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神话,是真真切切的事实。这一大片“四不要”的房子怎么做成的?其实也是穷苦人民的老祖先们在千百年前就创造出来的,即栽篙盖草的方法搭建而成。
县里支援农场几百根杉篙(俗称皮篙),按一定距离在地上挖洞,把粗杉篙栽进去,再用土夯实,根据所造房子用途,是宿舍、是食堂或是办公室,需栽多少根,则挖多少个洞。横梁、檩子、椽子全用粗细不同杉篙,再用蔑绞缠牢固,形成屋架。
房上盖的是我们自己割的茅草,一层层盖得很厚实,下雨时,滴水不漏。四壁也是下放干部和农工们自己用芦苇夹壁而成。为了避风雨和美观,在壁上糊泥,或者将芦席整齐地系在壁上。
这几十间不同形式的简易房子就这样盖起来了,下放干部和农工们都高兴极了,并总结出这种房子有3大优越:冬天暖、夏天凉、防地震。农场还做了许多木床,不管怎么简陋,可再也不睡地铺了。
有一件事,如今的青年人听起来都觉得恐怖恶心。就是挖坟堆时,挖出了很多很多的棺材板子,除了腐烂的外,还有许多经木匠锯砍出来,与新木料相差无几。于是,就利用这些沉睡多年的废物,做成门、窗、桌、凳,还做了一个乒乓球台子,供下放干部休息时娱乐健身。
在物资匮乏、经费困难的时代,这些废物,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农场场部有了办公处所,下放干部和农工也有了较为安心的住处,生活和生产劳动也逐步走入了正轨。大片荒凉的草地,经过拖拉机翻耕和整地,也呈现出一望无际黑油油的土地。
这时农场党支部也建立了,由场领导和下放干部的代表5人组成,正、副场长兼任支部正副书记,下放干部2人,就是我和税局下放干部陈斌成为支部委员,还有一个农场行管干部为委员。农场一切活动均由支委会研究讨论,然后分头执行。
当时春耕春播来临,重要任务是将大片开垦出的农田进一步土地平整,以及开沟、修路(田间小路)。开垦出来的土地,主要是种棉花。
晴天,全场人员全力以赴挖沟渠。大小沟渠纵横,好似棋盘格子。要沟沟相通,利于排水。挖沟渠的活较重,个个累得腰酸背痛。
雨天就学习,由农场技术员为下放干部讲解农业基本知识,特别是棉花的栽培技术,从选种、播种、间苗、治虫、施肥、锄草等一整套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进行培训。
以后每个环节在田间操作时,由农工分组带领下放人员在田间边做、边教。下放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劳动,在农活操
作上进步也很快,双手也打满了老茧,皮肤晒得黑黑的。
生活比以前有所改善,思想情绪也有了些转变,在田间地头劳动时、在宿舍休息时也常听得到欢笑声,在劳动中还出现了许多积极分子。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显得十分繁忙,到处都缺乏干部。
正当自己亲手种的棉花正在开黄花的时候,县里开始向农场抽调下放干部了。第一批抽调了五、六人,隔了个把月第二批又抽走上十人,这样在农场劳动还不到8个月,就上调了两批人,不仅未影响下放干部的情绪,反而还稳定了他们的情绪,因为原先所说下放3年的话,已经不现实了,
1958年9月中旬,第三批又调走十多个人,这次有我在内。我在农场整整劳动了10个月。
后来还有第四批第五批,据说到1959年除了留在场里当干部的以外,全部调回单位了。这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这段经历,使我在思想、体力、农活技术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给我身体留下了灾难性的隐患——血吸虫病。
下放干部在这里虽未种水稻,但长时间在这“重疫区”劳动、生活,那有不接触水的道理,到处有沟渠,到处有坑塘。
解放后,这里是重点防治区,可是往往重治轻防,血吸虫的病原——钉螺消灭得极不彻底,每年的感染率仍很高,下放干部中感染此病的人,不只我一人,为数不少。
我当时因年纪轻慢性感染,没有什么自觉症状,不在乎,也没检查,后来发现症状,由于工作紧张,只是临时吃点药,敷衍了事,年深月久,积劳成疾,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大病终于暴发,一场生死悠关地晚期血吸虫病腹水,严重摧残了我的身体,影响了我的前程,给整个家庭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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