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踏春桃花沟
——乙巳暮春重游奥森桃花沟追怀
张兴源
北京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仿佛一位迟暮的美人,迟迟不肯掀起她冷峻的面纱。三月将尽,天气才渐渐转暖,几场沙尘过后,天空终于露出难得的湛蓝。我本无心赏花,然而桃花沟的桃花年年盛放,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中外旅人:春天毕竟还是来了。于是,在一个风清日暖的上午,我独自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
一
桃花沟坐落于奥森北园的西北隅,本是北京中轴线上一片不起眼的沟谷地带。沟谷蜿蜒起伏,两岸遍植桃树,三月底四月初,漫山遍野的桃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蔚为壮观。从北园西门入园,沿着主干道前行,路旁已有零星的桃树,枝头上花苞累累,有些性子急的已然绽开笑靥。行至桃花沟深处,方知何谓“千树万树桃花开”——桃花沟的桃花,不是一两株或三五株的孤芳自赏,而是成千上万株的集体狂欢。那层层叠叠的粉白,如云似霞,铺天盖地,从沟谷的底部一直蔓延到坡顶,仿佛造物主打翻了调色盘,将粉色的颜料尽数倾倒在这片山谷之中。
我沿着蜿蜒的赏花小径缓步前行。小径由木栈道铺就,踩上去发出笃笃的声响,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脆。栈道两侧,桃枝低垂,花瓣纷繁,几乎触手可及。桃花的花瓣薄如蝉翼,粉中透白,白中泛粉,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质感。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偶尔有几瓣飘落,打着旋儿坠入沟底的溪水中,随波逐流而去。溪水清浅,倒映着两岸的桃花,水中的花瓣与水上的桃花相映成趣,真可谓“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沟谷中有几处开阔地带,可以俯瞰整片桃花林。我站在高处,极目远眺,但见桃花铺满山谷,如同粉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际线。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在远处隐约可见,与眼前这片粉色的花海形成奇异的对照——一边是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一边是柔美自然的春日景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此交汇,令人恍如隔世。
古人写桃花,多寄寓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命运的喟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乌托邦。唐代诗人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更是将桃花与人间情缘紧紧联系在一起,桃花落尽,佳人已去,只留下无尽的惆怅与怀念。桃花易逝,花期短暂,正如人间好景难留,良辰易逝。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然而我知道,不出十天半月,这些绚烂的花朵便将纷纷凋落,化作春泥,归于尘土。这或许正是桃花最动人心魄之处——因为短暂,所以珍贵;因为易逝,所以美丽。
然而此刻,望着眼前这片绵延无尽的桃花,我心中涌起的,却并非伤春悲秋的感怀,而是对三十年前那个春天的一往情深般的追忆。
二
三十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春天,我与我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窗们,也曾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踏春赏花。只是那时的桃花沟,是否在北京的远郊?我不记得了。我们的班主任何镇邦先生提议,趁着春暖花开,全班一同外出踏青赏花,同学们欢欣鼓舞,纷纷响应。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参差的文学青年,在何先生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北京某处桃花沟的旅程。
那时的北京,与今日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没有地铁八号线,没有奥森公园,连“桃花沟”这个地名,似乎也并非今日这个奥森桃花沟。三十年前的那条桃花沟,究竟在何处?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确知。它或许早已淹没在北京城市化进程之中,或许只是我们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地标。但那条沟的名字、那片桃花的颜色、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何镇邦先生,我们敬爱的班主任何先生,一位满腹经纶的文学批评家,为人谦和温厚,治学严谨,又不乏幽默风趣。他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东润、蒋天枢、蒋孔阳等名家,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教育事业。他是我们这届研究生班的总导师之一,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先生一起,共同主持这个班的学术与教学工作。那日踏春,何先生兴致颇高,与同学们谈笑风生,全然没有平日的严肃模样。他指着漫山遍野的桃花,随口吟诵起唐诗宋词来,那洪亮的声音在桃花谷中回荡,与花香融为一体。
班长张鸿疆,一个干练而富有责任心的中年人,一路上跑前跑后,组织大家乘车、集合、拍照,忙得不亦乐乎。柳建伟,那位后来以《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震撼文坛、最终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时已是同窗中创作成绩最为突出者之一,他沉默寡言,文思敏捷,常常在交谈中冒出一些奇崛的想法。可以说,鲁院第二届研究生班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独特而丰富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同学中,除过柳建伟,另有后来创作出《南渡北归》等史诗级纪实文学的岳南,他以考古文学蜚声海内外,那部皇皇一百七十万字的巨著,累计销量已逾四百万册;有被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马步升,来自甘肃合水,毕业后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有女作家曾英(曾明了),来自四川成都,曾在新疆插队务农八年,后来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河北深泽的陈丽伟,后来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黑龙江肇源的徐景辉,笔名荒村,创作了《苍茫大地》等长篇小说;有湖北宜昌的吕志青,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有四川北川的母碧芳,后来成为中国新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还有徐明涛、许明扬、张大公、冯捷、刘晓斌、曹谦、张珺、黄少云、迟静、高岭、高军……三四十位同学,三四十个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文学梦想的青年。
那时的我们,大多已在各自的文学领域小有建树(我的长诗《献给青年》已是“一朝成名天下知”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北京,来到鲁迅文学院,在何镇邦、童庆炳等名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文艺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我们在一起听课、讨论、写作、争吵、欢笑、叹息……北京鲁迅文学院那座幽静的小楼(时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后迁至朝阳区文学馆路),见证了我们生命中一段最为纯粹、最为宝贵的时光。1995年的春天,正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离别的阴影隐隐约约地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而那次踏春赏花,便成了我们彼此之间最后一场酣畅淋漓的相聚。
那日的桃花,开得何等绚烂啊!我至今仍记得,沟谷两侧的桃树,密密麻麻,花开如雪,远远望去,仿佛给整条山谷披上了一件巨型的粉色锦袍。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绘出变幻莫测的图案。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花海中穿行,有的驻足赏花,有的相互拍照,有的席地而坐,畅谈文学与人生。何先生坐在一棵老桃树下,身旁围着几位同学,听他讲述复旦求学的往事,讲述他与刘震云、莫言等第一届研究生班同学们交往的趣闻。
我独自一人,沿着沟谷缓缓前行,走到一处僻静的角落,坐在一块青石上。四野无人,唯有桃花的芬芳将我层层包围。那一刻,我心中既充溢着对过去两年鲁院生活的无限留恋,又涌动着对未来创作生涯的无限憧憬。我想起入学之初,第一次踏进鲁迅文学院大门时的那种激动与忐忑;想起童庆炳先生在课堂上讲授创作美学时,他那充满激情的声音仿佛能将整个教室点燃;想起何西来先生、高莽先生、李德伦先生、郑小瑛教授、汪曾祺先生、邓友梅先生、王蒙先生(那节课我没赶上)、林永福教授、孙津博士……;想起深夜里宿舍的灯光下,我们几个同窗彻夜长谈,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从《红楼梦》到卡夫卡,从文学的使命到文人的命运……那些日子,那些话语,那些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
我随手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那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何镇邦先生和童庆炳先生课堂上的讲授要点,也写满了我对文学的思考与创作的尝试。那片桃花瓣,后来随我回到延安,夹在一本书中,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写作的夜晚。只可惜,多年以后搬家中,那本书连同那片桃花瓣,竟不知遗落在何处了。
三
那日踏春归来,同学们都有些依依不舍。夜幕降临,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我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白天的桃花,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毕业。何先生坐在前排,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他说了一句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你们这批同学,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毕业后,天各一方,但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番话,如同一颗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毕业后,我们真的天各一方了——柳建伟回到部队,后来写了《突出重围》《英雄时代》,以雄浑的笔力记录时代风云;岳南一头扎进考古文学与历史纪实,创作出《风雪定陵》《南渡北归》等不朽之作;马步升扎根甘肃,以西部特有的苍凉与厚重,书写着那片黄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曾明了回到北京,继续着她的都市文学创作;陈丽伟在天津的报社担任副刊主编,以笔耕不辍的姿态延续着文学的热情;徐景辉回到黑龙江,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吕志青回到湖北,在《三峡文学》杂志社默默耕耘;冯捷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后由兰州军区转业回到西安;母碧芳回到四川,后来成为沙汀文学艺术院的常务副院长,致力于文学事业的组织与推广……而我,回到了延安,那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在陕北的山川沟壑间,继续着我的文学跋涉。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如今大多已两鬓斑白,有的功成名就,有的默默耕耘,有的或许已然离我们而去。当年的班长张鸿疆,毕业后便渐渐失去了联系;许明扬、张大公、刘晓斌、曹谦、张珺、黄少云、迟静、高岭、高军……这些名字,有的已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的却如同那年春天飘落的桃花瓣,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再也寻不见踪迹。
然而,那沟桃林,那片桃花,那个春天,那场踏青,却如同一枚印章,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不论我们后来走到哪里,不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或遭遇了怎样的挫折,1995年春天的那个日子,那群在桃花丛中穿行的年轻人,那位坐在桃树下谈笑风生的老人,都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风景。
四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桃花沟中,眼前的桃花开得正盛,比记忆中那年春天的桃花似乎更为繁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当年的那条桃花沟,与今日这条桃花沟,并非同一处所在。三十年前的那条沟,或许已经不在,或许已面目全非。然而,桃花易谢,精魂不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在不同的桃花沟中,找寻着相同的感动与慰藉。
我又想起了何镇邦先生,想起了童庆炳先生。两位恩师,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童先生于2015年6月14日,在爬山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何先生亦在前些年驾鹤西归。他们为中国文学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学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提携与教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在文坛上取得的任何成就。如今,我们这批学生中,有的已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有的已是各省作协的骨干,有的还在默默耕耘,但不论身处何位,都未曾忘记何先生的那句话——“文学的根,会把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是的,文学的根,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什么,文学始终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归宿。三十年前,我们因为文学走到一起;三十年后,我们依然因为文学而相互牵挂。虽然天各一方,鲜有联系,但每当读到同窗们的新作,每当在新闻中看到他们的名字,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温暖与骄傲。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年轻时的梦想与誓言,都化作了一行行文字,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之中。
桃花沟中,游人如织。有年轻的恋人依偎在桃树下拍照,有白发的老人在花丛中散步,有孩子们在栈道上奔跑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如铃,与花香一起在谷中回荡。我想,三十年前的那群年轻人,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时光无情,青春易逝,当年的我们,如今也已两鬓如霜,成了别人眼中的“老人”。然而,我并无伤感之意。正如这桃花,年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从不曾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放弃绽放。我们这些文学人,不也是如此么?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但文学的火种,却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我在桃花沟中盘桓良久,直到日影西斜,游人渐渐散去,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临走前,我俯身拾起一瓣飘落的桃花,轻轻夹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这本笔记本,不再是当年那个写满课堂笔记的本子,但那份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却与三十年前别无二致。
五
归途中,我登上地铁八号线。车厢里人流如织,人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向各自的去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思绪万千。
三十年前,我们这群文学青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里,在何镇邦先生和童庆炳先生的课堂上,在那些不眠之夜的卧谈中,曾无数次地讨论过中国文学的未来。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激情澎湃,仿佛整个中国文坛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的许多豪言壮语已然随风而逝,但那份对文学的赤诚,却从未改变。
柳建伟后来成了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时代三部曲”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岳南的《南渡北归》销量超过四百万册,他的名字与中国考古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步升被评论界誉为西部散文、西部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入选过数十种选本;曾明了获得过《小说月报》百花奖,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陈丽伟后来担任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编《滨海时报》“望海潮”副刊;徐景辉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累计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吕志青的作品屡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顶级文学期刊;母碧芳的长篇小说《惑之年》获文化部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优秀作品奖……这些成就,既是他们个人努力的成果,也是何镇邦先生、童庆炳先生当年辛勤培育的结晶。
而我,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三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文学的阵地。陕北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虽然未能像某些同窗那样名满天下,但我从未后悔过当年的选择。文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它能否触及人心、启迪思想、传承文明。只要有一个读者因为我的文字而受到感动或启发,我的创作便有了存在的价值。
桃花沟的桃花,明年还会再开。三十年前的那些人与事,却再也回不去了。然而,那又怎样呢?正如桃花虽然凋零,却孕育着明年的绽放;青春虽然逝去,却在记忆中获得了永恒。那片粉色的花海,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那个名叫“桃花沟”的地方,都将永远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
2025年4月8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