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人生之旅的现代困境与心灵突破
——评瞿旋长篇小说《哥本哈根落日》
李恒昌
作家瞿旋连载于《香港文艺》的长篇小说《哥本哈根落日》,通过学术旅行者袁野与广告模特柳岚的相遇相知,构建了探讨现代人存在状态的复杂文本。小说以欧洲旅行为叙事载体,在临时社群的权力博弈、真诚情感的本体论价值、孤独体验的精神肌理,以及事业追求与存在意义的辩证关系中,勾勒出现代人在工具理性与精神困境中的挣扎与突破。
一、个体互动:临时社群权力困境与伦理微光突破
旅行团作为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微型缩影,既是权力微观运作(空间压迫、资本操控、道德规训、暗中监视)的场域,也暗藏“为他者负责”的伦理可能。瞿旋通过袁野捡塑料碎片、柳岚赠转换插头、威尼斯博物馆耐心等待等情节,在社群异化的困境中,挖掘出“关心、帮助与爱”的诗意微光——这既是现代社群的本质底色,也是个体对抗异化的起点。
小说开篇的北京国际机场候机大厅,便被袁野赋予“鲶鱼嘴巴”的隐喻:“候机大厅上檐在天空蛮霸地划了个灰色大弧,向两侧弯搭下去,遮盖了大半个天空……进出的人流是鲶鱼嘴巴呼出、吸入的杂物”。这一意象精准捕捉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个体看似拥有“出行自由”,实则被资本逻辑与集体规则裹挟,如同“杂物”般被动卷入空间流动。袁野初入大厅时的恍惚——“现在究竟是7月1日?还是12月14日?”——更强化了这种“被规训的迷茫”,暗示现代社群中个体的时间感与主体性已被集体节奏消解。
在这个临时共同体中,权力以多重形态渗透在细微之处。席乐(袁野私下称其“希特勒”)的“空间占领”极具侵略性:“身材瘦矮紧实,拖着拉杆箱,头一勾一勾地前点,带动身体前倾,步频碎而快,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跟着活动,像一个好斗的武士旁若无人的冲锋”,后来更是“硬枣核样的身子,硬邦邦地插到了他与柳岚之间”,用肢体压迫强行切断袁野与柳岚的互动。简可则凭借资本优势操控规则:“他自身一人,矜持地上了楼”,独占豪华单间,甚至暗中影响导游郑涛调换袁野的房间——袁野原本期待与柳岚做邻居,却被强行安排到二楼46号房间,与“脸像永远箍着一层塑胶”的尹哲同住。尹哲的角色更具隐蔽性,后来柳岚揭露“尹哲是汉洋公司退居二线的高层。这次出行,简可给了他‘卧底’的任务”,他翻看袁野床头柜抽屉、向江燕通风报信的行为,暴露了权力网络的“监视”维度。江燕则以道德话语实施规训,当袁野与柳岚走近时,她直言“警告你——别惦记柳岚!人家的未婚夫很厉害的”,用“未婚夫”的虚假身份制造人际隔阂,将柳岚纳入自己的保护(实则控制)范围。
这些权力技术相互交织,却未完全吞噬社群中的伦理微光。瞿旋通过三个关键场景,展现了“为他者负责”的伦理时刻。第一个场景是袁野捡塑料碎片:“地上是一件酱色的硬塑料碎片,像一块碎龟壳……他感觉身后有人跟来,下意识地弯腰捡起碎片,走向左前方的垃圾桶,扔进去。继而再把擦手的纸巾扔进去”。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被身后的柳岚看在眼里,成为两人情感联结的起点——柳岚后来主动帮袁野整理行李箱,“她的蹲姿像经过了专业训练,前边的裙衫夹在两膝之间,右腿高,左腿低,腿并得很紧,透着女性的小心和优雅”,物品在她手中“几顺几按,不一会就收拾整齐了”。此时“一股飘逸着某种花草清香的化妆品的味道,混合着她的体温,梳梳拢拢地围过来”,这种身体距离与气味交流,打破了临时社群的疏离感,成为列维纳斯“面对面”伦理关系的具象化。
第二个伦理场景发生在维也纳机场。柳岚发现袁野未带欧洲电器转换插头,主动提出“你不用买了。到时候你用我的,我和江姐用一个就行”,后来更是直接“打开肩包,拿出一个电器转换插头,向他手里一塞:‘给你!刚才我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当袁野坚持要给钱时,她“手按住他的手:‘本来用完就扔了。不用!’”。这个转换插头脱离了商品逻辑,成为纯粹的情感载体——它不是“交换”,而是“给予”,体现了伦理关系中“不计回报”的本质。更动人的是,柳岚还留意到袁野方向感差,在机场大厅多次提醒:“你看广告牌-—一、二、三……嗯,还是看窗子吧——一、二、三、四、五……嗯,第六个窗子下边的通道,从那儿出去——”,甚至主动提出“我看你不熟悉路。要不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在这儿可千万别迷了路”,这种对陌生人的担忧,超越了临时社群的功利性,成为伦理关系的原始形态。
第三个伦理场景出现在威尼斯玻璃博物馆。袁野因管静的纠缠与大部队走散,“像一下坠入了虚空,没了依托。从哪个门走?到哪里去?看看这个门,望望那个门,就是不敢把脚迈过去”,此时柳岚“婷婷地、笑盈盈地站在”拱形小门口,“门口相对明亮的光线打在她身上,勾勒出亮茸茸的轮廓”。柳岚解释“这里边复杂,我怕你会迷路,就在这儿等了等”,甚至开玩笑说“看看,你不跟着我真还不行哩”。这句玩笑背后,是对他者困境的主动承担——在迷宫般的博物馆里,柳岚放弃与简可、江燕同行,选择等待一个“可能迷路的人”,这种选择无关利益,只关对他者的关切。由此读者可以感悟到一种普遍性存在的哲理——“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矛盾甚至阴谋,但更不乏关心、帮助与爱”,这恰是小说对现代社群的辩证认知:权力与压迫是现实,但伦理与温暖同样是现实,后者正是现代人对抗社群异化的精神支点。
此外,管静的角色也为临时社群的复杂性增添了一层注脚。她出身显赫家族(“老头子”是C省主要领导人),却没有架子,初次与袁野互动便是“肆意地喊他”帮忙放包:“她拖着拉杆箱。箱子上边放着一个女士包,眼看要滑下来。她说麻烦袁野帮她把包放好”,这种“直率、简单”的态度打破了阶层隔阂。袁野误入她正在洗澡的房间,引发误会,管静主动向江燕、柳岚解释“是误会!也怨和我同房的肖铃。我洗澡的时候她出去,门也没锁”,这种主动澄清的姿态,避免了伦理困境的扩大。管静虽有时“颐指气使”,却始终保持着对他者的基本尊重,她提醒袁野“走路最能看出人的素质了”,虽显挑剔,却也暗含对社群秩序的维护——这种“不完美的善意”,让临时社群的伦理图景更显真实。
瞿旋通过旅行团这一临时社群,既揭露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微观运作(空间压迫、资本操控、道德规训、暗中监视),也展现了伦理关系的多种可能(主动帮助、无私给予、耐心等待、善意澄清)。这种“压迫”与“温暖”的共生,恰是现代社群的本质特征——现代人无法脱离社群生存,却也不必在权力网络中迷失,因为“关心、帮助与爱”始终是社群的底色,也是个体对抗异化的诗意起点。
二、存在本真:工具理性遮蔽困境与真诚去蔽突破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个体易被“量化认知”“功利交换”遮蔽存在本真。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野中,“本真性”是个体摆脱“常人”状态、回归本己存在的核心路径。《哥本哈根落日》中,瞿旋以袁野的“看相”能力为哲学实验起点,通过他对“对象化认知”的拒绝,以及与柳岚之间“以心换心”的真诚互动,构建起“真诚即存在去蔽”的叙事逻辑——当个体以真诚面对自我与他者时,才能打破工具理性的遮蔽,触摸到存在的本真意义。
袁野的“看相”能力,象征着现代社会的量化认知范式。小说中提到,袁野“身体内的元气好像在慢慢散失,变得空旷、萎靡……却由此获得了一种异样的力量,仿佛多了一双能够透视的眼睛”,他能“窥见他人命运轨迹”,甚至“给同事‘看相’的越来越多”,多数很准。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化认知”——将人简化为“命运符号”,用抽象的“轨迹”替代具体的“存在”。但袁野本能地抗拒这种认知:“他本能地开始抗拒这种感觉。似乎他正在接通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而这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因此他开始拒绝这种感觉,更坚决拒绝了给人‘看相’。说以前所谓的‘准确’,是他搞了一些调查,还有就是瞎蒙的”。这种拒绝,是对“将人对象化”的反抗,也是对存在本真性的守护——他不想用“看相”的工具,剥夺他人作为“自由存在者”的本质。
其实,袁野最宝贵、最大的特异功能,不是“看相”,而是真诚、良心和爱。当袁野辩解:“她心里有事——我帮助她,没有错!”他说的得很真诚。江燕说:“你想帮她,这一点我相信。可你帮她,末了心能干净吗?再说,你能帮她什么?”袁野反而逐渐硬气起来:“我凭着真诚,良心。” 当柳岚谈及修行时,他说:“不要刻意想着它。只要善良,只要心里有爱,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就是皈依,就是修行。”
袁野与柳岚在美泉宫树林里的“看相”对话,是“真诚去蔽”的关键场景。袁野“煞有介事地端详着她”,毫无顾忌地说:“你家有三口人,你父亲、你爷爷,还有你——你父亲以前应该是教师吧——大学教师——后来算是有钱人了。不过现在——遇到了坎儿……你自小练过舞蹈,可惜没坚持到底。大学毕业后有过一段辉煌的顶点。只不过,以后就很曲折了——”,甚至准确描述出柳岚家的场景:“宽敞的客厅。彩电、钢琴、一组布艺沙发——包括位置”。柳岚“震撼的样子:‘你是不是听人说过什么?’”,袁野坚决否认:“没有!只是一种感觉”。但就在柳岚追问“你再看看我的命运吧!怎样?”时,袁野却突然转向:“不要相信什么命运,命运都是结果后的结论。事在人为,命运最终还在于自己”。这句转折至关重要——袁野虽然拥有“看相”的工具,却最终用“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话语,消解了命运决定论的遮蔽。他没有用“命运”定义柳岚,而是将“自由选择”还给她,这种“知而不用”的真诚,正是对柳岚存在本真性的尊重。
“物的交换”是小说中真诚情感的另一载体,这些物品脱离了商品逻辑,成为“存在联结”的符号。第一个关键物品是电器转换插头,如前所述,柳岚主动赠予袁野,拒绝金钱回报,这个插头不仅解决了袁野的实际需求,更成为两人情感的“第一个锚点”——袁野后来“感叹柳岚的细心”,甚至在超市特意寻找佛珠想送给柳岚,正是对这份真诚的回应。第二个关键物品是紫檀木佛珠,柳岚丢失母亲留下的佛珠后“很难过”,江燕却不耐烦地说“就一串珠子,丢了就丢了”,袁野则“想象自己的惦念像一束光,轻轻打在柳岚心上。她心头的阴影渐渐消散了”,后来更是在美泉宫附近的华人客栈特意买了一串“紫檀木的,十八颗”佛珠送给柳岚。当柳岚接过佛珠时,“眼睛有点湿”,袁野制止她提钱:“在佛珠面前,你不嫌俗啊!”。这串佛珠的意义,早已超越“补偿”,成为袁野对柳岚伤痛的“共情载体”——他用“寻找佛珠”的行为,告诉柳岚“你的伤痛我懂”,这种真诚的共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慰藉人心。
第三个关键物品是丁香花,它贯穿小说始终,成为“真诚之爱”的象征。柳岚告诉袁野:“我的幸运花是丁香花。我的生日是六月十二日。小时候听爸爸说,法国人认为生于五月十七日或者六月十二日的人的幸运花是丁香花”,袁野便默默记在心里,后来委托帕特里克在网上订花,让柳岚“每天都能收到一束丁香花”。在卢塞恩湖边,袁野更是冒雨为柳岚采摘白丁香:“他转到后院,也有一处花园……转到花园的西北角,透过绿篱笆的间隙,突然看见外边路北一幢两层别墅前边的树木中,似乎有一株丁香……一个意大利中年男子出现在他面前……袁野用手在一根树枝上比量一下,意思是能不能给他剪一枝。男子明白了他的意思,爽快地点头”。当袁野把丁香花递给柳岚时,“她一脸灿烂。接过花,轻声地:‘呀!丁香花!’袁野说:‘让她晚上陪着你!’”。这枝丁香花,是袁野“为他者费心”的真诚证明——他为了柳岚的“幸运”,主动与陌生人沟通,冒雨采摘,这种“不计成本的付出”,正是真诚之爱的本质。后来袁野还为柳岚买了紫丁香连衣裙:“面料轻盈,色泽莹亮,显得生动而又沉静。上边的领结、隐形花纹、线缝、皱褶甚至面料的纹理等等……隐形花纹是丁香花!”,柳岚看到时“吃惊地:‘你去——买了那条裙子?’”,袁野说:“你全身就会被幸运花保护起来呀!”。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想让你永远幸运”的真诚心愿,这种心愿不掺杂任何功利,只关对他者的珍视。
袁野对柳岚的告白,更是“真诚去蔽”的巅峰时刻。在卢塞恩湖边的浮坞上,袁野对柳岚说:“我认识了你以后,你就是那深夜沙漠中的驼铃声——是我一生的等待……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血在流动吧?我就流在你的血里;你会感觉到你的体温吧?我就在你的温度里;你还能感觉到你的呼吸,我就在你的呼吸里;你也能感觉到你的心跳,我就在你的心跳里;你高兴的时候,我就在你的高兴里;你流泪的时候,我就在你的眼泪里——”。这段话彻底打破了现代社会的“情感防御”,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我与你共生”的真诚宣告——袁野不再将柳岚视为“旅行中遇到的人”,而是将她纳入自己的存在本质,这种“将他者视为自我一部分”的认知,正是存在本真的状态。柳岚的回应“我也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的心跳里……”,则标志着两人在真诚中实现了“主体间性”的融合,彻底摆脱了现代个体的孤独困境。
反观简可对柳岚的“追求”,则是“不真诚”的反面教材。简可以资本为筹码,“买了一款漂亮精巧的百达翁丽女表”(价值十二万余欧元),让江燕转赠柳岚,却被柳岚“像带着一块烙铁一样,急不可耐地捋下来”,甚至“一弯腰,把表放在他的脚下,扭头就走”。简可的“付出”本质上是“权力操控”——他想用金钱收买柳岚的情感,将她视为“可以交易的对象”,这种“工具化的情感”,恰恰是对存在本真性的遮蔽。而袁野的真诚,正是对简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抗——他用“转换插头、佛珠、丁香花”这些看似微小的物品,传递出“我珍视的是你这个人”的本质,最终让柳岚在“真诚”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
瞿旋通过袁野与柳岚的真诚互动,构建了“真诚即存在去蔽”的叙事逻辑: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个体容易被“量化认知”“功利交换”“权力操控”所遮蔽,而真诚——无论是对他者困境的主动承担、对他者伤痛的共情、对他者珍视的不计成本,还是“我与你共生”的情感告白——都能打破这种遮蔽,让个体回归“本真存在”。正如柳岚所说“咱的那个‘爱的宗教’”,这种“以真诚为核心的爱”,正是现代人对抗存在异化的诗意武器。
三、精神联结:孤独隔离困境与共鸣共在突破
孤独是现代个体的存在底色,却非宿命。现代性推动的个体化进程中,孤独已成为普遍的生存体验。但《哥本哈根落日》并未将孤独描绘为纯粹的负面情绪,而是通过袁野与柳岚的孤独体验,构建起“孤独·共鸣·共在”的精神路径:孤独既是现代个体的存在底色,也是个体与他者建立深度联结的起点。瞿旋以空间诗学、心理描写与情节互动,展现了孤独的多重形态,以及孤独如何在真诚中实现“诗意超越”。
袁野的孤独,是“主动选择的精神姿态”,带有存在主义的哲思色彩。小说开篇便提到,袁野“许久以来就崇尚孤独,甚至以为孤独的极致可以接通涅槃,一直以教徒一样的心理去修持,坚持了多年”,他心中孤独的意象是“一柱孤峰:巅峰之上一派空明;山脚之下皆如烟尘”。这种孤独不是“被动隔离”,而是对抗世俗异化的方式——在单位里,他拒绝副所长职位的竞争,“同事写了一封诬告他的信”,他却“干脆不求解了”,选择用旅游逃避“办公室政治”;在旅行团中,他“喜‘独’‘静’,顾自站在人群外边”,不愿参与“嘁嘁喳喳”的集体喧闹。袁野的孤独,本质上是对“常人”状态的拒绝——他不想被集体节奏同化,不想用世俗的成功标准定义自己,这种孤独中蕴含着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袁野的孤独在空间场景中被具象化为“超越性体验”。在美泉宫的凯旋门上,他“站在凯旋门的长廊里回身眺望,半座维也纳城一览无余……地平线上,一幢孤独的哥特式尖顶教堂高耸得有些夸张……别的全是不高的楼房,浸泡在小雨霏霏的、阴霾的背景里……房顶、墙壁、道路等组成了方形、长方形、楔形、条形、斜方形……像浸泡在一个巨大的水泡里的影像,似实非实,似虚非虚”,此时他“恍惚觉得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肉身,放飞的风筝一样在那个巨大的水泡里飘摇”。这种“灵魂出窍”的体验,是孤独赋予的精神特权——在孤独中,袁野摆脱了日常的功利视角,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世界,感受到存在的“空明”与“虚幻”。在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下,他更是体验到“眩晕”:“灵魂悠悠地浮升而上,肉体却像一件空空的皮囊”,这种“肉体与灵魂的分离”,进一步强化了孤独的精神性——孤独让他超越了肉体的限制,触摸到灵魂的本质。
袁野的孤独还体现在身体的“隐喻性疼痛”上。他有多年的胃炎,“一旦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就疼”,在威尼斯雨中寻找柳岚时,“肚子疼得越发厉害。实在忍不住,左手拿花,右手插进T恤底下,蹲下,手握成拳,顶着肚子”。这种胃疼,本质上是孤独的“生理投射”——当他担心柳岚、感到孤独无助时,身体便会以疼痛的方式回应。袁野对付胃疼的方式也颇具哲思:“想象从头部聚起一股气,一波一波地向腹部的疼点覆盖,似乎就能减轻一些”,这种“意念止痛”,暗示着他试图用精神力量对抗孤独带来的痛苦,也为后来“在与柳岚的共鸣中缓解疼痛”埋下伏笔。
柳岚的孤独,则是“被动承受的精神困境”,带有悲剧性的色彩。柳岚的孤独源于多重压迫:简可的强行追求(“他不亢不卑,不急不躁,信心十足地等待她的态度里,包含着顶级的冷酷和倨傲”)、父亲的欺骗(“爸爸故意让我的朋友对我封锁消息”“要我帮着采购的物品,却是给我结婚用的全套家具”)、江燕的控制(“你不能出去!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些压迫让柳岚感到“窒息”,她对袁野说:“要是这个世界没有接受我的地方,那我能到哪里去?”,这句话道尽了她的孤独——她像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既无法接受简可的功利婚姻,又无法摆脱家庭与他人的控制,只能在孤独中寻找“灵魂的家”。
柳岚的孤独在细节中被反复强化。丢失母亲留下的紫檀木佛珠时,她“很难过的样子。放慢脚步,下意识地摸着手腕”,江燕却不耐烦地说“就一串珠子,丢了就丢了”,这种“不被理解的伤痛”让她的孤独更显深刻;在威尼斯的刚朵拉上,她被胡氏姐妹“一左一右夹着,神态肃重,轮番说话。嘴巴快如钹片”,她们向柳岚宣讲基督教,却没人关心她真正的需求,这种“被强行灌输的孤独”,让她更渴望有人能“懂她”;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她看着河水“身子前倾,似乎在看下面的河水”,袁野“突然觉得她身体的重心好像不对劲儿。河水绽放着郁绿的笑,似乎能轻易地把她吸进去”,这种“向死亡倾斜的孤独”,暗示着她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袁野与柳岚的相遇,是“孤独者的共鸣”,也是孤独向“共在”转化的起点。第一次共鸣发生在维也纳机场的行李整理场景:袁野“好多物品拿出来,摆在旅行箱打开的盖子上,重新往里放,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他觉得好多眼睛都在看自己,不觉有点狼狈”,柳岚主动上前帮忙,“边整理边说:‘诺,这样放——衣服放中间靠后,小的东西——洗漱包、零食包、相机、充电线什么的,放在边角’”。此时“一股飘逸着某种花草清香的化妆品的味道,混合着她的体温,梳梳拢拢地围过来。袁野心里浮出一层舒适,像弥漫在蒲公英上的阳光,毛茸茸的温暖”,这种“身体距离带来的温暖”,让袁野第一次感受到孤独的缓解——他不再是“被注视的狼狈者”,而是“被帮助的同伴”。
第二次共鸣发生在美泉宫的树林里。柳岚“把他们甩了(指简可、江燕)”,主动找袁野同行,她说“他们老跟着我,真烦!咱们一起吧!”,袁野“高兴地说:‘好!好!’”。在树林里,他们躲避江燕等人的寻找,“柳岚拉着他躲在一丛灌木后边,看着他们走过去。柳岚刺激的样子,吐吐舌头”,这种“共同的小秘密”让两人的孤独逐渐消融——他们不再是“独自对抗群体的人”,而是“有盟友的同伴”。柳岚还向袁野倾诉对宗教的困惑:“不管怎么说,灵魂终归要有个家啊!”,袁野没有强行灌输观点,而是说“这类事儿,你要真知道了佛就够了,就一通百通了。咱以后慢慢说”,这种“耐心倾听”的态度,让柳岚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也让她的孤独有了出口。
第三次共鸣发生在卢塞恩湖边的浮坞上。柳岚向袁野讲述家庭困境:“爸爸企业的进货、出货渠道,都被汉洋集团控制了……母亲病故”,袁野没有评判,而是分享自己的沙漠故事:“几年前,我到敦煌旅游,晚上步行走进沙漠……天阴了,月亮没有了。刹那我丧失了方位感……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驼铃声……你就是那深夜沙漠中的驼铃声——是我一生的等待”。这个故事让柳岚明白“自己不是孤独的”,袁野的“等待”让她感受到“被珍视的价值”,她“头软软地偎上袁野的肩膀”,此时“袁野侧脸接触着她滑如丝绸的头发,嗅闻着近似薄荷的馨香”,这种“身体依偎”标志着两人的孤独已完全转化为“共在”——他们不再是“独自承受痛苦的人”,而是“共同分担痛苦的伴侣”。
小说结尾,袁野在哥本哈根的孤独,是“带着回忆的诗意孤独”。柳岚去世后,袁野“身穿灰色羽绒服,手里拿着录有他和柳岚的婚礼的U盘,一直坐到黄昏。窗外是哥本哈根冬季的样貌。屋里潜入晦暗的光色,清冷且凄楚。西边,灰蒙蒙的雾霭里,一轮落日贫血似地苍黄……”,此时的孤独不再是“痛苦的隔离”,而是“与回忆共生的温暖”——他虽然失去了柳岚,却在孤独中珍藏着与她的真诚记忆,这种孤独中蕴含着“向死而生”的诗意:明知存在有限,却依然珍视曾经的共在。正如袁野对柳岚的告白:“我就在你的呼吸里……我就在你的眼泪里”,即使柳岚不在了,这份“共在”的记忆依然存在于袁野的存在中,让他的孤独不再空洞,而是充满诗意的力量。
瞿旋通过袁野与柳岚的孤独体验,展现了现代孤独的多重形态:袁野的“主动孤独”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柳岚的“被动孤独”是对现实压迫的承受,而两人的“孤独共鸣”则是对现代困境的诗意突破。小说告诉我们,孤独不是现代个体的宿命,因为在孤独中,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自我,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他者——当两个孤独者以真诚相待时,孤独便会转化为“共在”,成为现代人对抗精神困境的诗意路径。
四、天职践行:事业异化困境与存在坚守突破
《哥本哈根落日》深度探讨了现代专业人士的核心困境:当事业追求与存在意义发生冲突时,个体如何选择才能回归本真?小说的答案是:事业的价值在于“服务存在”,而非“异化存在”,只有当事业与存在意义统一时,个体才能实现“诗意平衡”。
袁野三次选择(拒绝提前回国、放弃深度合作、接受双重失落)构成对“事业异化”的反抗:他拒绝将事业视为“职位筹码”“资本工具”,始终以“服务存在”为核心——事业的价值不在于外在成功,而在于是否与“真诚的爱、共在的记忆”等存在意义统一。这种“存在优先”的选择,正是现代专业人士平衡事业与人生的诗意路径。
袁野的第一次选择:拒绝提前回国,坚守旅行中的存在体验。小说中,院长突然来电告知袁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的帕特里克对他的论文感兴趣,“打算再赴中国当面与作者交流”,甚至计划将他的著作介绍到哥本哈根会议,邀请他“立刻赶回去”。这个机会对袁野的学术事业而言极具吸引力——“这不仅是袁野的一次机会,也是院里的一次机会”,院长甚至暗示“副所长的职务,他的可能就更大了”。但袁野却拒绝了,理由是“既然出来了,怎么好马上回去?再说他本来就有通过这次旅游进一步思考这部书稿的意思。没考虑成熟就急于与帕特里克他们交流,反而容易把书稿糟蹋了”。表面上看,袁野是为了“书稿质量”,实则是为了“存在体验”——此时他已与柳岚相遇,感受到“一股飘逸着某种花草清香的化妆品的味道,混合着她的体温”的温暖,这种“存在共鸣”让他意识到,学术事业的本质是“探索存在意义”,而不是“追求职位与名声”。他不愿为了“事业机会”放弃与柳岚的相遇,因为这种“相遇”正是他探索的“存在意义”的一部分。
简可对袁野的指责,恰恰暴露了现代事业观的异化。简可对袁野说:“一个人的一生,关键的机会也就那么几次。这是你的一次机会,并且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你的态度不对。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回去!”,这种观点将“事业机会”视为“人生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存在的其他维度。袁野的回应“噢,谢谢”看似敷衍,实则是对这种异化事业观的无声反抗——他深知,事业的成功不能填补存在的空虚,而与柳岚的相遇,恰恰是存在意义的生动体现。管静也试图用阶层优势说服袁野:“你该知道,光靠才气是不够的,关键时刻得有人替你说话。你们省里不该埋没你这样的人才”,甚至暗示“老头子认识你们省领导”,但袁野依然不为所动,因为他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而非“官途成功”——这种对“存在意义”的坚守,让他避免了成为“事业的奴隶”。
袁野的第二次选择:放弃深度合作,回到旅游团守护存在联结。随着剧情发展,帕特里克再次联系袁野,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方案:“邀请您专心与我们交流几天……交流完后,会根据您的要求,专门安排您旅游、考察,费用由我们承担”,条件是袁野“终止这次旅游”。这个方案看似“双赢”——既能推进学术事业,又能获得免费旅游,但袁野却再次拒绝,选择“回到旅游团,一边继续旅游;一边写大纲”。他的理由是“我这次旅游就是为这部书稿找感觉的……目前是我出灵感的最佳时期”,实则是因为“柳岚的存在”——此时他已意识到柳岚的困境:“她面临的是在绝望中必须进行的绝望的选择!你也只能绝望地尊重她这种绝望的选择。但不管你与她到底会有怎样的前途,你们毕竟已经有了灵魂交汇、至而是生死相依的那种牵连”。他不愿为了“事业深度合作”放弃柳岚,因为他明白,事业的最终意义是“服务于人的存在”,而守护柳岚的存在,正是他当下最重要的“存在责任”。
袁野的这个选择,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决断”——不依据外在的“事业标准”,而遵从内心的“存在召唤”。他深知,简可等人可能会阻挠(席乐弄坏他的手机,“见席乐坐在你的座位上搞着什么。当时车上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上车,很不自然”),但他依然选择回归,因为“存在联结”比“事业成功”更重要。柳岚的回应也印证了这一点——当袁野冒雨找到她时,她“惊喜,却透着疲惫:‘袁哥?是你——’”,后来更是“不要旅行箱了”,坚持回到旅游团,这种“双向奔赴”的选择,让两人的存在联结更加坚固。
袁野的第三次选择:接受事业与存在的双重失落,在遗憾中坚守存在意义。小说结尾,袁野的事业与存在都遭遇挫折:哥本哈根会议“争论异常激烈……挤掉了袁野演讲的安排”,他的学术成果未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柳花沟生态实验区项目泡汤,“一家化工企业与县里洽谈要投资四十个亿在桃源乡建厂……柳花沟村与袁野的项目就不能签约了”,他计划与柳岚“共同居住的小院”化为泡影;甚至柳岚的手机号也“停机”,他再也无法联系到她。但袁野并没有陷入绝望,而是选择“把那个用水绿色的真丝绸布包裹着的盒子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每次离开都要拥抱她,亲吻她”,这个盒子里装着柳岚的遗物,是他们存在联结的象征。袁野的选择表明,事业的失落并不可怕,因为存在意义的核心是“真诚的记忆与爱”——即使事业未能成功,即使柳岚不在了,这份“存在联结”依然能让他的人生充满诗意。
小说中,袁野对“事业与存在”的平衡,本质上是对“职业”与“天职”的区分。院长期待袁野以学术成果“为院里增光”,简可将事业视为“权力与资本的工具”,这些都是“职业逻辑”——将事业视为“外在评价的工具”;而袁野则将学术事业视为“探索存在意义的天职”——他的书稿“对迄今以往世界的主流文明提出质疑”,本质上是为了“让人更好地存在”。当事业与存在意义冲突时,他选择“天职逻辑”,而非“职业逻辑”,这种选择让他避免了事业异化,坚守了存在本真。
柳岚对袁野的支持,也体现了“存在优先于事业”的理念。柳岚知道袁野的学术追求,却从不说“你应该怎样”,而是用行动支持他:她担心袁野迷路,主动为他引路;她察觉袁野胃不舒服,送他暖宝;她甚至说“陪你把大纲送给帕特里克啊?到奥地利,我担心你会迷路的!”。这种支持不是“要求他成功”,而是“关心他的存在”——她希望袁野能在事业中找到快乐,而不是在事业中迷失。这种“以存在为核心的支持”,正是袁野能平衡事业与存在的重要支撑。
反观简可的“事业观”,则是“异化存在”的反面教材。简可将事业视为“操控他人的工具”,他利用汉洋集团的资本控制柳岚父亲的企业,“逼迫柳岚接受他的追求”;他将希特勒视为“保镖”,将尹哲视为“卧底”,用事业资源构建权力网络。这种“事业观”彻底异化了存在意义,让他成为“资本与权力的奴隶”,最终也未能得到柳岚的爱。简可的失败,恰恰反衬出袁野“事业与存在平衡”的正确性——只有当事业服务于存在,而非异化存在时,个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瞿旋通过袁野的三次选择,探讨了现代专业人士的“事业与存在”困境,给出了诗意的答案:事业的价值在于“探索存在意义、服务他人存在”,而非“追求外在成功、操控他人”;当事业与存在冲突时,应坚守“存在优先”的原则,因为存在意义的核心是“真诚的爱与记忆”,这种意义不会因事业失落而消失,反而能成为个体对抗困境的诗意力量。正如袁野所说“一个人的事业既要有责任感,同时要遵循内心的法则”,这句“内心的法则”,正是存在意义的指引。
《哥本哈根落日》以欧洲旅行为叙事线索,在临时社群的微观政治、真诚的本体论价值、孤独的精神现象学,以及事业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中,勾勒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与诗意突破。瞿旋的文学成就,在于将复杂的存在论思考转化为细腻的日常细节——一个转换插头、一串佛珠、一枝丁香花、一次雨中的等待,这些看似微小的情节,都蕴含着“对抗异化、回归本真”的哲学命题。
小说结尾的“哥本哈根落日”,是现代存在困境的诗意隐喻——“西边,灰蒙蒙的雾霭里,一轮落日贫血似地苍黄”,它象征着现代个体的孤独、事业的失落、存在的有限;但同时,落日也意味着“新的开始”——正如袁野坚守与柳岚的存在联结,即使在失落中依然能感受到诗意。这种“在困境中坚守诗意”的态度,正是小说对现代人的启示:现代性困境无法避免,但个体可以用“真诚的爱、孤独的共鸣、存在的坚守”,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诗意的道路。
正如丁香花意象贯穿全文,小说始终提醒我们:在工具理性肆虐的时代,唯有保持对存在本真的敬畏,才能避免成为“异化的现代人”。袁野与柳岚的故事,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而是一个真实的寓言——它告诉我们,即使人生充满遗憾,即使事业与存在都遭遇挫折,只要我们坚守“真诚与爱”,就能在现代困境中实现诗意突破,让人生之旅充满温暖与意义。
李恒昌,1963年生人。铁道战备舟桥处原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2021年度泉城实力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文艺杂志社签约作家。曾获“中国好书”“探照灯好书”“百道好书”“年度影响力图书”、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中国铁路文学奖、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山东省第三届视听文学剧本大赛一等奖、“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征文大赛长篇作品奖等。先后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20部。主要作品有“大地系列”之《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等六部;“大河系列”《大河赤子》等三部。作品散见《长篇小说选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解放军文艺》《香港文艺》《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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