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2期

《一个兵团战士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

文/徐钊

监制：出水芙蓉

诵/编：静心

   郭方是我在兵团生活中最知心的好朋友，尽管他离开十九团三十多年，我们的友谊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一定要登门拜访这多年不会忘记的老朋友。在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我更详细的了解到我的老朋友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前后后的那段传奇经历。

   郭方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研究员，母亲曾是东北流亡大学生，后来在北京是中学老师。由于家庭环境的熏染，郭方从小对读书特别感兴趣。他曾经多次对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大概在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很多书，再大一些，就看过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以及许多外国名著。然而历史却在这一年和这个要好好读书的孩子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玩笑，1966年6月末的一天，郭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一片喧闹中散去了，接着是全校师生在锣鼓喧天中“欢庆”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他的大学梦灰飞烟灭。不久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造反派抄了家，厄运接踵而来。为了躲避迫害，他和几个有同样遭遇的同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1968年郭方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在连队郭方一直是一个普通农工，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天伐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的劳动着，岁月的流逝没有磨灭他心中要读书的信仰。只要有一点时间，他总和几位同来北大荒的兵团战友互相交流，天文地理，数学语文，英语俄语，无所不及。为了背下单词，把字典背过的书页撕掉扔了，不给自己留后路。几年后，郭方被调到十九团五中任教。由于我和郭方都曾经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郭方在师大一附中就读，我在师大二附中就读）我们的家庭有着的共同遭遇，我和他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在学校几年的共同生活中，使我深深的敬佩这个学识渊博的老大哥，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严谨刻苦，老实做人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有着那种多年见不到的博览群书却又谦虚谨慎的学者风范。记得一次休息闲聊，一个同宿舍的老师先看了刚刚恢复出版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个章回，放下书马上问郭方这一章回前面的诗句，他不加思索一字不露的背出了诗句，又有人用同样方式发问，他一一对答如流，我们都很惊讶，他却平淡的说：“《红楼梦》这本书我在中学前就看过两三遍了，后来一直没怎么看。”为了进一步”考察“他的学问，有几次，同事们如法炮制，先看好自己熟悉的资料，突然发问，无论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朝代年表，各国概况，他没有一次答错一个字。可是他却从未察觉同事是在“刁难”自己，每一次总是一丝不苟的对待各种提问，认真准确的回答。”他从小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受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苏俄文化的熏陶，很小的时候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写过古文，填过诗词，对西方古典文化，伦理道德，人的尊严与价值观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见解。受俄罗斯文化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民主主义，反抗沙俄压迫的精神影响很深。他也喜欢那种浪漫主义情调，包括后来苏联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这一切都已成为他面对生活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在生活方面，他确实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书呆子气十足的人。记得一次早上起来，他先出去打饭，我下床找鞋才发现自己的鞋不见了，床边只剩下郭方那双38号的小鞋，我无法穿“小鞋”只有等待他的回来。不久他穿着我那双42号的大鞋回来了，奇怪地问：你咋还不去打饭？“我忍住笑问他：”你脚上的鞋舒服吗？“他抬抬脚说：”我怎么感觉今天这鞋有点大？‘我指指地上的鞋说：你看看这双合适吗？“这时他才如梦初醒，自言自语到：我说今天走路总感到鞋不跟脚呢。”在正常生活方面他总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穿的衣服总是团成一团胡乱塞进箱子里，洗过的衣服和没洗过的衣服混杂在一起，要找衣服换必须彻底翻箱倒柜，常用的东西会经常找不到，不常用的东西却总在眼前。。然而在学习，讲课时却是教案书籍整齐，教学有条不紊严紧扎实。几年后，当我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从陈景润身上仿佛看到了郭方的影子。对于我的老朋友，用“大智若愚“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也不过了。然而他的这些言行却给了当时处于文化饥渴的五九七的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孩子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的坐标。

   1974年郭方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他父亲被下放到内蒙古），离开了兵团去了内蒙。在那茫茫的草原上，他那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坚定的读书信仰却丝毫没有改变。在内蒙的广阔草原上，他靠着收音机刻苦学习着英语，在灰暗的灯光下，他从每一页破旧的书中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在那个年代，这一切被他称为自己的”地下工作“。三年的时光一晃而过。

   1977年初，随着父亲政治问题的政策落实，年近三十的郭方回到了北京，这时他的身份不再是兵团战士和插队青年了，街道办事处的户籍登记表上写着“返城待业青年”。一段时间里他整日忙碌的是办理各项返城手续，照顾年迈病重的父亲。一天，街道办事处的大妈找到他告诉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大学要招生考试了。郭方看看日历此时距离高校招生考试只有25天了。这时的郭方却显特别镇静和从容，学生时代北京四中，师大附中读书时的笔记仿佛一起涌入他的脑海，犹如在昨天一样的清晰，十年荒原的磨砺和学习更加使这些知识丰富而扎实。25天的时间和十年的时间相比太短暂，然而对于一个满腔热血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来讲并不短暂。

   考试那天，郭方怀揣两个烧饼早早来到考场，他从容走入考场，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步的跨越会成为他人生的历史性的跨越，新的人生道路向他展开。考场规定每科考试两个小时。英语考试，郭方只用了15分钟答完了考卷，仔细检查过卷子，他默默的等待考试结束。数学考试用了30分钟答完考卷，又做了加试题，等待交考卷。语文考试虽做的不那么快，但，是在做完答案后，再做一些注解，特别是古文，除了做答案，还做注解和自己的评论。

   两个月后，郭方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使用的”北京大学“的牛皮纸信封上印有”北京大学001号“字样。郭方是第一个被北大录取的新生，他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学生。二十年后，《北京日报》记者探访高考状元时发现这是1977年北京市恢复高的第一个文科状元。在我和郭方的多次交谈中，他对状元看得很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家庭处境的人，要争取求知的权利，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我不能当第二，也不允许我当第二。我当时的家庭出身是那个年代强加给我的政治包袱，它令我要么被淘汰，要么必须拿第一。“正是来自郭方骨子里的这股豪气使他在茫茫学海中冲破惊涛骇浪，永创第一佳绩。我所知郭方小学考北京四中，初中毕业考北京师大附中，都是第一。1977年考北大，被列为”超龄老高三“破格录取，文科第一。在北大念了一年他又要考研，北大决定把四年的课程先考一遍，考试结果是第一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录取了他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再次复试又是第一名。后来考博士还是第一名。每当我们谈到这里，他总是激动地说：”我这辈子的五个第一，几乎都是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在拼，只要是第二，就不行，要不早就完蛋了。“

   在我的眼中，郭方不只是一个资深的学者，他更是一个富有民族使命感的时代战士。当他历经艰难险阻破冰前进，达到光辉的彼岸后，他很自然的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于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大事，他感慨万分：“如死囚大赦，获得重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郭方的认识却截然不同，改革开放的“预演”早在农村联产责任制出台前就开始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恢复高考”。“恢复”不是复制。它包含了对“文革”的批判，对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大胆扬弃，所谓事关“阶级路线”的那个“政审”，邓小平同志亲笔改为“主要看本人表现”。七个字，字字千钧，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由此发端。他深有感触的说：“中国高等教育重新招生考试，此一重要举措具有否定过去，开拓未来的双重意义，所以，不论是你是不是参加了高考，高考的结果又如何，总之，1977年的中国，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在篶然警醒：应该换个活法了。当郭方跨进北京大学那饱经历史沧桑的校门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实现的是个人的”诺曼底登陆“，而更加意义深远的是：从此整个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

    郭方简介：郭方，男，1947年生于北京  中学：北京四中   北京师大一附中 1968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战士，教师  1974年 内蒙古插队   1977年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2011年10月8日深夜  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