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事情太卑琐，我历来不愿提起。
我在策划黄梅戏《红楼梦》时，先让人找了一个不认识、也不知名的年老编剧写了个脚本，一看不行，就决定由我和导演马科先生一起边排演边成稿。一切都在现场完成，效果很好。等戏出来，总要署个名，我想了想，就把定稿本送给那个曾经试写过一稿的年老编剧，请他单独署名，并把稿酬全部给他。很快得奖，再把奖状和奖金也全部给他，那个人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不署名，不拿稿酬，一是因为我全无名利观念，二是因为我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戏剧界，云水缥缈，至高无上。
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段默默施惠于人的佳话吧。但是，谁能想到，上海居然有人挑唆那个年老编剧突然翻脸，在媒体上诬陷我和导演修改他的剧本是"企图署名"。挑唆者诱惑他说，只要让人相信堂堂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企图把名字署在他的名字后面，那么，他就会大大爆红。
这件事如此荒唐，但因为攻击的目标是我，立即在海内外卷起风潮。香港的评论家罗孚先生也在《明报》上说到此事，后来上海有一个朋友告诉他，我根本就没有署名，也没有"企图署名"的丝毫证据，罗孚先生就在《明报》 连续三天向我公开道歉。但是，闹事的上海文化界却没有人向我道歉，大家都在为一场莫名其妙的投污成功而兴高采烈。
就在那些天，年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女士亲自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她盛赞黄梅戏《红楼梦》 的成就，希望我能具体帮助越剧的改革。顺便，她别有深意地讲起了自己早年在上海的一个惨痛经历。她说，当年越剧在上海爆红后，遇到的最大灾难，是有人向台上的主角演员投掷最肮脏的污秽之物。闹得全场奇臭无比，观众纷纷掩鼻而逃，整个演出也就砸了。她说："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是地痞胡闹，后来发现投掷者很懂戏，总能准确地抓住剧情的高潮点，也知道满台最重要的主角是谁。后来也抓住过一个投掷者，不是地痞而是文痞，与井市小报有关。"
"市井小报？"我问。
她说："对。他们是为了炒新闻。投掷事件后，各个小报就不断诱导人们，女主角是否有家乡仇人？是否卷入了婚恋纠纷？没完没了。好好一个剧团，也就陷落在小市民的叽叽喳喳中了。这就是上海，地痞、文痞分不清。"
我知道，她这是在直接喻指我们目前正在遇到的事件，提醒我们上海文化有一种奇怪的"毁优机制"。临走，她还低声给我讲了一个挑唆者的名字，居然是我的学生。
几天后，我又遇到了忘年之交唐振常先生，研究上海史的大专家。他并没有看过黄梅戏 《红楼梦》，却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企图署名"的闹剧。一见面他就拍着我的肩哈哈大笑，说："报应啊！你写的《上海人》是传世之作，但显然掩饰了上海人的老毛病，这下给你补课了。"
我希望他多说几句。
他说："上海开埠以来，既自由又混乱，但最混乱的是文化，因为财富有坐标，文化没有坐标。一大群品格低下的媒体文痞，年年月月就靠折腾文化名人来谋生。很多文化名人开始都曾喜欢上海的自由，但都住不长，就是厌烦这帮人。其实'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姚文元就是这样的上海媒体文痞，见到谁好就糟蹋谁。这风气到今天还在，因此我对上海文化的前途并不看好，你迟早也该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