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看穿，有一种奇特的力量。
那就是：不声述任何真相了，不在乎他人印象了，不期待社会舆论了，不企盼历史公正了。结果，正是这些"不"，带来了生命的独立、创造的纯粹、心态的洁净。
本来，我们逃奔到了"边缘"城市深圳，两人都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工作，因此是一种"孤独"存在。但是，文化暴徒很快跟来了，而且他们都在深圳找到了"助理"，于是深圳也不"边缘"了。
我们想了想，更明白"边缘"不在地理上，而是心理上。于是，又回到了我并不喜爱的上海。
正好这时，那个用"不让演、不让走"的囚笼困住我妻子整整十几年的地方官员，终于退休了，妻子就被批准以"夫妻团聚"的理由调入上海。
我们想起，这座城市虽然玷污了黄梅戏《红楼梦》，但是两位真正的上海艺术家黄佐临和谢晋，曾经高度评价了这出戏，为了感谢他们的在天之灵，我们自己筹资，创作了中国音乐剧《长河》。
这个戏的演出效果令人震撼，一位美国的戏剧博士认为有资格进入世界名剧之列，有些著名的青年艺术家在看完戏后长时间坐在座位上哭泣，不愿起身。虽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我们还是迫于资金限制，没有再演下去，反正已经告慰了黄佐临、谢晋的在天之灵，这就够了。
妻子一登台，立即让人想起她确实是美国林肯艺术中心、纽约市文化局联合颁授的"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她身上，积贮着让东方艺术灿烂爆发的巨大创造力。尽管那些具有权势背景的黑影剥夺了她美好的岁月，但她的那种天赋似乎与年龄无关。
与她相比，我的事情简单得多，因为写作不需要团队。我靠着她，写一本本书。我的生活，由三点组成：稿纸、长途、她。
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说，在文化情怀上，我也有不少远远近近的朋友，偶得一见，也能倾心畅怀；但是实际生态上，却极少交往，只把珍罕的记忆在心中蕴藏。因此全部日常生活，只与她互相依傍，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种生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机，所有的对外联络都由她完成。其实，对外联络也很少。对我来说，没有她，就没有外界。这事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我的理由非常充分。我们自选了一座僻静的小岛，偶尔有一条小船送点儿东西就可以了。一条已经足够，不要第二条。
我在小岛上已经把写书当作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工程，邪不可侵，正不可侵，万般皆不可侵。既不听夜鸮啼叫，也不听燕雀欢鸣。
我的这一生命工程，其实也就是文化工程。我终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四大专题：空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时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人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审美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为此，我写了几十部专著。例如，以"苦旅"来提领空间意义，以"文脉"来提领时间意义，以"君子"来提领人格意义，以"极品"来提领审美意义。提领之外，便是大量辅论。
我在离群索居状态下写的那么多书，竟然全都受到极大欢迎。每一本书的销售量和再版数，均可证明。在境外受到的欢迎更是出乎意料，正是这些书，使我成了被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各个名校演讲最多的中国学者。这情景又让我想到了海边的比喻，我离开一个个热闹的帐篷独自来到礁石上，反而有千万浪涛与我呼应。
我的世界虽然大到无限，但是，外面的无限都不能吸引我。
别人的家，是向世界出发的码头，而我正相反，家是整个世界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