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赣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薛华平
摘要: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文化现象,而赣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独特而关键的角色。本文从赣南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地理定位出发,系统考察明清以降西方传教士与使者经由梅关古道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利玛窦、马戛尔尼等代表性人物在赣南的行迹与文献记载,同时探讨王阳明心学在赣南的形成及其对西学接受的潜在影响,并对赣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文旅开发潜力提出建议。研究表明,赣南因梅关古道这一“南北大动脉”的地理优势,成为西学东渐的“门户之地”,西方传教士、使节、商人由此涌入,中国知识界亦经由赣南接触西方新知,赣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枢纽地位。
关键词:西学东渐;赣南;梅关古道;利玛窦;王阳明;中西文化交流
一、引言
“西学东渐”一词最初见于容闳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后被用来泛指晚清以来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盛行的历史过程。然而,西学东渐并非始于晚清,其最早的大规模传播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明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将欧洲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科学体系注入新的思维方式与发展契机。此后三百余年,西学东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线之一。
在关于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中,学界对沿海通商口岸的关注较多,对内陆枢纽城市的研究相对不足。江西赣南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自古为南北交通之孔道。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路,赣南遂成为中原通往岭南乃至海外的最重要通道。明清之际,这条古道上不仅商旅不绝,更迎来了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与使节。这些西方来客经由赣南北上或南下,赣南因而成为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双向交流的“门户之地”。
本文以“西学东渐”为视野,考察赣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文章将依次梳理赣南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历史基础,考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赣南的行迹与文献记载,分析王阳明心学在赣南的形成及其与西学的思想互动,探讨赣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文旅开发潜力。
二、地理枢纽:赣南在南北交通中的门户地位
赣南之所以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通道,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区位。赣南地处大庾岭北麓,大庾岭乃五岭之首,自古为中原通往岭南的咽喉之地。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路,重塑了岭南的商路,使大庾岭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北宋时期,此道已十分繁盛,“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赣州(宋称虔州)因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条古道从梅关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赣州章水,南连广东浈水,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形成了一条水陆连运的交通线。
两宋时期,每天往返于梅关的伕力不下千人。明代更是繁盛至极,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指出:“广州者,海舶登岸处也。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扬州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而扬州也。”同治年间茂名籍举人杨廷桂在《南还日记》中仍记载古道“行旅如蚁,挤拥如观剧”。正是这条“南北大动脉”,为西方传教士和使节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
据史家统计,自17世纪开始至1870年,从大庾岭穿越往返广州和内地的外国人有详细记载者已达十余人,包括1655年纽霍夫的使团、1693年布维、1722年戈比、1793年马戛尔尼、1794年范博阿姆舍的使团和戴斯贵那斯、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1847年米尔纳、1869年巴伯等。这些外国使者,就是随着当时繁华的商路,由大庾岭上的梅关古道往返岭南和中原之间。正如梁洪生教授所指出的,江西并非耶稣会士来华最重要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江西当时尚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之中,因而获得一种“便道”交流的机会。赣南正是这条“便道”上的关键节点。
三、文献记载中的赣南:西人的观察与记录
(一)利玛窦的赣南记述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最早用文字记述和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的西方人之一。1583年至1610年间,他曾到过肇庆、韶州、赣州、南京和北京等地传教和居住。1595年,利玛窦在广东韶州(今韶关)传教多年后,迫切希望向北发展。大约在1595年4、5月间,他收到了兵部侍郎佘立的邀请,随其队伍北上。利玛窦匆忙之中带着两名信教的中国人和两名仆人,经南雄、翻越大庾岭梅关古道,进入江西南安府。
利玛窦对梅岭古道的繁盛景象留下了生动的文字记录。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
“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这种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送。”
利玛窦所指山两侧的两座城市,南者即南雄,北者即南安。他观察到南雄“是一个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极为方便。欧洲、印度、马六甲、摩洛哥与其他地方的货物,这里可说应有尽有”。利玛窦在同年8月29日写给澳门孟三德神父的信件中也专门提及了梅岭古道上的所见所闻:“的确,从南雄至南安这段陆路风景优美。大部分路途都很平坦,路面由砖石铺成。”。
关于赣州,利玛窦也有记载。他在赣州遇到了一位“四省总督”(即南赣巡抚),管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区域。利玛窦与这位官员长时间交谈,“双方均感满意,内容涉及欧洲的风俗习惯和科学进步,还涉及基督的法律”。赣州天主教的历史亦由此发端——赣州天主教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由利玛窦赴京途经赣州时传入,此为赣州有天主教之始。
利玛窦是第一位向西方世界介绍江西的西方人。尽管他在赣州停留时间不长,但其记载使赣南第一次进入了西方的视野,成为西学东渐起点上赣南历史地位的重要文献证据。
(二)其他西方使节与学者的记录
继利玛窦之后,梅关古道上往来不绝的外国使节和学者纷纷留下了关于赣南的观察记录。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访问中国,其往返路线均经过大庾岭。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亦由梅关古道自南至北进入中国。这些使团的外交记录中,对大庾岭的地形、驿站、风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1868年至1872年间,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1870年,他从广州去北京途中,穿越大庾岭、经过梅关古道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庾岭及梅岭关的情况。李希霍芬推算梅岭的高度约为400多米,指出此前的欧洲人认为梅岭高2500米显然是错误的。他还注意到,“晚上,几个来自宜章的商人来了,从他们那里我得知,南雄通道在这里叫梅岭”。李希霍芬以其地理学家的专业视角,为赣南留下了珍贵的近代地理记录。
四、历史人物与西学东渐的赣南因缘
(一)利玛窦:西学东传的开拓者
利玛窦无疑是西学东渐史上最为耀眼的人物。他的传教路线——肇庆→韶州→赣州→南昌→南京→北京,构成了西方知识传入中国的核心路径。利玛窦在南昌停留三年,在此期间他与江西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对话,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他还将欧洲的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等知识介绍给中国士人,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开创了“学术传教”的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传教的重要阶段的几个落脚点——广东肇庆、韶州、赣州、南昌、南京、北京——其中前面几个传教地点都是客家人生活的地方。赣南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利玛窦北上路线中的关键一环。利玛窦在此接触的中国官员和民众,大多具有客家文化背景,这对理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本土化过程具有特殊意义。
(二)王阳明:赣南心学与西学的思想接应
王阳明(1472—1529)虽早于利玛窦数十年,但其在赣南形成的心学思想,却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
1516年,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在赣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五年(1516—1521)。正是在赣南,王阳明完成了其“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伟业。他平定漳南、赣南、粤北等地动乱及宁王叛乱,推行乡约教化,兴办社学,并在此过程中将心学思想推向成熟。
赣南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的弟子薛侃于赣州首刻《传习录》,标志着阳明学术的成熟。而赣州城西的通天岩,更是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形成的重要之地。《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与弟子在通天岩关于“满街皆是圣人”的著名讨论,王阳明提出“人人皆可成圣人”“百姓日用即是道”,极大地发扬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可以说,王阳明借助赣州这块思想丰饶的土地,完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的心学传习与实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心学学术体系。
王阳明心学在明末风行于世,压倒了曾笼罩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程朱理学。学术界公认,中国理学因周敦颐南安、虔州讲学并带教程颐、程颢而起源于南赣,中国心学因王阳明巡抚南赣、刊刻《传习录》、通天岩提出“致良知”说而集大成于赣州。明清之际,阳明心学为西学的接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接应——心学强调“自作主宰”、破除权威,与西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具有某种内在的呼应。王阳明与弟子在赣州通天岩关于“满街皆是圣人”的讨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了东西方思想的隔空对话。这种思想氛围,为后来传教士在中国士人阶层中传播西方知识创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三)赣南地方人物与传教士的交集
除了利玛窦与王阳明,赣南地区还有一些地方人物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南赣巡抚佟国器(康熙帝母亲的堂兄)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清顺治七年(1657年),佟国器将在赣州城内的一块土地赠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迪我神父,用于建立赣州第一座天主教堂。此后,康熙年间赣州已有教徒2000余人。佟国器的这一举措,为天主教在赣南的立足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明末著名士大夫郭子章曾与利玛窦有过交往,其玄孙郭廷裳后来受洗入教成为天主教徒。郭子章曾任广东巡抚,与利玛窦的交游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个案。光绪初年,清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西方传教士纷纷从广州口岸进来,越过大庾岭梅关古驿道往中原一带传教布道。光绪三年(1877年),法国传教士首先在大余设立福音堂进行传教布道。
五、过程脉络:西学东渐在赣南的历史展开
(一)明末:利玛窦的开启(1595年)
1595年是西学东渐在赣南的开端之年。这一年,利玛窦途经赣州,将天主教传入赣南,也为赣南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第一扇窗口。尽管利玛窦在赣州停留时间不长,但其经过本身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赣南正式进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版图。同年,利玛窦在南昌定居,奠定了天主教在江西传播和发展的基础,江西遂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区域之一。
利玛窦之后的数十年间,来华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逐渐增多。据学者统计,至少有100位以上的耶稣会士曾路过或在江西传教活动,并将江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些传教士在赣南的活动虽然零散,却构成了西学东渐早期的重要环节。
(二)清前期:天主教在赣南的扎根(1657—1720年代)
清顺治七年(1657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迪我在赣州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天主教在赣南有了正式的宗教场所。此后,传教士在赣南的活动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南赣巡抚佟国器的支持,为天主教在赣南的合法地位提供了官方背书。康熙年间,赣州教徒已发展至2000余人,显示出天主教在赣南民间的传播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然而,传教士在赣南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清中叶以后,随着“礼仪之争”的激化和清廷禁教政策的推行,天主教在赣南的传播一度受到限制。但即便如此,梅关古道上往来不绝的传教士身影并未完全消失。
(三)晚清:门户开放与再兴(1860年代以后)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更多口岸,西方传教士得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国内地活动。光绪初年,西方传教士纷纷从广州口岸进来,越过大庾岭梅关古驿道往中原一带传教布道。光绪三年(1877年),法国传教士首先在大余设立福音堂进行传教布道;光绪八年(1882年),又有更多传教士进入赣南各地。1920年,教廷设立赣州代牧区,首任宗座代牧主教为法国籍遣使会会士杜保禄,天主教在赣南的组织体系趋于完备。
六、研究开发价值与文旅期待
(一)学术研究价值
赣南在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一个尚待深入发掘的学术领域。目前学界对明清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京城,对内陆枢纽城市的关注不足。赣南作为梅关古道的北端节点,是西学东渐从广州向内地扩散的必经之地,对赣南段西学东渐史的系统研究,可以填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区域性空白。
赣南地区保存的西学东渐相关文献和文物,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梅关古道和赣州的记载,李希霍芬日记中对大庾岭的地理观察,以及地方志中关于天主教传播的零星记录,都是珍贵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西学东渐在中国内陆地区的展开过程。
此外,赣南同时是王阳明心学形成与西学东传的交汇之地。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在赣南的形成,与利玛窦在赣南、南昌的活动在时间上前后相接(王阳明在赣南1516—1521年,利玛窦在赣南、南昌1595—1598年),这种时间上的接近性值得深入探究。王阳明心学所倡导的“自作主宰”“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取向,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之间是否存在思想层面的呼应?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中西思想交流史的认知。
(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与西学东渐相关的赣南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别:
其一,梅关古道与梅关遗址。 梅关古道位于大余县与南雄市交界处,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驿道,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道上的梅关关楼、驿道铺面、石刻题记等,都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实物见证。
其二,赣州天主教堂与传教遗址。 清顺治七年刘迪我建立的首座教堂虽已不存,但赣州城内仍保留着若干与天主教传播相关的历史建筑和遗址。赣州教区作为天主教江西教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建筑和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其三,王阳明在赣南的遗迹群。 包括赣州通天岩(王阳明讲学及“致良知”学说形成之地)、赣州古城内的阳明遗迹等。这些遗迹不仅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也为理解赣南在中西思想交汇中的角色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梅关古道沿线与西学东渐相关的石刻、碑记、驿亭、教堂遗址等进行系统普查和数字化记录,建立专题文物数据库;
二是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赣南的行迹纳入梅关古道和赣州古城的历史文化解说体系,在景区设置“西学东渐之门”“利玛窦北上之路”等文化标识;
三是开发“重走利玛窦之路”主题文旅产品,整合澳门—肇庆—韶关—赣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利玛窦传教路线的文化遗产资源,赣南作为这一路线上的关键节点,可以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
四是推进王阳明心学与西学关系的学术研究,在赣州推进专题学术论坛或研究中心建设,推动跨学科、跨文化的中西思想比较研究;
五是将赣南西学东渐史纳入地方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体系,通过展览、讲座、校本课程等形式,向公众普及赣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贡献。
(三)文旅开发的愿景
赣南拥有丰富的西学东渐主题文旅资源,具备打造“中西文化交流门户”品牌的基础条件。建议以梅关古道为核心,串联大余、赣州两地的相关文化遗产,开发“古道上的世界——赣南在西学东渐中的角色”主题旅游线路。游客可以沿着利玛窦的足迹,翻越大庾岭,体验“从岭南到中原”的历史穿越;可以在赣州古城探访王阳明讲学的通天岩,感受心学与西学的思想共鸣;还可以在梅关古道现场阅读利玛窦笔下“队伍每天不绝于途”的繁盛景象。
更长远地看,可以推动将赣南纳入“利玛窦之路”国际文化旅游线路,与广东、江西、江苏、北京等地的相关文化遗产形成联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西文化交流主题旅游品牌。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赣南的文化软实力,也可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七、结语
赣南在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一个被长期忽视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自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以来,赣南便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自明代利玛窦翻越梅关北上以来,赣南便成为西学东传的门户。利玛窦在赣南的短暂停留,使赣南第一次进入西方的视野;其后数百年间,往来不绝的西方传教士、使节、商人经由赣南往返于岭南与中原之间,赣南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与此同时,赣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重要场域。王阳明心学在赣南的形成与完善,代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阳明心学与西学在赣南的时空交汇,使赣南成为观察中西思想对话与互动的独特窗口。
西学东渐在赣南的历史展开,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从零星到持续、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利玛窦以传教士的身份开启此程,李希霍芬以地理学家的目光记录此路,马戛尔尼以外交使节的使命往返于此——他们的行迹与文献,共同构成了赣南西学东渐史的丰富图景。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赣南在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仅具有学术上的补白意义,也为赣南的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了独特的资源禀赋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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