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
从趋势看，那些文化黑恶势力看到种种诽谤都没有把我们这对夫妻完全扑灭，就渐渐集中到最后一个嫉妒点，那就是我们的婚姻生活。他们至少每半年散布一次我们"离婚"的谣言，还伪造出一个所谓"前妻"，来进行电信讹诈，我只得报警。
上海警方经过仔细侦查断定，历来媒体上有关我的种种诽谤，九成的目的都是为了诈取"止谤费"。那些媒体人员，极有可能是共犯。警方希望我到法院起诉，但是我因为嫌脏，放过了所有这些罪犯。
我和妻子原想稍稍保留一点儿对媒体的信任，但是，大量媒体实在太擅长欺侮好人了，我们夫妻俩几乎被它们接连不断地伤害了大半辈子。别的媒体见了，也都装作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只要一想到媒体，就会感到彻骨寒冷。例子太多，随举其一。
我说过，二OO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加救援，看到废墟间留有遇难学生的课本，课本上有我的文章，便立即决定以我们夫妻之力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书，要由我自己来挑选。
当时很多媒体有捐助报道，我都没有透露，只在埋头选书。这事被一个记者看出一点儿动向，就猜测我有可能会捐出二十万元办希望小学。其实是猜错了，这点儿钱又怎么建得起三个图书馆？对此我也未加纠正。
没想到，北京一个盗版者在媒体上说，他去查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捐助账号，没看到记者所说的款项，因此是"诈捐"。于是立即变成全国媒体的爆炸新闻，整整闹了两个月。连灾区的教学部门一再证明我捐建图书馆的事实，也平息不了。我所挑选的书籍早就在那里堆积如山，但是没有一家媒体去看过一眼。
那天，我在外面与一个朋友一起吃晚饭，妻子着急地打来电话，说我家的房门已被大量媒体记者堵住，不断敲门要采访"诈捐"事件。妻子的电话是打给那位与我一起吃饭的朋友的，因为我没有手机。妻子在电话里说，她从门孔里看出去，很多摄像机正支在门口，只要一开门就会蜂拥而入，因此，她要我现在千万不要回家。
乍一听，来了那么多媒体就可以把事情讲清楚了，但再一想，不对。如果媒体早就想把事情弄清楚，为什么在全国闹腾两个月期间，都从来没有来采访我们当事人一分一秒？如果今天真的来进行一次迟到的采访，也该事先联系一下呀，为什么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堵住了房门？因此，今天晚上，他们要的是"突击丑态"。
房门仍然被不断敲响。
妻子在门内说："我们从来不接受采访，我丈夫也不在。"门外问："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妻子说："不知道。"
门外问："你不能用电话催一催？"
妻子说："我丈夫没有手机。"
门外说："那我们一直在这儿等。"
妻子说："那你们就等下去吧。"
随即，妻子打电话恳求那个与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多花一点儿时间陪着我。她会通过门孔观察，决定要不要今夜为我在外面订旅馆。
但是，刚这么说，她又担忧了，这些媒体手眼通天，我一旦入住哪个旅馆，他们会不会立即就获得信息，到那里把我逮住？
-﹣就这样，妻子一直守着门孔，我一直躲在外面。饭店关门了，朋友走了，我就坐在路边的凳子上，坐在被树荫挡住路灯的黑影下，为了不被人家发现。
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境地？只因为我们做了一点儿捐献。而且是默不告人的捐献，捐献出了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金的总和。
我突然觉得，由捐献开始的媒体讨伐、房门围堵、夫妻分隔、门孔窥视、路边躲避……是一幅浓缩了的人生图像。
偌大一个城市，偌大一个社会，那么多窗户，那么多人影，只有她在保护我，但保护得非常无奈，只是不断关照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我惦念的，也只是她，但惦念得非常笨拙，只能在黑暗中嘀咕，不能回家，不能回家。
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么一个家。但是连家也不能回了，有那么多人阻挡着，阻挡住了我们唯一的避世小门。
这，难道不是一种象征吗？
在这种巨大的象征中，我们夫妻不能不联想起从父辈到我们自己的全部经历。
如果要概括一下，那就是：父辈因揭示灾荒真相而横遭迫害，借口之一是宣扬《红楼梦》；妻子为了悼念而演了这部戏，却又因巨大成功而被嫉恨，失业于三十几岁；为了防止我为妻子申诉，几十年来诽谤锁门，取得再大成就也黑浪滔滔。这整个过程，全国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从来没有一家媒体提过半句疑问，没有一个官员给过一丝安慰。这，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长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