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回国，围住我的记者不少。我以为，他们总会询问我数万公里的冒死经历吧？总会询问我世纪之交的文明思考吧？总会询问我回来之后的演讲计划吧？
这样的问题，居然一个也没有。
第一个问题是："上海一个姓朱的文人，刚刚发表文章，说从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本《文化苦旅》，连妓女也在读你的书，你该怎么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上海还有两个文人发表文章，说你在'文革'中也写过什么，你该怎么回答？"
我对这种问题，这种气氛，已经非常陌生。但是，顷刻之间，远方的恐怖退去了，人类的文明退去了，世纪的难题退去了，我一下子又跌落在国内传媒文化的滚滚浊流之中。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捡回了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那里有很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最醒目的是报刊的标题，都很刺激：
《余秋雨是文化杀手》;
《剥余秋雨的皮》;
《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说你是杀手，是因为你把他们淹没了。"她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
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历来总认为"文人"和"暴徒"是两种人，十年浩劫的事实证明，之中的一部分，他们极有可能是同一种人。现在，街边书报摊上那些标题，又做了同样的证明。
我始终不把这帮人看成是"愤青一族"、"激进分子"，而是明确称之为"暴徒"，或曰"文化黑恶势力"。这不是我的强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我表述。落草就落草了，嗜血就嗜血了，何必还披一件文人衫袄？我帮他们脱了。
当类似的血腥言辞用高音喇叭和嘶哑嗓门灌注到我爸爸、叔叔、岳父的耳际，当叔叔在这种声音中愤然自戕的时候，这种言辞就已经等同于皮鞭、钢刀。现在，这种言辞又紧贴着我的名字发行到全国各地，其暴虐的幅度又超过了以往。
有两位朋友为了宽慰我，说起了笑话。他们说："这些文章写得那么血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自那些嫖客的手笔。嫖客在妓女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本好书，一下子显得自己反而没有文化了，才会恼羞成怒。"
"不！"我知道这是说笑，却还是断然阻止。嫖客玩酷，却不残酷；嫖客惹腥，却不血腥。这些文章不会出自风月之手，只能出自疯狂之手。
有一位海外的华文作家急急找到我，说："对一个重要的文化创造者进行大规模的恐吓和侮辱，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犯罪。事情都发生在官方报刊上，相关官员为什么对此毫无态度？"
我听了苦笑一下，没有回答，但心里却有答案：我，已经不在权力结构之内，不是官员职责要维护的范围。即便有些喜爱读书的官员想维护，也缺少操作规范，弄不好还会招惹是非。因此，他们集体地选择装聋作哑。
"对于你的遭遇，为什么那些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都不讲几句公道话？"那位海外作家又问。
我不知道他指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是哪些人，就请他报出了一些名字。一听，我再度苦笑。
我说：他们多数也参与了攻击。对他们来说，攻击我，既有"挑战权威"的假象，却又非常安全，这正是当代中国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我曾这样概括他们：因攻击而表演正义，因虛假而表演激烈，因安全而表演勇敢。归根到底，都在表演。我和妻子都是戏剧中人，对于生活中的表演，一眼就能识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