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
那时的我，正陷于绝境。
会怎么样？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果条条生路全都崩塌了，
这种情景，很少有人体会过。
我曾经读过不少叙述自家在那些年受苦的回忆录，读着读着总是会哑然失笑，因为一看便知，他们的路并没有彻底崩塌。
例如那些干部子弟，虽然父亲已经倒台，但门路还是很多，他们在军队中总有不少的关系网络，而当时的军队，权势盖天。又如上海有不少资本家的后代，虽然账户被"冻结",但隐隐约约的各种输送管道使他们的日子仍然过得不错。即使是平民家庭，只要亲戚中有一个参加了"工人造反队"或"工宣队"，便无人敢欺。
-﹣这些旁门左道，我家一条都没有。
自从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之后，全家那么多人已经失去衣食来源。我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妈妈在严冬赤着脚为一家工厂洗铁皮赚几个钱，弟弟那么小就跟着人到海里捕鱼，祖母如此高龄也只得独自回到破残的故乡老屋等死……
天天都是难言的惨痛，因此很快就失去了对惨痛的敏感，只是确认了一个事实：生命就是大苦大难，世界就是大苦大难。
说起来，我爸爸和叔叔都不是那场运动的对象，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是政治人物。他们都是因同事们的"揭发"而被打倒的。打倒之后，只要有另外一二位同事以"革命群众"的身份为他们说句话，情况就会大为改观。而且，这对说话的人毫无风险。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这样的同事始终没有出现。很多同事曾经是他们的朋友，却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全家饥寒交迫，不说一句话。他们也都知道叔叔仅仅为了一本《红楼梦》而一次次割脉，仍然不说一句话。面对这种现象，我从期待、焦急到愤怒，最后终于明白：这不是世态炎凉，而是世间本质。
乍一看是运动之恶，其实是普遍之恶、普世之恶。运动只是行恶的机会，即便没有运动，大家也能找到行恶的缝隙。带头行恶者，可能是几个暴徒，接下来行恶的便是众人了，用沉默，用窃笑，用漠然。私下，也会递上几句表示同情的轻语，却不会把这些轻语从耳边移到公共场合。
我在二十出头时形成的这一系列强烈感受，在以后的人生历练中有所改变，发觉部分民众在面对一些简单的困苦，例如自然灾害和残疾贫苦，也有可能发掘心底的良知予以救助。但是，如果这种困苦与政治、文化有关，情况又会是一片冰冷。而我特别关注的，恰恰是这种冰冷。因此，不管我的笔端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光亮，心底贮藏的却总是无限苍凉。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即使蒙受再大的伤害，也从来不会辩驳自清，不会寻求帮助，不会期待舆论。
正因为年纪轻轻就已经看穿，我便大步走向佛教。佛教并没有让我恢复凡心，却让我无惧凡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