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过去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愚对这句话深以为然。在反腐败斗争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成为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下水”的代名词。但是这种兴趣爱好一旦转为恶习，就等于驶入通往腐化堕落的快车道。
最近又连续看了两遍《沉默的荣耀》，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部震撼心灵的电视剧。剧情说的是1949年8月，本来要在福州迎接解放的吴石，突然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为了获得更多敌人的情报，吴石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幸福，前往台湾就职。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陆续向中共华东局提供了有关金门岛兵力变化、西南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等重要情报。而原本已经要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朱枫，在得知吴石原来的交通员牺牲、组织上需要派新的交通员去台湾以后，也毅然放弃了回家团圆的机会，只身去了台湾。他们密切合作，先后送出了舟山群岛及台湾岛的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为新中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等人不幸被捕，最终牺牲在了台北的西马场町。而出卖他们的竟然是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台湾地下党几乎损失殆尽。牺牲的共产党员近千人。
人们在痛恨蔡孝乾叛变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还不如吴石、陈宝仓和聂曦三位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有骨气。于是，愚继续跟踪这个参加过长征、受毛泽东、周恩来器重的高级干部，为何堕落为叛徒，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造成吴石、朱枫等大批烈士牺牲。其教训太深刻了。
正如《沉默的荣耀》所揭示的，蔡孝乾虽历经过长征考验，但并未持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一块牛排”成为他叛变的导火索，反映出其对私欲的沉溺远胜于对信仰的坚守。赴台后，蔡孝乾频繁出入高档西餐厅、贪图美食、侵吞公款，生活奢靡放纵。这些行为不仅违反党的纪律，更容易暴露其行踪，成为特务锁定其身份的关键突破口。他从接受一顿饭、一次消费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最终变成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
由此想到顾顺章叛变，二人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顾顺章曾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叛变投敌，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是怎样从一名“红色特工”蜕变为叛徒的？
顾顺章是工人出身，1924年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勇敢被发展入党。1926年被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学会了很多本领。1927年回国后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顾顺章参与筹建中央特科，长期主持特科的日常工作，曾任中央特别委员会成员。
顾顺章工作能力强，但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居功自傲，常说：“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他有浓厚的江湖习气，在筹建行动科过程中，借机招进一些帮会成员，造成组织不纯。
顾顺章生活腐化，以掩护特科工作为借口，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周恩来曾经多次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为约束他的放荡行为，党中央调聂荣臻到中央特科加强政治领导，但顾顺章千方百计对其进行刁难，极力规避和拒绝党的约束。
1931年3月底4月初，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护送任务完成后，他违反党的工作纪律，化名“化广奇”在汉口的新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并与交际花一起游玩。4月24日被叛徒指认被捕，随即叛变。要不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钱壮飞获悉顾顺章叛变，找到陈赓，然后报告了周恩来，这才避免了党中央在上海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灭顶之灾。
蔡孝乾、顾顺章的教训是中共党史和隐蔽战线工作中极具警示意义的反面案例。反映出当时对高级干部的日常监管存在“真空地带”，愚多年前参观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时，曾经手抄了烈士们的“狱中八条”，其中警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蔡孝乾、顾顺章正是因这些“小节”而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两个例子到现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反腐败斗争进入新的时期，情况更加复杂。追求物质利益和奢华生活的人一旦进入领导岗位，很容易被利用，成为腐败分子。
愚出生在革命老区山西省左权县。从小听着左权将军的故事长大。 左权将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25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为左权县。左权一生军事著作40多篇，对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彭雪枫，与左权将军很相似，1925年，彭雪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曾参加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直罗镇等战役战斗。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兼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9月，奉命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并建立了随营学校，担任校长兼政委。1940年2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兼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校长，并编写《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另到第四分校授课。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
这两位将军都是为了保护部队转移遭到敌人炮弹的袭击牺牲。牺牲时都是37岁。都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家人关爱体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可惜都是英年早逝。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他们都有极高的评价。假如他们不死，解放后在我军的将帅中肯定都有一定的重要位置。
可见，牢固树立主义的信仰，不被敌人的糖衣炮弹击中，避免不良生活方式的“小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