没拆的信，继续工作。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窗外的梧桐树上，雨水顺着叶子往下滴，滴答滴答，像一首没有节奏的歌。
第二章 鸿雁传书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芸琪的回信。
那天下着小雪，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不大，细细碎碎的，被风卷着在空中打旋，落在地上就化了，把柏油路面洇得深一块浅一块。赵主编出去开会了，编辑部就我一个人。我正趴在桌上校稿，听见走廊里邮递员老王的声音：“小陈，你们的信！”
我出去接过来，厚厚一摞，最上面那封就是芸琪的。信封上贴着那张八分钱的邮票，盖着苔青的邮戳，日期是四天前的。我把那封信抽出来，先把其他的放在桌上，然后坐回椅子上，拿起拆信刀，小心翼翼地沿着信封的边缘裁开。
里面除了信纸，还夹着一张贺卡。贺卡是那种文具店里很常见的那种，封面印着一只燕子和一株丁香花，燕子的翅膀展开着，像是在飞，又像是在迎接什么。翻开贺卡，里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一行字：
“当燕子回来的时节，当五月的风铃被雨滴敲响，你也许就是我的寻找。”
字迹比信封上的还要工整，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像是练了很多遍才写上去的。那个“敲”字的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弯了一个小弧线，拖到“响”字的旁边，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两个字连在了一起。
我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把信纸展开。
信纸是那种带横线的稿纸，叠得方方正正的，折痕处已经有点发白了，说明她可能反复折叠过。信写了整整四页，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连页边距都快没有了。
“静川编辑：
你好！收到你的回信那天，我正在柜台后面整理布匹，邮递员小张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我以为是普通的通知函，就随手塞进口袋里了。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在柜台后面打开看，才看到你写了整整三页。
说实话，我读完第一遍的时候，手都有点抖。不是因为你说我的文章被录用了——这个我之前已经有预感，因为接到通知函的时候就知道大概了——而是因为你写的那些意见，还有你提到苔青的那些话。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个意见我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你说我的句子太碎了，该连起来的地方没连起来，我重新读了一遍我的文章，确实是这样。你说我有些用词不够准确，‘松涛很大声’这个‘很大声’太口语化了，应该改成‘松涛阵阵’或者‘松涛如雷’。我试着替换了一下，感觉确实不一样。你给我写的每一条意见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了，以后写东西的时候会特别注意。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你竟然来过苔青？你姑妈家就在水泥厂？你小时候每年夏天都来？你还下过汤旺河捞鱼？
天哪，汤旺河！你知不知道，我从小就在那条河边长大，夏天的时候几乎天天泡在水里。你说你表哥差点淹死，是你把他拽上来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有没有可能见过你？虽然你比我大好几岁，但苔青就这么大，水泥厂就这么大，来来去去就那么些人，说不定我们真的碰过面，只是不认识而已？
我在信里读到你说‘读你的文章，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鼻子忽然有点酸。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你懂我在写什么。不是那种客气的‘写得不错’，是真的懂。你知道汤旺河的水有多清，你知道红松林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夏天的蝉鸣有多吵。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珍贵。
静川编辑，你能不能多跟我讲讲你小时候在苔青的事？你姑妈家住在厂区还是山上？你去过小狐山吗？你去过大丰河吗？你知道苔青大桥吗？那座桥是水泥厂建的，我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从上面走，桥下的水特别深，有人在那里淹死过，我妈从来不让我从桥上走，但我偷偷走了好多次。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纸都快写不下了。那就先到这里吧，期待你的回信。
祝工作顺利。
芸琪
P.S. 你说我可以叫你‘川子’，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很亲切。那我以后就叫你川子了，你也别叫我‘芸琪同学’了，直接叫我芸琪就行。”
我读完信，忍不住笑了。
不是因为信里写了什么好笑的事，而是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人的信读起来，就像有人在跟你面对面聊天。她不端着，不装，不刻意，想到什么写什么，高兴了就写“天哪”，激动了就写“你知不知道”，那种少女特有的活泼和天真，透过纸页扑面而来，像春天的风一样，带着青草的味道。
我又读了一遍，然后拿起那天的日历看了看。她收到我的信、读完、写回信、寄出——整个周期算下来，她几乎是收到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第二天就寄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没有拖延，说明她很想回这封信，说明——至少，她不讨厌我这个编辑。
赵主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站在我身后瞄了一眼，看见我手里的信纸和贺卡，咧嘴笑了：“哟，又是那个苔青的姑娘？”
“赵编，您能不能别神出鬼没的，吓我一跳。”
“我脚步声那么大，你没听见说明你看得太入迷了。”赵主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搓了搓手，“外面真冷，这雪越下越大了。那姑娘又来了？写了多长？”
“四页。”我说。
“四页？”赵主编挑了挑眉，“上回你给她写三页，这回她给你回四页，你们这是在比赛呢？”
“赵编，您别瞎琢磨，人家就是个学生，我就是编辑回复作者来信，正常的编读往来。”
赵主编没接话，把椅子拉过来坐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咽了下去。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川子，”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了，“你跟家里……最近怎么样？”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还行吧。”我说。
“还行是怎么样？”
我没说话。
赵主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站了很久。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从细细碎碎变成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把对面的屋顶都染白了。
“川子，我跟你说个事。”赵主编背对着我，声音不大。
“您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老家调到这儿来吗？”
我愣了一下。赵主编来编辑部好几年了，从来没提过他以前的事。
赵主编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灯光下升腾、扩散，然后被窗缝里钻进来的冷风吹散。
“我年轻的时候，在老家那边一个工厂上班。那时候有个姑娘，跟我通信，写了大半年。”赵主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后来人家调走了，信也没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把话说清楚。”
他弹了弹烟灰，看着我：“川子，我不是要管你什么。你是成年人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但有些事，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该想清楚就想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
我沉默了很久，说：“赵编，我知道了。”
赵主编点了点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拿起大衣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没有转身，说了一句：“人生苦短，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听见窗外的风在呜呜地吹，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
我拉开抽屉，翻到最底层，芸琪的信整整齐齐地摞在那里，用一根橡皮筋扎着。我把橡皮筋解开，随手抽出一封，是上个月寄来的。
“川子：今天苔青下雪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去年早了十几天。雪下得很大，从早上一直下到晚上，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我爸早上起来扫雪，扫了一半就喘得不行，我让他进屋歇着，剩下的我扫。他不肯，说‘你一个姑娘家，扫什么雪’，结果扫着扫着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蹲儿，把我妈笑得直不起腰来……”
信纸的空白处，画了一个简笔画——一个小人四仰八叉地摔在地上，旁边画了几个曲线表示“滑倒”，脸上画了两条竖线表示“懵”，滑稽得很。我看着那个简笔画，嘴角忍不住往上翘，然后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我把信重新摞好，用橡皮筋扎上，放回抽屉最底层。抽屉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木头碰撞的闷响，像是什么东西被关在了里面。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客厅的灯还亮着，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进门，头都没抬：“回来了？”
“回来了。”我换鞋，把大衣挂在衣架上。
“吃了吗？”
“吃了。”
“那我先睡了。”她关掉电视，站起来往卧室走。
“等一下。”我说。
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脸，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客厅的距离，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期待，没有疑问，没有任何情绪。就好像我喊住她，并不是一件值得在意的事。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我说，“儿子睡了吗？”
“睡了。”她看了我一眼，“你今天怎么想起问他了？”
我没回答。她也没再问，转身进了卧室，门关上了。
我站在客厅里，听见卧室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在换衣服，然后关灯，然后安静下来。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窗外的风停了，雪还在下，悄无声息的，一层一层地覆盖着这个城市。
第三章 风雪夜归人
一九九四年春节前，一切都有了答案。
我和妻子之间的那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没有争吵，没有哭闹，甚至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就是一个普通的晚上，她坐在餐桌对面，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离婚吧。”
我看着她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不是因为她变了，而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看清过她。我们在一起四年，四年的时光，足够让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也足够让两个人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她说，“其实早就想好了，一直没说，是在等你也想好。”
我没接话。
“你心里有别人了，对不对？”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好奇，只是一种平静的陈述，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那个词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她点了点头，像是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没关系，”她说，“我也有。”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说的话比过去四年加起来还多。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在分开之前终于坦诚地聊了一次天。
关于儿子，我们谈了很久。
“儿子跟我。”她说，“你那边……不方便。”
我知道她说的“不方便”是什么意思。我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确实不适合带孩子。而且，孩子跟着妈妈总是好一些。
“我会按时给抚养费。”我说。
“我知道。”她点了点头，“你这个人，别的事不好说，但该负的责任你不会推。”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孩子归她，我每月付抚养费，逢年过节可以探望。签了字，各拿一个红本本，出了民政局的门，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谁都没有回头。
那天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站在民政局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空荡荡的，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子，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四面墙壁和回声。
那段婚姻结束之后，我并没有马上遇到芸琪。在那之间，还有一个人。
她叫沈兰，在邮局附近开了一家租书店。店面不大，两间门面，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书——武侠的、言情的、杂志的，按类分好，整整齐齐的。那时候租书生意还好做，花两毛钱就能租一本书看三天，附近的学生和工人都来她店里租书。
认识沈兰很偶然。那天我去邮局寄信，路过她的店，看见门口小黑板上写着“新到《平凡的世界》，欢迎租阅”。我正好想读这本书，就推门进去了。
店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沈兰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在登记什么，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租书还是买书？”
“租。”我说。
“押金五块，租金一天两毛。”她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平凡的世界》是吧？这边。”
她把书抽出来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她一眼——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看起来很安静，像她店里那些被翻旧了的书一样，有一种沉静的气质。
“你是新搬来的？”她问。
“算是吧。”我说，“刚离婚，租的房子在附近。”
她“哦”了一声，没多问，低头继续登记。
后来我成了她店里的常客。每周至少去一次，有时候租书，有时候还书，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去坐坐，跟她说几句话。她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从不废话。
我们在一起的过程很平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追求和表白。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帮她把店里的书架重新归置了一遍，干完活已经很晚了，她给我倒了一杯水，两个人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上的路灯。
“川子。”她说。
“嗯？”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是。”
她点了点头，说：“我也是。”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
沈兰不是那种会把感情挂在嘴边的人。她不会说甜言蜜语，不会撒娇，不会生气让你哄。她把感情藏在行动里——我加班晚了，她会给我留一盏灯；我感冒了，她会默默煮一碗姜汤放在桌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不会追问，只是坐在我旁边，翻她的书，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确认我还在。
那段婚姻维持了两年。
离婚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人不合适。复杂地说——沈兰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一个每天按时下班、周末陪她逛街买菜的男人。而我那时候刚从编辑部出来，心不定，人也不定，总想去外面闯闯。
我们之间的裂痕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那天我接到海南那边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那边有个机会，问我要不要过去看看。我跟沈兰说了，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你又要走？”
“我就是去看看，不一定去。”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声音很平静，但眼眶红了，“上上次也是。”
我没法反驳。从我们在一起开始，我就一直在折腾——一会儿想去北京，一会儿想去海南，一会儿想创业，一会儿想换工作。我的心安定不下来，她也跟着我不安定了两年。
“川子，”她看着我，“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不上来。
“你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你。”她低下头，声音很轻，“我给得了的东西，你不想要。”
那段时间我们冷战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跟谁说话。我睡沙发，她睡卧室，两个人像合租的室友一样，客气、礼貌、疏离。每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了。
最后是她先开口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离婚协议书”几个字。沈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很久没有翻页。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她说，没有抬头，“你也是。”
我沉默了很久，在纸上签了字。
沈兰看了一眼签了字的协议书，折好放进口袋里。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换了鞋，拿起包，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
“川子。”
“嗯。”
“那个姑娘——给你写信的那个——你去找她吧。”
我愣住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沈兰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她店里的那些旧书一样，有一种岁月沉淀过的平静，“你的抽屉里那些信，我看过。不是偷看，是你忘了锁抽屉。”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用解释。”沈兰说，“我早就知道了。你跟她的信，跟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你给我的信像在交代事情，你给她的信像在……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在跟另一个自己说话。”
她打开门，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哗地响。
“川子，去找她吧。”她说，“别让自己后悔。”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消失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听见窗外的风在呜呜地吹，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
第二天，沈兰来搬走了她的东西。书、衣服、那副黑框眼镜。她把店盘给了别人，搬回了老家。走之前，她给我留了一本书，是那本《平凡的世界》，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各自珍重。
那本书我到现在还留着。
离婚后不久，我就去了海南。说是去闯荡，其实也是在逃避。逃避什么？逃避吉林的一切——失败的婚姻，租书店里空荡荡的书架，还有抽屉里那些没寄出去的信。
海南的日子和东北完全是两个世界。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咸腥的味道。新的刊物，新的同事，新的工作方式，一切都从头开始。主编是个四十多岁的湖南人，说话语速极快，做事雷厉风行，对稿件的要求近乎苛刻。我在他手底下干了不到一年，被他退回的稿子比我在东北三年加起来的还多。
那段时间我拼命工作，白天编稿，晚上写稿，周末还要出去跑采访。累是真累，但也是真充实。累到极点的时候，脑子里就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那些关于信、关于芸琪、关于“如果当初”的事。
但人的脑子不是你想让它不想它就不想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海风吹动窗帘，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就会想起东北的雪，想起苔青的松涛，想起那些年收到的一封封信，想起信纸上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和歪歪扭扭的简笔画。
想也没用。信断了就是断了。她不知道我的新地址，我没法给她写信，就算能写，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告诉她我离了两次婚？告诉她我有个儿子？告诉她我在海南一事无成？
这些话，写出来就像在诉苦，又像在博同情。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也不想让她觉得我在用这些事打动她。
一九九五年春节刚过，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母亲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老毛病又犯了，血压高，头晕，在医院住了几天，已经没事了。但我妈在电话里说：“川子，你回来一趟吧，妈想你了。”
就这一句话，我的眼眶就红了。
我跟主编请了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从海口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吉林，三天两夜的行程，换了两趟车。窗外的景色从椰子树变成了白杨树，从稻田变成了麦田，从绿色变成了灰色——越往北走，颜色越单调，空气越冷，风越硬。
到吉林那天，天正下着小雪。
我妈站在门口等我，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她看见我从巷口走过来，眼眶就红了，嘴上却说着：“瘦了，瘦了不少，在那边没好好吃饭吧？”
“吃了，妈，您别操心。”我把行李放下，环顾了一圈，家里还是老样子。院子里的杏树比走的时候粗了一圈，光秃秃的枝干上落了一层薄雪。墙角的芍药已经枯了，等春天才会重新发芽。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汤去。”我妈说着就往厨房走。
“妈，我不饿，您别忙了。”
“不饿也得吃，你瞅你瘦成啥样了。”我妈根本不听我的，麻利地点火烧水，不一会儿就端出一碗热腾腾的排骨汤来，上面飘着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
我端着碗喝汤，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眼睛里的心疼毫不掩饰。
“妈，我姑妈那边还好吗？”我一边喝汤一边问。
“好着呢，前几天还打电话来，问你啥时候回来。”我妈说，“你姑妈说苔青那边变化挺大，水泥厂扩建了，修了新路，还建了个公园。你表妹小玲结婚了，嫁了个在水泥厂上班的小伙子，日子过得还行。”
“小玲结婚了？”我想起那个小时候跟我一起下河捞鱼的表妹。
“对了，”我妈忽然想起什么，“前几天来了你一封信，我放在抽屉里了，你看看吧。”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什么信？”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不知道，你自己看呗。”我妈站起来收拾碗筷，“我锅里还炖着东西呢，你慢慢喝。”
她进了厨房，我走到写字台前，拉开抽屉。
一个白色的信封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右上角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盖着苔青的邮戳。信封上的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一笔一划都那么认真，仿佛写的时候生怕我认不出来。
我拿起信封，手指有些发抖。翻过来，封口处用胶水封得严严实实的。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
是那种带横线的稿纸，叠得方方正正的，折痕处已经发黄了。我把信纸展开，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鼻子忽然一酸。
“川子：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还好吗？……”
第四章 故人归来
信的内容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川子：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还好吗？我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因为我寄的还是你原来编辑部的地址。如果你已经不在那里了，这封信可能会被退回，也可能会被某个不认识你的人拆开看，然后扔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写这封信。我高中毕业了，现在在家里帮忙做生意。我妈在广州那边有生意，我姐在河南，家里就我和我爸。我们家的花纱部是我在站柜台，每天迎来送往的，挺忙的，但也挺有意思。前段时间去沈阳进货，本来想到吉林看看你，可是又怕你不在，所以没去。如果下一次再路过吉林，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到时候，你可千万别不欢迎我呵。说真的，你的上一封信太短了，短得我看了好几遍都没反应过来。你说你要走了，去哪里？去多久？还回来吗？你什么都没说。我有时候会翻以前你给我写的那些信，有一封写汤旺河的，我特别喜欢。你说我写的东西有生活，其实我觉得你写得比我好多了。你写的那句‘河水偷偷地搬运山与山之间相互叠起的落寞与宁静’，我到现在都记得。川子，等你安顿下来了，给我写封信好吗？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芸琪”
我把信放在写字台上，看了好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是啊，好久没收到了，我也没有给她写过。从我寄出那封只有一行字的告别信到现在，快一年了。
一年，三百多天，足够发生很多事了。足够我结一次婚，又离一次婚。足够我从东北跑到海南，又从海南跑回来。足够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变成十九岁的待业青年，又变成百货商店的售货员。
而我呢？我变成了什么？一个离过两次婚的男人，一个付着抚养费却很少去看儿子的父亲，一个一事无成灰溜溜从海南跑回来的失败者。
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站在她面前？
那几天我在家里闷着，哪儿也不想去。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偶尔看看电视，翻翻报纸，连门都不出。我妈看我这样，嘴上不说，心里着急。
第四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妈终于忍不住了：“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吧？”
“我再想想。”我扒拉着碗里的饭，没抬头。
“想什么想？你这么大个人了，离了婚就不过日子了？”我妈的声音提高了，“我跟你说，你要是觉得在家闷得慌，就出去走走。你不是说小时候老去你姑妈家吗？好多年没去了吧？去看看你姑妈，散散心。”
我妈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姑妈家在苔青，芸琪也在苔青。
可是——去了又能怎样呢？我能跟芸琪说什么？“我离过两次婚，有个儿子，刚从海南回来，没工作”——这些话说出来，她会怎么看我？
我妈见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川子，妈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辈子，该吃的苦吃了，该摔的跟头摔了，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那个姑娘，你要是想去见，就去见。人家要是嫌弃你，那是人家的事；你自己不去，那是你的事。别让你自己后悔。”
我沉默了很久。
“行，我去看看姑妈。”我说。
出发那天是个晴天，雪停了，阳光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去火车站买了票，是开往乌伊岭的慢车，哐当哐当地要走一天一宿。
火车上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占了一整条长椅，把行李当枕头，躺在上面看窗外的风景。车过了哈尔滨之后，窗外的景色就变了，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变成了起伏的山岭，山上的松树被雪覆盖着，像披了一层白纱。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见了芸琪，第一句话说什么？“好久不见”？我们压根就没见过面。“终于见面了”？太正式了，像在谈生意。“你好”？太生分了。
想来想去，什么答案都没有。
第五章 苔青重逢
火车咣当了一天一宿，第二天下午才到苔青站。
从站台上望出去，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水泥厂的大烟囱还在，灰白色的烟柱直直地升上去，被风吹散，融入灰蒙蒙的天空里。厂区周围多了不少红砖楼房，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但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雪化了之后泥泞不堪。
我拎着行李出了站，站在站前的空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冷。冷得透彻，冷得清爽，冷得每一个肺泡都像被冰水洗过一样。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有松木的香，有煤炭的烟，有炊烟的气息，还有雪的味道。这种味道我太熟悉了，它藏在记忆的最深处，平时想不起来，但一闻到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姑妈家从厂区附近搬到了小狐山四十户，离车站挺远的。好在我对苔青还算熟悉，一路打听过去。苔青不大，就那么几条街，拐来拐去就那么些地方。路上碰到几个年纪大的，一说姑父的名字，对方就“哦”一声，然后热情地给你指路。
姑妈家的院门是那种铁皮焊的，刷了绿漆，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铁锈。院墙上堆着几摞劈好的木柴，整整齐齐的，码得像城墙一样。院子里传来鸡叫的声音，还有狗叫的声音。
我推开院门，一条大黄狗冲过来，围着我转了两圈，闻了闻我的裤腿，然后摇了摇尾巴，趴回墙角去了。
“谁啊？”姑妈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面粉。
“姑妈，是我，川子。”
姑妈愣了一下，然后锅铲“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川子？真是川子？哎呦我的天，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外面冷！”
姑妈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记忆中多了不少，但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爽朗，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姑父从里屋出来，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他看见我，推了推眼镜，端详了半天才认出来：“川子？真是你啊？长这么高了！”
“姑父，我都三十了，还能不长高吗？”我笑着说。
姑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喊：“老头子，快给川子倒水。川子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
“姑妈，别忙了，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怎么能不饿？”姑妈根本不听我的，麻利地系上围裙，点火烧水，不一会儿就端出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来，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还撒了一把葱花。
我确实饿了，端起碗来呼噜呼噜地吃，吃得满头大汗。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笑眯眯的，眼睛里全是慈爱。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姑妈说，“你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在那边没好好吃饭吧？”
又是这句话，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我笑了笑，没解释。
吃完面，姑妈给我泡了一杯茶，坐在炕沿上跟我拉家常。她问了我妈的身体，问我在海南的工作，问着问着，就拐到了婚姻上。
“川子，你又离婚了？”姑妈压低声音。
我点了点头。
姑妈叹了口气，没问为什么。她就是那种人，不该问的从来不问，不该说的从来不说。她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说了一句：“过去了就过去了，别老搁在心里。”
下午，表妹小玲来了。
小玲比我小五六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汤旺河里捞过鱼，在山上采过蘑菇，感情一直不错。她已经结婚了，嫁了个在水泥厂上班的小伙子，圆脸，爱笑，还是那两颗小虎牙。
“哥！”小玲一进门就扑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你怎么来了？想死我了！”
“来看看你们。”
小玲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容收了收，眼神里多了些什么：“哥，你又瘦了。”
“胖了不好看。”
“得了吧你。”小玲拉着我坐下，瓜子壳嗑了一地，“哥，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芸琪知道你来了。”
我的心跳了一下。
“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我跟芸琪说了。”小玲看着我，眼睛里有试探，也有认真，“哥，你这次来苔青，是不是就是为了看芸琪？”
“我就是来看姑妈的。”
“得了吧你，”小玲捅了我一下，“你骗得了我妈骗不了我。你要是来看我妈的，你怎么不早点来？偏偏这时候来？”
我被她说得无言以对。
小玲收了笑容，认真地看着我：“哥，芸琪等你很久了。”
我没说话。
“你走了之后，她给你写过好多封信，都寄到编辑部去了，后来听说你不在那里了，那些信都被退了回来。她一封都没舍得扔，全锁在柜子里。”小玲的声音低下来，“哥，你要是对人家没意思，你就跟人家说明白了。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你就大大方方的。”
我沉默了很久。
“小玲，我离过两次婚。”我说。
“我知道。”
“我有个儿子，在吉林，跟着他妈。”
“我知道。”
“我没工作，刚从海南回来，一事无成。”
小玲看着我，眼睛里有心疼，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坚定：“哥，你说的这些芸琪都知道吗？”
“她不知道。”
“那你就该告诉她。”小玲说，“她知道了还愿意跟你，那是她的选择；你瞒着她，那是你骗她。你觉得哪个对？”
我愣了一下。
“走吧。”小玲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我带你去百货。芸琪在上班，正好路过那儿。”
“等一下。”我说，“我先去办件事。”
“什么事？”
我没回答，站起来出了门。
苔青只有一条主街，街上有邮局、百货商店、银行、卫生院，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我走进邮局，买了一沓信封和邮票，然后站在邮局的柜台前，拿起笔，在信封上写下自己的地址和姓名。
小玲跟在我后面，看着我的动作，没说话，但嘴角慢慢翘了起来。
出了邮局，小玲拉着我往百货走。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栋灰色的水泥楼，门口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海报。小玲拉着我走进去，一楼是日用百货，二楼是服装鞋帽。芸琪在花纱部站柜台，卖布匹和针头线脑。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工作服，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正弯腰从柜台下面拿什么东西。柜台前面站着几个顾客，她一边拿东西一边跟人家说话，脸上带着笑，声音不大，但清脆好听。
她比照片上瘦了一些，下巴尖尖的，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小玲拉着我走过去，芸琪抬起头，看见小玲，笑了：“小玲，你来了？要买点什么？”
“不买不买，就是路过进来看看。”小玲趴在柜台上，笑嘻嘻地说，“芸琪，我给你介绍个人。”
芸琪这才注意到站在小玲身后的我，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小玲，有些茫然：“这是……”
“这是川子啊，我表哥，你不认识啦？”小玲捂着嘴笑，“你不是认识川子吗？这就是川子。”
芸琪愣住了。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她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起来，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像三月的桃花，像傍晚的晚霞。
“你是……川子？”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是，我是川子。”我说，“芸琪，你好。”
芸琪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的眼圈忽然红了，飞快地低下头，假装整理柜台上的布匹。
小玲在旁边看着，笑得不行：“芸琪，你脸红什么呀？你不是说想见川子吗？人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小玲你别胡说！”芸琪抬起头瞪了小玲一眼，然后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我，嘴角慢慢翘起来，“川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刚到。”
“住多久？”
“还不知道，看情况。”
芸琪点了点头，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她看了我一眼，然后飞快地把目光移开，移到小玲身上，移到柜台上的布匹上，就是不敢再跟我对视。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她说，声音轻轻的，“我爸要是知道你来了，肯定高兴。”
“行。”我说。
芸琪又看了我一眼，这次没躲开。她看着我的眼睛，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完了，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得鼻子上皱起了细细的纹路，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那就这么说定了。”她说。
第六章 姑妈家的晚饭
那天下午，芸琪提前下了班，跟我们回了姑妈家。
她换下了工作服，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还是扎着马尾。她手里拎着两袋东西，一袋是水果，一袋是点心，进门就喊：“姑妈，我来了！”
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看见芸琪就笑了：“芸琪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你这孩子，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
“顺路买的，也不值几个钱。”芸琪把东西放在茶几上，撸起袖子就进了厨房，“姑妈，我帮您择菜。”
“不用不用，你坐着去，跟川子聊聊天。”
“没事，我坐着也是坐着。”芸琪说着就蹲在厨房地上，拿起一把韭菜，一根一根地择起来。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芸琪蹲在地上择菜。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短短的，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她择菜的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
小玲窝在沙发上嗑瓜子，翘着二郎腿：“芸琪，你站一天柜台了，不累啊？”
“累啥，习惯了。”芸琪头都没抬。
晚饭是姑妈做的，满满一桌子菜。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血肠，都是东北的家常菜。芸琪帮着端菜摆碗筷，跟姑妈家的人都很熟，说话也不见外。
饭吃到一半，姑妈忽然问：“芸琪，你妈呢？还在广州？”
芸琪点了点头：“嗯，过年都没回来，说那边的生意走不开。”
“你妈也是不容易，一个女人在外面闯荡。”姑妈叹了口气。
芸琪笑了笑，没接话，低头扒饭。
吃完饭，小玲和芸琪在厨房洗碗，姑父在客厅看电视。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看着远处的山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哥，外面冷，进屋吧。”小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透透气。”
小玲靠在院墙上，看着我：“哥，你跟芸琪说话了吗？”
“还没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说什么？”
“说你的事。”小玲认真地看着我，“哥，我跟你说，芸琪这个人，看着嘻嘻哈哈的，其实心思重。她等你等了这么久，你不能瞒她。”
我掐灭烟，没说话。
“你自己想想吧。”小玲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进屋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听着风吹过松林发出的呜呜声。手里的烟早就灭了，只剩下一截烟蒂，被我捏得变了形。
院子里很安静。远处的狗叫了一声，又安静了。月光照在雪地上，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像铺了一层白霜。院墙上堆着的木柴在月光下拉出长长的影子，一根一根的，像栅栏。
“川子。”
我转过身。芸琪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的大衣。
“外面冷，穿上吧。”她把大衣递给我。
我接过来披上。芸琪没有进屋，站在我旁边，也看着远处的山影。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白得透明，睫毛在脸上投下细细的阴影。
“芸琪。”我说。
“嗯？”
“我有话跟你说。”
芸琪转过头看着我，月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
“我离过两次婚。”我说。
芸琪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第一次，有个儿子，跟着他妈。我在吉林的时候，每个月去看他一次，给抚养费。”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说出来了反倒轻松了，“第二次，是她跟我提的。她开了个租书店，我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后来……不合适，就分了。”
芸琪还是没有说话。
“我刚从海南回来，没工作，没房子，没存款。”我看着她的眼睛，“你认识的那个川子，是写信的川子。那个川子会写好看的字，会说好听的话。但那个川子不是全部的我。真实的我，是这个样子的——离过两次婚，有个儿子，一事无成。”
芸琪低下头，看着地上的雪。月光照在她头顶，她的头发上像是落了一层霜。
“芸琪，你要是……”
“你以为我不知道？”芸琪抬起头，看着我。
我愣住了。
“你以为小玲没跟我说过？”芸琪的声音很轻，但很稳，“你第一次离婚的事，小玲跟我说过。你有个儿子，我也知道。你第二次离婚的事，小玲前两天刚跟我说了。”
“你……都知道？”
“都知道。”芸琪看着我的眼睛，“你离过几次婚，你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工作——这些我都知道。”
“那你……”
“那我还在这里，是吗？”芸琪的眼睛里有光在闪，但她没有哭，“川子，你觉得我在乎的是这些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芸琪往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了。月光照在我们之间，照在她仰起的脸上。
“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她说，“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有没有离过婚。是你这个人。”
“可是……”
“没有可是。”芸琪打断我，“川子，我等你等了这么久，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可是’的。”
风从山上吹下来，吹起芸琪的头发，吹起她棉袄的衣角。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川子，你看着我的眼睛。”她说。
我低下头，看着她的眼睛。
“你喜不喜欢我？”她问。
“喜欢。”
“那你还想不想跟我在一起？”
“想。”
“那不就完了。”芸琪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得鼻子上皱起了细细的纹路，“其他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但握得很紧。
“走吧，进屋吧，外面冷。”她说。
我们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芸琪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川子。”
“嗯？”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她认真地说，“谢谢你没骗我。”
我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忽然被人轻轻拨了一下，发出了一个低沉的、悠长的音符。
那天晚上，芸琪走后，小玲凑过来问我：“哥，你跟芸琪说了？”
“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知道。”
小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就知道。芸琪这个人，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比谁都明白。”
第七章 小兴安岭的夏天
那次见面之后，我和芸琪的通信又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频繁了——几乎每天一封。
那时候我已经在吉林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工资不高，但总算稳定下来了。每个月的工资，三分之一寄给前妻做儿子的抚养费，三分之一付房租，剩下的三分之一过日子。日子紧巴巴的，但能过。
芸琪的信还是那么勤，几乎是我寄出一封，隔两三天就能收到她的回信。她的信越写越长，有时候七八页纸，写得密密麻麻的。她什么都跟我讲——讲店里的顾客，讲新进的布料，讲她爸又喝醉了唱歌，讲她妈从广州打电话回来骂她爸。
有一天，我在信里跟她说了我儿子的事。
“芸琪：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我有个儿子，今年六岁了，跟着他妈。我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带他出去玩半天。抚养费我每个月都按时给，不会断。这件事我不会瞒你，也不会因为跟你在一起就不管他。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芸琪的回信很快来了。
“川子：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说‘反悔’这个词？我反悔什么？我有什么好反悔的？你有儿子，我知道。你要管他，应该的。你要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管，我反倒不敢跟你在一起了。下次你去吉林看他的时候，替我给他带个好。对了，他喜欢什么？下次我给他买点东西你带过去。”
我读完信，笑了。
一九九五年初夏，我又去了苔青。
这一次不是路过，是专程去的。我带了一个旅行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带了一本书——沈从文的《边城》。那本书是沈兰留给我的，扉页上写着“各自珍重”四个字。我带这本书来苔青，说不清楚是什么心理。也许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也许只是习惯性地带一本书在身边。
火车还是咣当咣当地走了一天一宿。到苔青的时候是下午，芸琪在车站接我。
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站在月台上，手里捧着一束野花。看见我从车厢里出来，她笑了，跑过来，把花塞进我怀里。
“你又瘦了。”她说。
“你也瘦了。”我说。
“我瘦了好看。你瘦了不好看。”她歪着头看我。
“那我回去多吃点。”
“这还差不多。”她笑了，接过我的旅行包，“走吧，我爸在家等着呢。”
芸琪的家是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院子用木板条围了一圈高高的栅栏，上面爬满了牵牛花。院子里的海棠树正在开花，粉白色的花瓣落了一地。墙角种了几株芍药，红艳艳的花朵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芸琪的父亲站在门口。
他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微微发福，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很好，眼睛很亮。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
“你就是川子？”他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伸出手来，“来，握个手。芸琪老提起你，今天总算见着真人了。”
“叔叔好。”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厚实，很温暖，很有力。
“进屋进屋。”老曲拉着我进了屋。
屋子里收拾得很整洁。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茶几上摆着几本杂志，还有一本我们以前编的那本集子。
“喝茶还是喝酒？”老曲问我。
“叔叔，喝茶就行。”
“喝茶有什么意思？喝酒喝酒。”老曲说着就去了厨房，端出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还有一瓶白酒，“这是咱们本地的酒，叫‘小兴安岭’，你尝尝。”
芸琪在旁边说：“爸，人家刚下车，饭还没吃呢，你就让人喝酒。”
“边喝边吃嘛。”老曲把酒杯满上，推到我跟前，“来，第一杯干了，算是见面礼。”
我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酒很烈，辣得我直咳嗽。
老曲哈哈大笑：“好！痛快！”他也干了杯，又给我满上。
“川子，我问你，”老曲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你在吉林那边，现在做什么工作？”
“文化公司做策划。”我说。
“稳定吗？”
“刚干了几个月，还行。”
老曲点了点头，又问：“你那个儿子，多大了？”
芸琪在旁边踢了她爸一脚。老曲装作没感觉到，看着我。
“六岁了。”我说，“跟着他妈，我每个月去看他一次。”
老曲又点了点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慢慢说了一句：“男人，该负的责任得负。”
“叔叔说得对。”
老曲没再问下去，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旧相册，翻了几页，递给我看：“这是芸琪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
照片里是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穿着一条红色的背带裤，站在雪地里，手里拿着一个雪人，笑得露出了两颗缺了的门牙。
芸琪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看见相册，脸一下子红了：“爸！你怎么又拿这些照片出来给人看！”
“怎么了？又不是见不得人。”老曲把相册抢回去，翻到另一页，“川子你看，这是她初中毕业照的。”
芸琪气得直跺脚，把菜往桌上一放，过来抢相册。老曲笑着把相册藏到身后，爷俩闹成一团。
我在旁边看着，笑了。
第八章 汤旺河畔
在芸琪家住下的第二天，我们去了汤旺河。
那天天气特别好，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河水还是那么清，那么凉，哗哗地流淌着。河边的柳树已经绿了，柳絮漫天飞舞，落在水面上，像一层薄薄的雪。
芸琪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被冰得直咧嘴：“好凉好凉！”
“夏天就好了，夏天水是温的。”我也脱了鞋，坐在她旁边的石头上，把脚泡进水里。
“小时候我常来这儿，”芸琪说，“夏天的时候跟同学来游泳，冬天的时候来滑冰。有一次冬天我来滑冰，冰还没冻实，我一脚踩下去，整个人掉进水里。”
“真的假的？”
“真的。”芸琪笑起来，“幸亏水不深，我自己爬上来了，但是棉裤全湿了，冻得我直打哆嗦。我不敢回家，怕我妈骂我，就跑到同学家去烤棉裤。”
“你妈没发现？”
“没有，但我爸发现了。回家之后我爸跟我妈说了，我妈气得追着我打了三条街。”
我笑了。
芸琪收了笑容，看着远处的山，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川子，我跟你说说我妈的事吧。”
“嗯。”
“我妈以前不是这样的。”芸琪说，“我哥出事之前，她特别开朗，爱笑，爱串门，跟街坊邻居关系都很好。后来我哥走了，她就变了。不爱笑了，不爱出门了，后来索性跑到广州去了，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不想在苔青待着。”
芸琪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她这些年一个人在广州，吃了不少苦。她从来不跟我们说，但我知道。一个女人，在外面闯，哪有那么容易。”芸琪低下头，“所以她对你态度不太好，你别怪她。她是怕我吃苦。”
“我不怪她。”我说。
芸琪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在闪。
“川子，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我妈不是坏人。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我好。”
“我知道。”
我们在河边坐了很久。太阳从东边慢慢爬到头顶，又从头顶慢慢滑向西边。河水一直在流，柳絮一直在飞，风一直在吹。
芸琪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
“川子。”她忽然开口。
“嗯？”
“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们走不到最后。”
我想了想，说：“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缘分。”我说，“我们从写信到现在，快四年了。四年的时间，足够让很多事情发生，也足够让很多事情沉淀。如果这份感情是假的，早就散了。它没散，就说明是真的。”
芸琪睁开眼睛，抬起头看着我。
“而且，”我说，“我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最坏的事都经历过了，还能坏到哪去？”
芸琪看着我，忽然笑了。
“你这个人，”她说，“说话还是那么好听。”
“不是好听，是真的。”
芸琪站起来，跑到河边，弯腰捡了一块石头，侧着身子，手腕一抖，石头飞出去，在水面上跳了四下，然后沉了下去。
“怎么样？”她转过身来，双手叉腰。
“不错。”
“那你打一个。”
我也捡了一块石头，学着她的样子一甩——噗通一声，沉了。
芸琪笑得前仰后合。
我也笑了。笑得很放松，很畅快。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第九章 老曲的歌
在苔青住了一周之后，我和老曲已经混得很熟了。
每天早上，我跟他一起去菜园子浇水。老曲的菜园子不大，但种的东西不少——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辣椒，样样俱全。
“川子，你看这黄瓜，长得多好。”老曲摘了一根黄瓜，在衣服上擦了擦，递给我。
我咬了一口，脆生生的：“好吃。”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侍弄的，没打过农药。”老曲得意地说，“我跟你说，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些菜，看着好看，吃起来没味儿。自己种的就不一样，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吃着放心。”
老曲蹲下来拔了几根杂草，忽然说了一句：“川子，我跟你说个事。”
“叔叔您说。”
“芸琪她妈这个人吧，嘴硬心软，你别看她嘴上说得厉害，其实心里有数。”老曲点了一根烟，“她常年在外面跑，对家里的事管得少，心里有愧，所以对芸琪的事特别上心，生怕女儿吃亏。你理解理解她。”
“叔叔，我理解。”
“理解就好。”老曲拍了拍我的肩膀，“芸琪这孩子，从小懂事，不让人操心。她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话，但我看人还行。你这人实在，不虚头巴脑的，这一点我就看上了。”
“谢谢叔叔。”
“别谢我，我又没帮你说好话。”老曲嘿嘿笑了，“我跟她妈说了，我说‘你让川子跟芸琪处一处，行就行，不行拉倒，你别一棍子打死’。她妈没说话，没说话就是默认了。”
浇完菜园子，吃过早饭，我就跟芸琪去百货。
苔青的百货商店不大，就两层楼。芸琪的花纱部在一楼最里面，是一个不大的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架子，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布料。
芸琪干活很利索。有顾客来买布，她拿起尺子一量，剪刀一剪，“咔嚓”一声，布就下来了。她跟顾客说话也有一套，不卑不亢的，该让价的时候让价，该坚持的时候坚持。
“芸琪，你这口才，不去当销售员可惜了。”我说。
“我现在不就是销售员吗？”她笑了，“还是卖布的高级销售员。”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在百货旁边的小饭馆吃饭。饭馆不大，但炒菜味道不错。我们常点两个菜，一碗汤，两碗米饭。
“川子，你说我们以后要是结婚了，日子能过得下去吗？”芸琪有一天忽然问我。
“怎么过不下去？”
“你还要付抚养费，我们还要租房子，还要吃饭……”芸琪掰着手指头算。
“你操心太多了。”我说，“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不是算出来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苦的。”
芸琪看着我，眼睛亮亮的：“我不怕吃苦，我就是怕……”
“怕什么？”
“怕你有一天会后悔。”芸琪低下头，声音小小的，“后悔找了我。”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傻瓜，我后悔什么？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芸琪抬起头，瞪了我一眼：“你才是傻瓜。”
然后她笑了，我也笑了。
第十章 岳母归来
芸琪的母亲回来的那天，事先没有打招呼。
那天傍晚，我和芸琪刚从溪边洗完衣服回来。快到门口的时候，芸琪忽然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我问。
芸琪没回答，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院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件花衬衫，脚踩一双黑色高跟鞋，手里拎着一个大皮箱。
“妈！”芸琪扔下脸盆，跑了过去。
芸琪的母亲松开芸琪，目光越过她的肩膀，落在我身上。
“这是谁？”她问芸琪。
“妈，这是川子，我跟您提过的。”芸琪拉着她母亲的手走过来，“川子，这是我妈。”
“阿姨好。”我说。
芸琪的母亲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从我的脸扫到脚，又从脚扫回脸。她没说话，拎着皮箱进了院子。
进了屋，芸琪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接过水杯，放在茶几上，没有喝。
“川子，”她开口了，“你多大了？”
“三十一，阿姨。”
“做什么工作？”
“在吉林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
“结过婚？”
“结过，离了。”
“几次？”
我沉默了一秒：“两次。”
芸琪的母亲看了我一眼，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又问：“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跟着他妈。”
芸琪的母亲放下水杯，站起来说：“我先去洗把脸。”
她进了卫生间，关上了门。芸琪坐在我旁边，脸色有些发白。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没事的。”我说。
芸琪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老曲从外面回来，看见媳妇回来了，倒是挺高兴。芸琪的母亲在厨房帮忙，娘俩在里面小声说话。我和老曲在客厅坐着，谁也没说话。
吃饭的时候，气氛有些沉闷。芸琪的母亲不怎么说话，偶尔夹一筷子菜。老曲想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但没人笑。
芸琪低着头扒饭。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芸琪的母亲拦住了我：“不用了。”
她接过我手里的碗，转身进了厨房。
那几天，我和芸琪都很忐忑，谁也不敢提我们的事。芸琪的母亲也没提，就好像这件事根本不存在一样。
但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第十一章 深夜的谈话
芸琪母亲回来的第三天，她终于找我谈话了。
那天晚上，老曲出去找人下棋了，芸琪去邻居家送东西，家里就剩我和她母亲两个人。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阿姨，我能跟您聊聊吗？”
她晾完最后一件衣服，转过身来看着我：“聊什么？”
“聊我和芸琪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坐吧。”
我坐下来。
芸琪的母亲没有马上开口。她拿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放下，又拿起来，喝了一口。
“川子，”她终于开口了，“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和芸琪的事，我不太同意。”
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听她亲口说出来，心还是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阿姨，我能问为什么吗？”
“第一，你比芸琪大八岁。”芸琪的母亲伸出一根手指，“第二，你离过两次婚。第三，你有个儿子。第四，你家在吉林，离得太远。”
她把四根手指收回去，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川子，我说的这些，你承认不承认？”
我点了点头：“阿姨，您说的这些，我都承认。”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阿姨，”我抬起头看着她，“您说的这些，都是条件。条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对芸琪是不是真心，我能不能让她幸福。”
“你怎么让她幸福？”芸琪的母亲看着我，“你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你还有个儿子要养，你拿什么让她幸福？”
“我会努力的。”
“努力？”她的声音提高了，“你努力了，然后呢？万一努力了还是不行呢？芸琪跟着你喝西北风吗？”
我沉默了。
芸琪的母亲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川子，我不是针对你。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有礼貌，有文化。但婚姻不是儿戏，不是两个人喜欢就行了的。过日子要钱，要房子，要稳定的收入。这些你都有吗？”
“现在没有，但我可以挣。”
“挣？说得轻巧。”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芸琪跟着你，要等多久？一年？两年？还是十年？女人有几个十年可以等？”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不希望芸琪吃苦。”她说，声音低了下来，“她是我的女儿，我心疼她。”
房间里很安静。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阿姨，”我说，声音有些沙哑，“我知道您现在不相信我。但请您给我一个机会。一年之内，我会让您看到我的改变。如果一年之后您还是不同意，我自己走。”
芸琪的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你说真的？”
“说真的。”
她沉默了很久。
“我不反对你们来往，但也不会同意你们现在就结婚。”她说，“你先回去，好好工作。等你有能力养家了，再来跟我提这件事。”
“谢谢阿姨。”
“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芸琪。”她看着我，“川子，芸琪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她喜欢你，我看得出来。但你要是敢欺负她，我这个当妈的不会放过你。”
“阿姨您放心，我不会的。”
她点了点头，站起来，回房间去了。
芸琪回来的时候，她母亲已经睡了。芸琪轻手轻脚地走到我房间门口，敲了敲门：“川子，你睡了吗？”
“没有。”
她推门进来，坐在床边，看着我：“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让我们先处着，不着急结婚。”
芸琪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
芸琪扑过来抱住我，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把脸埋在我肩膀上、拼命忍着不出声的哭，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拍着她的背，什么也没说。
第十二章 采山
七月中旬，小兴安岭的夏天到了最热的时候。
老曲说要上山采山货，叫上我一起。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老曲背着一个大背篓，我背着一个中等的，两个人打着手电筒沿着山路往上走。
“川子，你走慢点，山路滑。”老曲在前面带路。
“叔叔，您经常上山？”
“隔三差五就来。”老曲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山养人啊，只要你勤快，饿不死。”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天渐渐亮了。雾气在晨光中慢慢散开，露出山林本来的样子。
老曲蹲下来，指着地上的一小丛蘑菇说：“这是榛蘑，炖小鸡最好吃了。采的时候要小心，别弄碎了。”
我蹲下来，小心翼翼地采了几朵。
老曲又在旁边找到了几丛蘑菇：“这是黄油蘑，滑溜溜的。这是白蘑，比榛蘑贵，晒干了能卖好价钱。”
我学着他的样子，猫着腰在地上搜寻。
采了一阵蘑菇，老曲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点了一根烟。我也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山峦。
“川子，”老曲忽然说，“我问你个事。”
“叔叔您说。”
“你那个儿子，你每个月都去看他？”
“嗯。”
“抚养费都按时给？”
“按时给。”
老曲点了点头，吸了一口烟：“那就好。我跟你说，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儿子的责任不能丢。这是做人的根本。”
“叔叔，我知道。”
老曲看了我一眼，笑了：“我知道你知道。我就是啰嗦一句。”
那天我们在山上采了大半天，下午才下山。老曲走在前面，哼着歌，调子跑得厉害。
“叔叔，您这调子跑得有点远啊。”我在后面笑着说。
“跑调怎么了？跑调也是唱歌！”老曲头都没回，继续唱。
夕阳照在山上，把整片山林染成了金红色。我背着半篓蘑菇，走在老曲身后，忽然觉得——这个下午，我会记很久。
第十三章 海棠花落
在苔青住了一个多月后，我决定回吉林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芸琪的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老曲拿出了他珍藏的五粮液，非要跟我喝几杯。
“川子，回去好好工作。”老曲端起酒杯，“来，干了这杯。”
“谢谢叔叔。”我一饮而尽。
芸琪的母亲也端起酒杯：“川子，我跟你说的话，你记着就行。回去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阿姨，您放心。”
芸琪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吃完饭，芸琪帮我收拾行李。她把我换下来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包里，又把给我买的零食和特产塞进去。
“芸琪。”我说。
“嗯？”她没抬头。
“我会给你写信的。”
“每天都写？”
“每天都写。”
“骗人。”芸琪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这次不骗你。”
第二天一早，老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车站。芸琪和她母亲站在门口送我。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见芸琪还站在原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回到吉林后，我开始找工作。
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家文化公司找到了策划的工作。工资不高，但总算稳定下来了。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前妻寄抚养费，然后给芸琪打电话。
芸琪在电话里说：“川子，你别太累了。”
“不累。”
“骗人。”
“真的不累。”
芸琪在电话那头笑了。
那段日子，我每天上班、下班、给芸琪写信、给儿子寄抚养费、周末去看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心里踏实。
有一次去看儿子，我带他去了公园。他骑在旋转木马上，笑得露出了两颗缺了的门牙。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芸琪小时候的照片——扎着两个小辫子，站在雪地里，手里拿着一个雪人，笑得露出了两颗缺了的门牙。
那天晚上，我给芸琪写信：“芸琪，今天我带我儿子去公园了。他骑旋转木马的时候，笑得露出了两颗缺了的门牙。我忽然想起你小时候的照片。你们笑的样子，有点像。”
芸琪的回信很快来了：“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儿子？不管了，反正我很高兴。下次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把这个给他。”信纸里夹着一张贺卡，上面画着一只小熊，贺卡里面写着：“小朋友，要快快长大哦。”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
九月中旬，我接到了芸琪的电话。
“川子，是我。”芸琪的声音里有掩不住的兴奋，“我妈……同意了。”
我愣了两秒钟：“你说什么？”
“我说，我妈同意我们的事了。”芸琪的声音带着笑，但也在发抖，“今天早上她亲口跟我说的，说她考虑了很久，觉得你这人不错，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来苔青。”
我站在客厅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芸琪，你掐我一下。”
“什么？”
“你掐我一下，我怕我在做梦。”
芸琪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不是做梦，是真的。”
“明天。”我说，“我明天就去买票。”
放下电话，我跑进厨房，我妈正在包饺子。
“妈，芸琪她妈同意了！”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同意了？哎呦，那可太好了！”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去苔青的火车。
到苔青的时候是下午。芸琪在车站接我，穿着那件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手里捧着一束野花。
“川子！”她跑过来，扑进我怀里。
我抱着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芸琪的母亲确实变了。她给我倒了茶，削了苹果，还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老曲更高兴，开了一瓶好酒，喝得脸红扑扑的，非要唱首歌。
“爸，你别唱了，你唱歌跑调。”芸琪捂着脸笑。
“谁说我跑调？我是艺术家！”老曲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还真别说，老曲唱得挺有感觉。
那天晚上，芸琪的母亲把我和芸琪叫到一起，郑重地说：“川子，我把芸琪交给你了。你别辜负她。”
“妈，您放心。”
芸琪的母亲笑了，眼眶红了。
第十五章 秋日婚礼
我和芸琪的婚礼，定在了那年秋天。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苔青的镇上请了几桌亲戚朋友。老曲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简单点好。
婚礼那天，天高云淡，小兴安岭的秋色正浓。
芸琪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是她在店里自己挑的布料、自己裁剪做的。头发盘了起来，插了一支红色的发簪，脸上化了淡妆。
“你今天真好看。”我说。
芸琪笑了：“你也不赖。”
婚礼在老曲家的院子里举行。院子里的海棠树已经结满了果子，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
老曲当证婚人。他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拿着一张稿纸，念了两句就不念了，把稿纸塞进口袋里。
“我说几句实在话。”他说，“两口子过日子，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吵架。吵架的时候想想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想想对方的好，气就消了。”
老曲说着说着，眼眶红了。
芸琪走过去，抱住她爸，眼泪掉了下来：“爸，你别哭了。”
“我没哭，我是高兴。”老曲抹了把眼泪，“来来来，喝酒喝酒。”
芸琪的母亲坐在一旁，脸上带着笑，眼角也有泪光。她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川子，芸琪就交给你了。你要对她好。”
“妈，您放心。”
婚礼结束后，我和芸琪回到了我们在吉林租的小屋。
屋子不大，就一室一厅，但被芸琪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了几盆花，墙上挂了几幅画，看起来很温馨。
芸琪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月光。
“川子，我们终于在一起了。”她说。
“是啊，终于在一起了。”
“你以后会不会对我不好？”
“不会。”
“你保证？”
“我保证。”
芸琪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星星。
“我相信你。”她说。
第十六章 寻常日子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
我在文化公司的工作渐渐上了正轨，工资也涨了一些。芸琪在商场卖衣服，她口才好，人又勤快，第一个月就成了销售冠军。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照例给前妻寄抚养费，然后抽一天去看儿子。芸琪有时候跟我一起去，给我儿子买玩具、买衣服。我儿子管她叫“芸琪阿姨”，叫得很顺口。
有一次，芸琪问我：“你儿子他妈，会不会不高兴你带我去看他？”
“不会。”我说，“她是个明白人。”
“那就好。”芸琪说，“我不想惹麻烦。”
“不会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有时候我们会吵架。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嫌我袜子乱扔，我嫌她唠叨。吵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但吵完之后，冷静下来，想想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气就消了。
老曲说得对，两口子过日子，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
芸琪怀孕那年，她母亲从广州赶了过来，照顾了她大半年。老曲也来了，住了几天，喝了几顿酒，跟我妈聊得很投机。
女儿出生那天，我在产房外面等了一夜。当护士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出来，说“母女平安”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芸琪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笑得很开心：“川子，你看看，像不像你？”
我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芸琪，说：“像你，比你好看。”
“胡说，明明像你。”芸琪嗔了我一眼，但嘴角的笑怎么也藏不住。
女儿取名“念琪”。芸琪起的名字，她说念琪就是念着芸琪，让我一辈子都念着她。
念琪满月的时候，老曲从苔青赶来了。他抱着念琪，左看右看，看了半天，说：“这孩子，像芸琪小时候，一模一样。”
“爸，你又胡说。”芸琪说。
“我怎么胡说了？我闺女我还能不记得？”老曲不服气。
念琪在老曲怀里睡着了，小嘴一吸一吸的，像在梦里吃奶。老曲看着她，眼睛里有光，那光很柔很暖，像冬天的炉火。
十四年后，芸琪的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
我们连夜赶回苔青。老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全白了。
“爸……”芸琪扑过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哭什么哭，人都有这一天。”老曲摸着芸琪的头。
那十一个月里，芸琪辞了工作，在苔青住了大半年。我每个周末都坐火车回去，周五晚上走，周一早上回。
老曲走的那天，是个冬天。天很冷，雪下得很大。
老曲躺在病床上，握着芸琪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照顾好你妈，照顾好川子，照顾好念琪。”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像睡着了一样。
我扛幡送走了老人最后一程。
送葬的队伍在雪地里走了很久。唢呐声呜呜咽咽的，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芸琪走在前面，一身白衣，哭得站都站不稳，我扶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八年之后，老房子扒了，海棠树在北风中枯死。
芸琪的母亲依然坚守在苔青，住在新楼里，自己独居。我和芸琪还是老样子，在吉林过着平淡的日子。
女儿念琪上了大学，去了南方。她打电话回来的时候，芸琪总是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
挂了电话，芸琪就会坐在阳台上发呆。
有时候我会坐在她旁边，陪她一起发呆。
“川子。”她忽然开口。
“嗯？”
“你说，最初的缘分，是不是还在？”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凉，但很软。
“在。”我说，“一直都在。”
窗外的海棠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阳光照在花瓣上，照在芸琪的脸上，照在她眼角的细纹里。
她还是那么好看，跟二十年前在苔青车站接我的时候一样。
院子里的杏树已经很高了，墙角的芍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流走了，不留痕迹，只在心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
而最初的缘分，还在这里。
一直都在。
责任编辑：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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