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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一拖两个俄语翻译的故事
作者：丁荣洛
我的父亲丁祺，是四川省荣县人，生于农历1925年3月17日。我的祖父本来是个农民，自己没有土地，靠给人家打工为生。后来祖父租了县财委会约五十亩土地，一半自己耕种，另一半转租给他人。我大伯做生意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我祖父能租到县财委会的土地，是沾了我三公（父亲三叔）的光。在军阀时代，三公在四川军阀刘文辉手下当过团长和县长。刘文辉被军阀刘湘赶出四川后，三公退役回到了荣县。历任县财委会委员长、县救济院长、县参议员等职务。我父亲两岁时，我祖母就去世了，是我大伯和二嬢（我二姑）把我父亲带大的。所以父亲常说，长兄如父，二姐如母。他一生心存感激。1942年，我父亲考入县立高中，后转到成都读高中。解放前，我祖父攒钱买了一些土地。解放后，被划成了地主。
1944年，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山河。为了加快灭亡中国的步伐，日寇飞机对四川的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狂轰滥炸，城里房倒屋塌百姓死伤无数。父亲说，那时候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同学们就冲出教室四处躲藏，根本无法安心读书。就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1944年8月，国民政府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动员广大知识青年从军。青年爱国学生踊跃报名，要求到抗战最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亲也是热血青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
父亲事前未将此事告诉家里，他担心家人不同意他去当兵。但他告知了幺公（父亲四叔）。幺公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因患肺病中途退学。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幺公时任广元国军新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后在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工作，曾在河南、山西与日军作战。幺公非常支持我父亲的爱国行为，勉励他在战场上要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父亲参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政府承诺抗战胜利后，国家保送他们上大学。父亲想，如果抗战胜利了自己还活着的话，家里就不用再负担他的学费了。抗日战争是惨烈的，父亲是以赴死的决心参加抗战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举国欢腾，普天同庆。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赴南京受降，在中山门外执行警戒任务。后开赴上海，驻扎在江湾新市区。1946年元月，在蒋介石光复东北的幌子下，父亲随部队乘美国登陆舰到了东北，出关后才知道是与八路军（解放军）作战。好在父亲的任务是训练新兵和看守仓库。1946年12月初，父亲奉调回沈阳退伍，被保送至国立长春大学经济系学习。
1948年6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学校停课学生自谋生路。父亲在长春举目无亲，吃饭都成了问题。在新六军时，父亲有个同学叫文登武，刚从沈阳军校调到长春，在第一兵团司令部特务团当连长。父亲就到他那里蹭饭吃，找机会离开长春。但蹭饭毕竟不是常事儿，过了一段时间，文登武让我父亲代理一个排长的职务，父亲虽不情愿，但迫于生计也只能答应。特务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兵团司令部（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守卫。值得庆幸的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最后投诚，长春和平解放，父亲这才免遭战火之灾。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宣称郑洞国为党国尽忠成仁了。老家亲人悲伤的以为父亲也牺牲了，尤其是大伯在家里大哭了一场。
长春解放后，我父亲和青年远征军同学一行十五人辗转来到南京，他们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转学，但此时教育部已迁至广州。同学们又前往广州交涉，但父亲没有去。后来，大部分同学转到国立广西大学，少数同学转到国立重庆大学。有同学代父亲办理了重庆大学转学手续，但他当时并不知情。父亲没去广州是因为家里来信，让他邀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丁亚梅（幺公大女儿，我的堂姑），和在上海读大学的孙振洋（三公女婿）一起回四川老家，等战争结束再返校上学。那时候，亚梅大嬢在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生物系读书，是大三年级的学生。
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和亚梅大嬢在南京相见欣喜万分。大嬢告诉父亲，孙振洋已回四川，而她自己根本就没有回老家的打算。大嬢说，四哥你也不要回四川了，国民党不得人心，很快就要垮台了。我们就在南京等待解放，到时候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好了。大嬢又说，四哥你参加的是国民党的远征军，现在国共两党水火不容，今后还会不会保送你上大学就很难说了。
在学校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亚梅大嬢思想进步，渴望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大嬢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看问题也很有前瞻性。大嬢的话对父亲影响很大，父亲从未接触过共产党，他没有大嬢那样的觉悟。但父亲也痛恨腐败的国民党，他不愿意打内战中国人自相残杀。他希望国家强大不受外敌欺辱。他盼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父亲说，当年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就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父亲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对比国统区和解放区所见所闻，父亲决定不回老家了。这期间，父亲暂住在中央大学他初中同学朱松涛处。南京解放后，该同学也参加了革命。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南京解放。二野军大在南京招生，父亲和大嬢报考并被录取。父亲原名丁贵荣，参军时改名丁祺。起初父亲并不打算报考军校，在国民党旧军队里，长官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给他留下了恶劣印象，父亲讨厌再当一名军人。那时候，父亲并不知道国共两党军队有着本质区别。可是在当时，南京并没有其他学校招生。父亲经了解，军校毕业也不一定留在军队工作，他这才报了名。父亲和大嬢从小一起长大，是大嬢引导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应该说大嬢是父亲人生中的贵人。
后排左三:父亲
在军校大操场上，父亲和同学们聆听了二野司令员、军大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作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报告，聆听了二野政委邓小平作的关于《过三关》的报告。让父亲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了进一步了解，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父亲入军大本科学习军事。1949年9月，父亲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12月，父亲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来二野军大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父亲因组织需要被分配到军校俄文大队（今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学习军事俄语。
我的母亲鲍意君，是安徽省芜湖市人，生于农历1925 年4月15日。母亲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是徽州府棠樾，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歙县。大概是清末辛亥革命年间，母亲的曾祖父从祖籍迁居到芜湖鲁港。开始曾祖父家境还不错，可惜他抽大烟把家给抽败了，从此家道中落。母亲的祖父从小就给人家打工，先是在一家酱菜坊做工，所以他一生都不吃酱菜。后来他又到一家米店当学徒。母亲的祖父勤奋好学，很有经商头脑。没过几年，他就自己开了一家米店，生意越做越大，发家致富了。母亲的祖父还与他人合伙开过钱庄和布店。解放前，鲍家有房子四十几间，农田一百二十几亩，稻米加工厂一所，雇工若干，以及万余石米。芜湖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鲍家在芜湖也算是个中等米商了。鲍家是个有着三十多口人的封建大家庭。解放后，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
1938年，日寇进攻芜湖。母亲随家人外出逃难一年，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1939年，母亲在芜湖励德中学读初中，这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芜湖是沦陷区，大中学校都要上日文课。教会学校不需要读日文，但注重英语教学，圣经是必修课，有些学生因此加入了基督教。母亲家信仰佛教抵制洋教，母亲没有加入基督教。1942年母亲在芜湖中学读高中。在日寇的统治下，中国人毫无尊严可言。日本鬼子在大街上寻衅滋事，殴打路人，调戏妇女。每当想到日本人霸占我国东三省，每当想到中国人当亡国奴的耻辱，母亲心中就充满了仇恨。母亲不愿意学日语，游行集会也不参加，被迫参加就中途溜回家里。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和弟弟，母亲在家休学一年。
母亲读高三时，班里来了一个叫王君复的国文老师。王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王老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同学们常去借书看。王老师就借机宣传进步思想，介绍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什么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啊，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啊，什么没有剥削压迫啊，等等。王老师还说，他愿意带同学们到解放区去看看。王老师的话母亲感到很新奇，有些理解有些不太理解。母亲在王老师家借阅过巴金、老舍、茅盾的著作，以及苏联的《前夜》、《父与子》、《贵族之家》等进步小说。母亲虽不懂书中的含义，但被书中主人翁的反抗精神所感动。后来听说王老师是共产党，同学们就不敢接近他了。但母亲对共产党解放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8 年 9 月，母亲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二姨突然离家出走了，家里人找遍全城也没有找到她，我姥姥哭成了泪人。后来才知道，二姨是跟共产党人跑到江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了。那年二姨才15岁，还是个初二年级的学生，和二姨一起出走的还有四个女同学。到了解放区，二姨她们被分配到中共和含县（今巢湖市）工委文工队工作。后来二姨在和含县工委当会计。在解放区，二姨她们几个女学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表演革命的文艺节目，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和工委领导的表扬。不久国民党保安团围剿和含解放区，除了烧杀抢掠外，还威逼当地百姓交出芜湖五女生。
1946年，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抓丁抽税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母亲高中毕业后想去找份工作，可是她父母不同意，认为女孩子出去工作，就是个花瓶，被人玩弄有伤家风。他们希望母亲早点结婚成家，过上安稳的家庭生活。母亲性格倔强，凡事儿有自己的主见，她不想依靠男人生活一辈子，更不愿意做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那时候母亲很苦闷，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南京解放后，母亲到南京投考大学。恰逢二野军大在孝陵卫招生，母亲便毅然前去报名。母亲原名鲍士琪，参军时改名鲍意君。母亲高中毕业，文化基础好，顺利通过考试并被录取。那时候，年轻人参军比较容易，不论家庭出身，愿意参加革命就行。母亲的祖母听说我母亲参加了解放军，气的破口大骂。她说，这个四丫头是给共产党当炮灰去了。解放后，鲍家的田产被土改，米店也倒闭了。母亲的祖母仇恨新社会，思想上是反动的。
我父母都是革命军人，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希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让我们国家早日强大起来，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在他们心中，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我小舅舅叫鲍士强，他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过六年。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请南京的小舅帮忙回忆。虽然小舅已是耄耋老人，但有些往事他仍记忆犹新。
我小舅说，1953年9月，你爸妈在长春结婚，那年他们都28 岁了。那时候都是革命化的婚礼非常简单。听你妈妈说，在办公室请同事们吃个喜糖，领导讲上几句祝福的话，大家热闹一下就行了。因为住房和家具都是公家的，俩人把军被往床上一放，就算是成家了，也没有什么花销。1954年 8月5日，你姐姐在长春出生了。那年芜湖发大洪水，你妈妈让你姥姥和我去长春生活，顺便帮着照看你姐。临走前，姥姥交给你大舅一个金项圈，拿到中国银行兑换了100多元钱。除了买火车票外，还买了丝绸被子等礼物。你姥姥高兴地说，我大女儿结婚没去成，这次给她把嫁妆补上。你大舅在南京送我们上的火车，你二姨在北京接的站，又送我们上了去长春的火车。那时二姨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是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你堂哥丁荣昌（大伯的儿子）在长春读书，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有时也来看望你爸妈，他还带我去看过电影。
前排：姐姐；二排左起：母亲，姥姥，父亲；三排左起：堂哥，小舅。
我在长春上小学。暑假期间，我跟你爸妈去厂里写作业，坐的是有轨电车，经过斯大林大街，一路上叮叮咣咣。有一天，我正在写作业，突然听到领导在批评一个翻译，原来他把“走廊”翻译成“隔墙”了。苏联专家到现场一看，咦不对啊，怎么走不过去了呢，只能重新改造了。俄语大概也有一词多意吧，如果他结合图纸翻译，就不会出错了，可是他大意了。你妈妈常说，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谨慎小心才好。你爸妈都是小心谨慎的人，没有犯过什么错误。1954年，他们翻译组还被评为长春市年度先进小组。
二排左三：母亲；后排右一：父亲。
我们是1955年7月来洛阳的。那时候调动工作很简单，不用搬家带上几件行李，拎着箱子就出发了。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北京后住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招待所。和你爸妈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翻译。那年夏天，北京真热。有个叫王冰的翻译，他把手一伸说，我今天吃了四个半西瓜，一口饭也没吃。王冰爱下象棋，还拉着我下了几盘，各有胜负。
我们刚来洛阳时，住在老城新建校附近龙泉沟的土窑洞里，家里除了床也没什么家具，有个四脚板凳炒完菜就放在上面。窑洞里没有厕所，晚上起夜有痰盂，但多半都跑到外面的公厕。那个公厕是个旱厕，又脏又臭不能提。洛阳天气比较干燥，年降水量也不多，窑洞里冬暖夏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外面下大雨，下了很长时间，我和姥姥在家带你姐。突然，我们听到“嗵”的一声巨响，跑出来一看，下了一大跳，原来旁边有孔窑洞崩塌了，幸好里面没有人，不然要出大事了，我们吓得不敢在窑洞里烧饭吃了。可能是有人报警了，单位来人检查窑洞，还给每人送来一大碗盖浇面（捞面条）。面条里有肉丝、黑木耳、金针菇、黄花菜特别好吃，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了。你爸妈坐通勤车上下班，我在七里河上小学，有时也搭他们的便车。在窑洞里住了大约有半年，我们就搬到新建的家属区住楼房了。我们住在十号街坊六栋三门一楼一单元。单元有四间屋子，你爸妈带你姐住一间大的，我和姥姥住一间小的。另外两家人各住一间，厨房和厕所是共用的。十号街坊的房子都是漂亮的苏式建筑。
1956年8月15日，你在洛阳出生了。你出生的第二天，你大舅就来看望我们了。那时你大舅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他是利用暑假来洛阳探亲的。大舅走后你二姨又来了，是我陪他们游览的龙门石窟。记得有一天，一个叫张继尧的翻译来看望你妈妈，手里还拎着两只老母鸡。他说，鲍大姐生小孩子了，给她补补身子。说完把鸡往地上一丢，人也没坐一下就走了。你爸妈工资比较高，两人加在一起有 144 元。洛阳物价便宜，一块钱能买到50个鸡蛋。你还没有出生，你祖父就把名字给你取好了，叫丁荣禄。他是希望你将来做大官成为有钱人吧。你爸爸说，现在都新社会了，还用福禄寿喜的禄，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不如叫丁荣洛吧，在洛阳生的嘛。你是荣字辈，这个字不改了，禄和洛发音差不多。你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
前排左一：我姐；左二：我；二排左一：二姨，左二：姥姥，左三：母亲；三排左一：小舅，左二：父亲。
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简称:一拖）是苏联援建的，是我们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一拖原型就是苏联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一拖建厂用的施工图纸技术资料都是俄文版的。建厂初期，有30多个苏联专家在厂里工作，有大量的技术资料亟待翻译，一拖翻译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在一拖建厂史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我父母刚进厂工作时，厂区里还是一片大工地，有些厂房和办公楼刚建好，有些还在搭脚手架，有些地方还是一片农田。不过，到处都是建设者们忙碌的身影，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译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负责一个系统的资料翻译，苏联专家的口译由专家组翻译负责。我父母在动力处翻译组，办公地点在铸铁车间（今铸铁分厂）三楼一间大办公室里。母亲开始给苏联专家当口语翻译，后因工作忙孩子小家务事情多，时间很短就改为了笔译。
前排左二：母亲；后排右二：父亲。
我父母他们翻译组有十五六个翻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了赶时间赶进度，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不过有家庭的人加班再晚都回家住，而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则以厂为家吃住都在厂里。晚上他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早晨起来铺盖一卷，洗把脸吃完饭又继续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那时候，全厂职工都在拼命努力工作，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早日建成中国的第一个拖拉机厂，早日生产出中国的第一台拖拉机。
翻译工作容不得半点差错，翻译有误就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可能酿成大祸。我父母不懂动力技术方面的知识，没有学过动力设备的专业词汇，但他们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工作中，他们一边学一边干，不懂就请教苏联专家和中方技术人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母亲的翻译笔迹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忙于工作。那时候，大人们都很忙，小孩子都是在哺乳室和幼儿园长大的。每天晚上，孩子们都盼着家长早点来接自己，如果天黑了家长还没来接，阿姨就会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家长来接时，孩子们都会委屈的大哭。我父母来晚了总要给阿姨道歉，过年会给阿姨送几张贺年卡，祝她们新年快乐。我和我姐还上过幼儿园的全托班，父母一个星期才来接一次。每到周末晚上，小朋友们就挤在教室窗前，踮着脚尖往外看。见到家长撒腿就往门外跑，一下子扑到家长怀里高兴的不得了。
上小学时，我们和其他孩子一样脖子上挂着钥匙，父母不在家时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有天晚上，我姐做完家庭作业，又在同学家玩了很久才回家。可是天都黑透了，我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姐把门一插上床睡觉去了。我父母半夜回来，发现房门打不开了，好在我家住一楼，父亲扒着窗台看到我姐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只好找来一根竹竿，把我姐戳醒才进到屋里。我们上小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父母忙的中午都不回家。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拿着饭票和饭盒，到九号街坊第一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吃。
不过我们家也有温馨的时候。星期天，父母有时带我们去上海市场买东西，有时带我们到大新酒楼改善一下生活，有时还会带我们到万氏照相馆照张相。我父母会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共青团员之歌》等苏联歌曲，虽然听不懂但很好听。苏联专家住在洛阳友谊宾馆，星期天和节假日，那里会举办舞会，或是文艺演出，或是放电影。父母偶然也会带我们去那里玩。我们见到苏联专家都有点害怕，因为他们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不过苏联专家倒是很喜欢小朋友，拿糖果饼干给孩子们吃。
我小舅说他在洛阳看过两次大型文艺演出。一次是中央歌舞团的慰问演出，另一次是河南省荣军歌舞团的慰问演出。我小舅说，中央歌舞团的演出，阵容强大场面壮观，有个叫冯子存的笛子演奏家，演凑的《百鸟朝凤》真是好听极了。那时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中央歌舞团的演出啊，全国能有多少人看过呢，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荣军歌舞团的演员，主要是伤残军人的家属，和荣军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演出不比专业演员逊色。我还记得有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是：“……我的小英英呀”。那个女演员不仅歌唱的好，人也长得漂亮。
我小舅说，那时候为了建设拖拉机厂，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洛阳。有一次，我在班车上傻问了一句，我说建个拖拉机厂怎么要这么多人呀？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冲我喊了一声，他说没有这么多人，怎么造拖拉机！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不怎么懂事。后来我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成都有个420厂，是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我在那里实习时，发现那个厂子也很大，也有很多职工，大约有一万多人吧。我的老师是教授，见过世面。他说，在英国同样规模的发动机厂，员工不到2000人。我以后明白了，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在我小舅的记忆里，一拖最早出厂的是轮式拖拉机，时间好像是1958年。我小舅说，那天我本以为是履带拖拉机，结果开出来的是一台台红色轮式拖拉机。厂大门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喇叭里播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的出厂时间稍晚一点。那天，艳阳高照，天气晴朗。职工们举着彩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那台履带拖拉机披红挂绿像个出嫁的新娘子，在人们簇拥下缓缓开了出来。那一刻，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激动。我也很兴奋，真是太好了，我们中国人也能造拖拉机了，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到来了。我听说履带拖拉机平时耕地，战时可以改装成坦克车。那时我就在想，日本鬼子攻打南京时，一二十辆坦克车做前锋，如入无人之境。今后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造坦克车了，小日本鬼子你还敢来打我们嘛。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了，苏联专家撤走了。1963年8月，我母亲调到销售处改行做计划员。母亲干一行爱一行，很快掌握了配件销售业务，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拖拉机的零配件，没有她不熟悉的。我母亲在一拖兢兢业业工作了25年。1980年母亲光荣离休。2011年母亲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苏联专家撤走后，我父亲在厂办情报科从事俄英文翻译。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铸铁分厂造型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调至一拖援外办公室工作。最后在综合技术处情报科，负责编译《一拖科技情报》刊物。我父亲非常敬业，像个老黄牛似的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1985年父亲光荣离休。父亲是副译审职称，享受县团级待遇。离休后，父亲在洛阳市翻译工作者协会，任秘书长。2000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76岁。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学习，长大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教育我们要做老实人，要艰苦朴素，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父母虽爱我们但从不溺爱。从小就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不包办代替。我们很小就学会洗衣做饭干家务，成为父母生活中的好帮手。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品质。
我们全家
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遭遇三年饥荒，粮食供应紧张，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我母亲因营养不良身体浮肿，还患上了肝炎。厂里有个营养食堂，专给患病职工供应细粮食品。那时我姐在拖三小学校食堂吃饭，早饭一碗黄面汤，一个粗粮馒头，一小碟咸菜。我父亲知道后，每天送我姐去食堂，用他手里的白面馒头换我姐的粗粮馒头。后来我姐才知道，那个白面馒头是母亲舍不得吃省下来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候，社会上有很多要饭的人，有时家里一天会来好几个。我父母总会给他们点钱，或是吃的东西，从不让人家空着手走。母亲说，不是饿到这种程度，谁会出来逃荒要饭。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还有饭吃，少吃几口也饿不死人。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偷了一个小香瓜。我父亲知道后把我狠揍了一顿，揪着耳朵让我把瓜给卖瓜人送回去，并当面赔礼道歉。打那以后我知道偷东西是可耻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拖一中的曾仲池老师，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会多国外语。曾老师曾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司令部当俄语翻译。曾老师以前也是翻译，是我父母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在一汽就在一起工作，两家还是四川老乡。1957年曾老师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了翻译岗位。曾老师摘掉右派帽子后，仍想回情报科工作。那时科里正缺少西文翻译，父亲就建议领导把曾老师调回来，可是领导不同意。父亲是个组长，人微言轻，无可奈何。
我父母还有一位老同事，叫刘培志，也是一个翻译，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工作。1957年刘叔被打成右派，遣返回陕西农村老家。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刘叔每次都要挨批斗，遭受非人的折磨。刘叔几次想要自杀，因为孩子小，他才忍辱负重活了下来。1978年冬天，刘叔为平反事情来到洛阳，但能否平反谁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跟右派分子来往，都怕自己受到牵连。我父母同情刘叔，为他的冤屈鸣不平。父母在家里招待刘叔，还让刘叔住在我们家。刘叔平反后，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了。父亲去西安出差，还去看过刘叔。2000年父亲去世了。有同事将此事告知刘叔，电话那头刘叔失声痛哭。
1958年大跃进时，为了解决新职工住房困难的问题，厂里动员老职工腾出一些房子来。我父母积极响应号召，让我小舅去五中住校，让我姥姥和他人合住。我姥姥和小舅回南京后那间房子就被收走了。1962年我弟弟出生。我们一家五口人，蜗居在一间16平米的房间里。我们长大后，床上睡不下了。我父亲买了两张折叠钢丝床，晚上打开床就没有落脚之地了，只能在床上走来走去。直到我姐19岁我17岁那年，我们家才又分到一间房子。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受“血统论”影响，遭人歧视和受到限制，政治上低人一等。下乡第二年，全国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从小就崇尚军人，梦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可等征兵文件传达后，我才知道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在父母面前，我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责怪父亲参加国民党的远征军。面对孩子的指责，我父母也很内疚，但也无从解释。母亲宽慰我说，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你参军的理想虽未能实现，但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你还要在农村好好劳动锻炼，千万不要背思想包袱。我父亲则说，当年我参加国民党的远征军，是去打日本鬼子保卫国家的，我从不为这段历史后悔。在我谈恋爱时，父亲嘱咐我说，咱们家庭出身不好，你要把情况告诉女方，不要让人家后悔。好在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对于个人命运而言，家庭出身已不再重要。
我父母都是南方人，他们喜欢吃米饭不爱吃面食。只要有大米吃他们就很开心。有一次，父亲单位分来一个女大学生，她是南方人吃不惯面食，整天愁眉苦脸。我父亲就把家里仅有的大米送给了她。我父亲总爱帮助别人，同事们也都很信任他，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遇到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忙，就连夫妻吵架这种事儿，也会半夜三更来家里找他。父亲晚年病重，当他听说有个老同事去世了，便不顾自己的身体情况，跑去帮人家料理后事，召集老同事参加追悼会，送逝者最后一程。
我父亲年轻时，热爱体育运动，喜欢打篮球、短跑、跳远等体育项目，是国家三级运动员。父亲曾经是军校篮球队员，参加过西南军区篮球比赛。父亲在一拖职工运动会上多次获奖。还在洛阳市职工运动会上，获得跳远比赛第二名。父亲要求我们加强体育锻炼。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更别说建设社会主义了。在体育运动方面，我弟弟继承了父亲的运动基因，从小到大拿过很多体育比赛的奖状。
我父母生活非常简朴，家里的生活用品用不坏是不会更换的。我们家有把多年的破藤椅，父亲用塑料带缠了又缠仍在使用。我弟弟小我六岁，我父母仍让他穿我的旧衣服。我上初中了还穿着带补丁的服装。我父母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也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我母亲有件穿了很多年的衬衣，上面有多处补丁，洗衣服都不敢用劲搓。我父母晚年，不让给他们买新衣服，买了也不穿，为的是不让我们再买。他们的理由是，衣服又没有穿坏，为什么要乱花钱。父母亲去世后，看着他们那些老破旧的衣服，伤感的让人落泪。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经常一个人出去散步，中午回不来，就在外面买最便宜的盒饭吃，吃不完的剩饭带回来热热再吃。我父母特别珍惜粮食，我们吃饭有几粒米掉在桌上，他们一定会让我们捡起来吃了。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勤俭节约的思想，不允许我们铺张浪费，更不允许与他人攀比。其实，我父母工资收入并不低，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在丁家长辈里，亚梅大嬢与我父亲交往最多感情深厚。大嬢军校毕业后，先后在南京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给苏联军事顾问当翻译。转业后，大嬢在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当翻译。大嬢是译审职称，译著颇丰。
“一五”期间，是我们国家工业建设的第一个高潮。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在建设一拖的伟大事业中，虽然我父母都是普通的翻译，但是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用他们火热的青春和辛勤的汗水，谱写了一曲建设者之歌。
今天的中国一拖集团公司，早已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农业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农机产品远销海内外。截至 2023 年，一拖已累计为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拖拉机380 万台，为我们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楼万丈平地起。谨以此文，致敬父母！致敬一拖艰苦创业的老前辈！致敬所有为一拖发展做出贡献的建设者！
写于2024年9月30日 修改于2026年4月1日
作者简介：丁荣洛，1956年生人。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就读于一拖子弟小学、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在方城县古庄店公社育红农场当知青。1977年，招工回城。就职于一拖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毕业于河南省电大中文专业。从事过机械加工、市场营销、企业宣传、企业管理等工作。退休后，闲来无事，偶尔涂鸦，附庸风雅。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深圳十大文化名片》、《往事并非如烟》、《人生并非如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并与他人合著《平乐正骨史话》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