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 月 文/沐光
暮春夜半，起身望月。清凉的月色漫过异乡的窗，漫过故乡的田埂，也漫过岁月的褶皱，牵起千里之外的乡愁。抬眼望去，那轮皓月，恍惚成了娘的眼睛——隔着山长水远，静静地望。
那个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是我们小时候的少年偶像。故乡的月光下，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把草篮套在头上扮作哨兵，拿着自制的木枪站岗放哨，在麦秸垛间捉迷藏、掏鸟蛋，直到夜露沾衣，暮色沉沉也不肯归家。娘满村找，一声接一声喊。我那时顽劣，仗着她体弱，躲在麦秸垛后不肯出来。直到她寻过来，伸手拽住我，我才一步三回头，被她拽着往家走。
小时候调皮，免不了跟伙伴吵嘴、打架。娘听说了，抓到我不问缘由，拽过来就朝屁股上揍。我性子倔，站着不躲不跑，只直直望着她。可她一边打，眼里竟藏着一丝笑。我那时心里怕极了——想起她常年卧病、虚弱的样子，一个念头冒出来：打人还笑，该不是得了疯病？从那以后，我很少再与人争执。不是怕疼，也不是怕输，是怕她再犯病。
如今再想起来，忍不住自己乐。小时候太有意思了。
上小学得走一里多路。一声鸡鸣，老屋的煤油灯便亮了。昏黄的光晕里，娘早早起身，替我理好衣衫，穿上鞋子，站在门口，目送我走远。每次放学回家，都看到她在床上躺着，桌子上还有没喝完的汤药。有一回她远赴外地治眼疾，我守在村口老树下，从日头当午等到晚霞烧红天际。终于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影，我奔过去。娘伸手擦去我眼角的泪，揽着我，一步步走回那间斑驳的老屋。
分产到户后，我和伯父他们也分了家。五亩责任田，全落在娘一人肩上。父亲在公社上班，我们姊妹四个都还小，都帮不上大忙。她身高不足一米五，身形瘦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锄草、收割，从不肯落于人后。风吹日晒，寒来暑往，那些纠缠多年的旧疾，竟在日复一日的操劳里慢慢淡去。
那时候，我们最盼的是周末。只要听见父亲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土路上颠出叮当的声响，姊妹四个便像小鸟一样扑出门去。大家都惦记着车兜里的白面馒头——那是父亲省下饭票换来的。娘每次接过，都细细掰成四份，分给我们。我从没见她自己吃过一口。
不知不觉，娘的青丝，就白了。
十八岁，父亲送我远赴东北当兵。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父亲偶尔来信，字迹工整，话语不多，末尾总写着：“你娘让我告诉你，好好在部队干，别想家。”
我也没辜负娘的希望，当兵三年后考上了军校。娘听说后，专门在村里为我放了一场露天电影。夜幕降临，鞭炮声声，乡邻围坐，满院热闹。娘站在人群之外，嘴角噙着笑，眼角弯弯。父亲也特意赶回来，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静静立在娘身边，不说话，眼里全是骄傲。
那是我一生都记得的荣光。
后来携妻女探家，娘天天背着孙女满街转，小零食一包一包往家拎。回东北后，一打电话，娘开口先问孙女。得知我失眠，又细细叮嘱：别多想，心静了，觉自然就来。她心里装着一大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这些年她几次住院，从不肯告诉我。
有一年春节，临睡前我随口说肚子有点饿。娘起初说家里没东西，可不过片刻，她便顶着河南冬夜的寒风，出门敲开小卖部的门，提回两袋温热的糕点。发丝被风吹乱，帽檐上沾着细碎的霜花。我嘴上嗔怪着，心里却热乎乎的。原来无论我多大、走多远，在娘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疼的孩子。
最锥心的，是转业那年的抉择。
我先回家看望父母，看着他们日渐苍老的面容，打定主意回家定居。可当部队打来电话最后敲定去向，我又犹豫了——怕妻子女儿不适应北方的生活。父亲看在眼里，沉默许久，指间的烟燃到了滤嘴，他掐灭，第一次对我爆了粗：“滚！”
这一声，砸碎了娘心底最后一点隐忍。那份去留两难的挣扎，化作沉甸甸的泪，落在老屋里。
哭过之后，她反倒压下自己的不舍，柔声劝父亲：“强扭的瓜不甜，让他走吧。他有他的日子。”后来她和父亲来东北看我，对着亲家母，只轻轻叹一句：“这边把你们气得哭，那边把我想得哭。”去年春节带着妻女回家，临别前一遍遍叮嘱我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你爸退休后，你把他带到上海去，可别不管他。”
月色依旧清冷。皓月当空，我拉上窗帘，想着娘，也想着千里之外的女儿。忽然觉得，两代人的缘分，就是用一次次离别的眼泪，浇灌着下一代人的成长。
一轮明月，两地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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