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军功章

黄裕生

我1968年参军来到济南军区通信团，由一名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无线技师。期间我立志通信装备改革取得了一点成绩，多次立功受奖。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来，军营岁月是我人生最灿烂的高光时刻，也是我一生最自豪幸福的美好回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处境异常严峻，西南，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战火越烧越近；东南，台湾蒋介石蠢蠢欲动，不时叫器“反攻大陆”；东北，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中苏边境沉兵百万，虎视眈眈；还有印度不断制造摩擦。因此，部队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紧张战备中，从最坏的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作为野战通信部队，我们肩负着随时机动作战的通信保障任务。但无线电台在野战运动中的通信保障一直是摆在部队面前的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确保运动中无线电顺畅联络，为此我们团成立了“运动通信装备改革小组”，由副团长李玉敏负责，无线技师潘志学、李光和我分别负责解决电源（逆变器）和车载天线等设备的改革任务，同时还抽调了优秀台长周相勤、马玉峰等配合测试。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忙碌的改革实验中，但这谈何容易呀。要解决无线电台运动中通信保障，必须跟随电台车观察了解实际使用，进而着手解决通信中难点和问题。从此，我们没了星期天，没了节假日，有的只是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的野外摸索实践。炎热的夏夜，蚊虫叮咬，我们没有退缩；寒冷的严冬，手冻出了冻疮，我们全然不顾。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吃什么苦、受多少累，都要突破解决无线电台运动中通信问题。当时支撑我们的是军人的使命，是军人的职责，是我们对党对军队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我们时常用那两段耳熟能详的话来相互激励：一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他的一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几年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小分队的同志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我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无怨无悔，我们团结协作、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为了完成任务，我自学了很多无线电知识，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结合当时因电台车实际面积的限制，根据符合天线与波长比的原理反复进行模拟测试，逐步发现问题，进行大胆创新改革。无数次的改革，无数次的失败，我们始终没有气馁，没有灰心，而是愈挫愈奋，砥砺前行。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改进，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实现了运动电台匹配较好的负载--“双环运动车载天线”，实际使用中得到满意的效果，受到了领导和报务员的认可与好评。

1980年，经上级推荐我团代表济南军区参加了总参通信部组办的全军15家研制的运动通信天线的测试选型，我们进入前三名决选（我们通信团、沈阳军区通信团、北京装甲兵），经过在不同气候、不同环境（平原、山区、海域、空中）的严格测试，最后经专家和领导评审选定我们通信团的天线在全军推广使用。受到了总参通信部的肯定和赞扬，为济南军区争得了荣誉。

1984年，我因家属有病、家庭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申请转业。根据我的实际困难，团党委报请军区司令部直属党委批准后，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军营。出人预料的是，我转业地方三年后，通信团给我寄来了上级机关给我荣记的二等功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证书和勋章（1985年，我主导研发的三环天线，经国家科学技术评审委员会评定为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各种原因，获奖证书直到1987年春天才传到济南军区。有关领导认为，这是对我军通信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本人虽已转业，也应给予重奖。于是，由团党委报请军区直属政治部批准给予补记二等功）。当我接过这沉甸甸的荣誉，感动得热泪盈眶。部队没有忘记我，我不由自主地面向转业后一直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济南，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向老部队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面对这迟来的荣誉，我思绪万千，这成绩是朝夕相处战友们共同奋斗的结果，离不开部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是部队培养了我，是通信团成就了我，荣誉应当归功于我们的娘家、我们的老部队--军区通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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