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被标签遮蔽的教育拓荒者

                   杂文/李含辛

     中学课本里的《别了，司徒雷登》，曾让这个名字与“美国帝国主义象征”牢牢绑定。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起他，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夹着公文包、黯然离开中国的外交家，却鲜少有人记得，他的人生底色，是一位在中国教育荒原上拓荒30年的校长。

     1919年的北京西郊，残苇败荷间，司徒雷登骑着毛驴丈量土地的身影，像极了堂吉诃德式的孤勇者。彼时由三所教会学校拼凑而成的燕京大学，内部派系纷争不断，校舍分散在京城各处，账上的资金连给教师发薪水都困难。这位操着流利杭州话的美国人，本可以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安稳地做他的神学教授，却因一句“三所百年老校，数千莘莘学子就这样毁于一旦？”的叩问，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此后的20年，他成了中美之间最忙碌的“空中飞人”。为了筹款，他12次横渡太平洋，敲过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门，也在波士顿的教堂里对着信众恳切演讲。有人统计，他为燕京大学筹得的450万美元，放在今天相当于数亿美元。但他自己，却常常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骑着毛驴往返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为学校购置图书和仪器。

    他给这所新生的大学取名“燕京”，避开了教会学校的生硬标签，也消解了三校合并的派系矛盾。他请来美国建筑师墨菲，用中国宫殿式的屋顶搭配现代化的实验室，在西郊荒原上建起了“世界上最美的校园”——未名湖的波光里，至今仍映着他亲手栽种的银杏。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教会学校的桎梏：学生不用强制做礼拜，课堂上可以自由讨论时政，甚至公开传阅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后，当他从美国筹款归来，第一句话不是问学校的经费，而是问“我们的学生有没有上街游行？”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松了口气：“如果没有燕京学生的身影，那我办了十几年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这所他一手缔造的大学，只用了短短20年，就跻身世界一流。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中，有42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有抗战前线的记者，也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学者。闻一多曾称赞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要求的朋友”，因为他比很多本土教育家更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能服务于这片土地的人，而非教会的传教士。

     1946年，当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大使时，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陡然转向。他试图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却最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1949年8月，他站在南京的码头上，望着长江滚滚东逝，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未名湖畔的校长办公室。而他离开后不到三年，燕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拆分，文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只留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在燕园的风里默默回响。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记住了他作为外交家的失意，却常常忽略他作为教育家的功勋。他生于杭州，葬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73年，比在美国的时间还长。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让他成了中美两国都难以定义的“边缘人”——国民党不欢迎他，共产党批判他，美国政府也将他视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未名湖畔，看着那些从燕京大学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或许应该重新审视这个被标签遮蔽的人。他不是完美的圣人，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确实站在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但作为燕京大学校长，他用半生心血，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播下了种子。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司徒雷登的一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挣扎与坚守，也照见了我们看待历史时，常常陷入的标签化误区。当我们撕下“外国坏人”的标签，才能看到那个骑着毛驴、为中国教育奔波的拓荒者，看到他留在燕园里的，那些比政治符号更长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