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名家访谈

 著名文化学者殷平采访吴勇现场    

贵州文化名家走进织金活动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采访织金作家吴勇先生。吴勇为织金著名作家，在织金乃至贵州文化届均有较高知名度。吴勇先生主要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著有《水西悲歌》、《柔远夫人》、《国之宝祯》等长篇小说。

由于时间有限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吴勇先生家，我们的采访作了视频录制，就匆忙结束了。作为采访的文字撰稿者，我与吴勇先生几乎没有交谈，在我手上也没有吴勇先生与他的作品的任何文字资料。这在我采访其他文化名人的经历中，绝无仅有。该如何下笔？颇费思量。其实认知一个作家，对他的了解，主要还是从他的作品入手，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在吴勇先生的诸多作品中，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引起了我的关注或者说是兴趣。关于“水西”的故事，比较为人了解较多的是“奢香夫人”。关于奢香夫人的小说，电视剧。舞台剧文化类作品等很多。这些历史故事，主要讲的是“水西”的兴。而吴勇的《水西悲歌》讲的是“水西”的衰。从这个角度谈“水西”，我认为很新奇，也值得了解这段“水西”的历史。从詹大方先生手中借了一本他珍藏的《水西悲歌》，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

从《水西悲歌》杨兴举，刘隆民二位先生的序中，大体已了解了《水西悲歌》的脉络。即清初康熙年间，吴三桂剿灭水西始末。对于水西，作者在书中简约介绍了水西主题民族彝族的远古溯源，但个人认为这对读者而言，显然就《水西悲歌》的历史背景及水西地区的了解稍显单薄。因为读者并不都知晓历史，尤其是对水西的地域历史更是知之者不多。在此。想多讲几句。元末明初之前，中央政权对贵州的统治是有限的。对现贵州地界的治理主要是土司。其时现贵州地界主要有四大土司：黔北的延续了约700余年的播州杨氏土司；黔东的田氏土司；以乌江上游鸭池河为界，河西的是水西土司；河东的是水东土司。明朝初年，天下已定，但云南尚为元势力梁王盘踞。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决心剿灭云南元势力。水西首领奢香夫人，意归朝廷，让明军借道水西地域，平定云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司，治所在贵阳现都司路。都指挥司正使为朝廷命官马烨，副使为水西土司首领奢香夫人(袭亡夫蔼翠职)，水东土司首领刘淑芳（袭亡夫宋钦职）。马烨在贵州为自己个人野心，意欲挑起民族争端，当众对奢香夫人裸背鞭笞，迫使水西造反，以剿灭之。奢香夫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水东土司首领刘淑芳代奢香夫人赴京告状，痛诉马烨恶行。朱元璋招奢香夫人入京，处置了马烨，赞许了奢香夫人顾全大局，归顺朝廷的义举，并封奢香夫人为顺德夫人，刘淑芳为明德夫人，以巩固西南边陲的长治久安。在奢香夫人治理下。水西地区开始走向兴盛，并开始了对水西地区土（土司）流（朝廷命官）并治的局面。她开龙场九驿，平靖边乱，为加强彝汉民族团结，密切西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发展经济上奢香夫人也励精图治，使水西地区生产力得到大力提升，奢香夫人对水西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如她推行的甲子场，至今在贵州很多地方还沿袭使用。因贵州山川绵绵，交通不便，各地百姓物资交换，乃至青年男女求偶都是通过赶场天来进行。甲子场即某地固定在一甲子日赶场，如：逢牛日，赶场，此地就叫牛场，其余豬场（珠藏），羊场（羊昌），猴场，虎场（猫场，贵州管虎叫大猫）等以此类推。这些叫什么，什么场的地名至今很多在贵州还存在，如：贵州瓮安的猴场，因红军当年在此召开的史称“猴场会议”而声名远扬。水西地区从明至清得以二百多年的繁荣兴盛，水西势力最强大时，已越过鸭池河，到达水东地区，如贵阳市的宅吉小区之名就源于彝语“则溪”，则溪彝语即粮仓之意，宅吉也就是则溪的转音。今贵阳市区的宅吉小区即明代水西土司的十三粮仓之一。总之，水西地区，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地位日益重要，而水西地区的重要性及发展，主要还是水西地区对中央政权都是采取服从而不是反抗有极大关系。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朝廷赐姓水西首领为“安”姓，自此，“水西安姓”之姓确立。由此可见，水西地区与朝廷的关系历来是和谐而不是对抗的。这也对吴三桂以水西反叛之名进行剿灭是毫无根据，和站不住脚的。

《水西悲歌》对吴三桂剿灭水西，也是不赞同水西反叛观点，而是其他原因。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史实不是读者关注的重点，而基于史实的生活是否鲜活，丰满或者说是否有文学性才是吸引读者的要素。史实只是脉络，生活的丰满。鲜活才是血肉。吴勇先生的《水西悲歌》我觉得就做的非常不错。阅读《水西悲歌》的开篇文字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大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镇守云南兼任贵州总管，平西王吴三桂首次巡视贵州，抵达水西首府卧这城。水西首领（苴穆。为方便读者阅读以下均以首领称）安坤设盛宴为吴三桂接风洗尘。宴席上东道主用最高礼仪展示了水西对吴三桂的热忱。席间有水西特色的歌舞，饮酒习俗，餐具是水西独有的精美漆器。在此不妨录几段《水西悲歌》书中水西对吴三桂的敬酒歌：蓝天上飘来吉祥的云/那是水西来了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张开你尊贵的口哟/香喷喷的咂酒表表心；开坛的咂酒哟香喷喷 /再次奉献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张开你尊贵的口哟/喝一口咂酒知一片心；咂酒知心哟又知人/第三次奉献尊贵的客人/尊贵客人张开你尊贵的口哟/咂酒滴滴水西的情。而安坤与其正妻的祝酒词其实表达了水西之所以对吴三桂的敬意，是因为水西的安宁。安坤祝酒词：马儿跑得好需要鞭策/安坤能称职需要督导/请王爷满饮此杯/以表卑职期盼之情。安坤正妻禄天香祝酒词：老鹰捉小鸡的时候/全靠母鸡保护/水西遭到劫难的时候/全靠王爷的护佑/请王爷满饮此杯/以表表水西百万黎民感谢不尽之情。

水西的盛情，吴三桂会领情吗？不会，绵阳在豺狼面前表现得再温柔，也不会使豺狼放弃吞噬绵羊的贪欲。吴三桂此次水西之行，其实是包含有贪念的。他早就听说水西安坤有一个绝美，体有异香的小妾。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水西安坤的这个美妾据为己有。旧小说中常有红颜祸水的窠臼。水西安坤的美妾娥尼诺黛成了水西悲剧的引子，这是旧小说的窠臼还是历史的真相，姑且不论。当娥尼诺黛率领的舞蹈队表演时，吴三桂顿时垂涎三尺，决心要将娥尼诺黛纳入自己的卧榻之侧。对于美人的诱惑及私欲，吴三桂是有前科的，是不计后果的。其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霸占而将山海关打开引清军入关，而使大明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当吴三桂提出要将娥尼诺黛及其歌舞队带到昆明时，水西安坤等陷入了彷徨。权衡再三，最后安坤忍住悲痛和耻辱，同意吴三桂带走了娥尼诺黛。本来水西的一忍再忍，似乎会换来水西的安宁，不料又起波澜。在吴三桂返昆明途中，娥尼诺黛被明军旧部劫走。吴三桂当然以为这是水西所为。娥尼诺黛虽被水西救出，但因伤不能再返昆明。吴三桂可不管个中的缘由，决心要剿灭水西。就此拉开了水西悲剧的序幕。

吴三桂剿灭水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他从朝廷取得了以水西反叛为理由需剿灭的旨意。这在政治上取得了战争的合理，合法性。在军事上，他本人率滇、川、桂大军从西向东，并命贵州总兵从东向西，从两个方向夹击水西。而水西自是不甘束手就擒，一方面也集结了大军抗击吴三桂，又派员向贵州总兵申诉，以求贵州总兵按兵观望。另一方面，安坤正妻禄天香安排了安坤次妻陇玉进京伸冤。其时的清廷，康熙还未亲政。清廷政务由摄政王鳌拜主持。陇玉进京并没有空手而往，她携带了可称为国宝的夜郎王印作为给鳌拜的见面礼。关于夜郎王印，在此要稍微简述一下：夜郎国与滇国均为西南古国。司马迁《史记》之《西南夷列传》载：汉使出访古滇国，滇王问：汉孰以我大？待汉使出访夜郎国，夜郎王同样问：汉孰以我大？之后演变出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流传至今。汉庭赐了“滇王之印”及“夜郎王之印”。关于古滇国，因“滇王之印”在云南的考古发掘得以证实。而“夜郎王印”至今不知在何处，就此古夜郎国的疆域，都城在何处？至今在学术界争论不休。因此，《水西悲歌》书中所描述的“夜郎王印”由水西献给了鳌拜，应该是关于“夜郎王印”下落的说法之一。但也由此可证“夜郎王印”之珍贵。鳌拜得到了“夜郎王印”，也下了赦免水西的朝廷旨意，但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在京城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暗中阻扰，待陇玉历尽千辛万苦携带朝廷旨意回到水西，看到的却是水西覆灭后满目疮痍的惨状。

吴三桂对水西的征剿，使水西不再消极应对，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吴三桂虽以大军压境，对水西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如：吴三桂大军在以铺花坡杀害彝族，苗族百姓，掳走大批妇女；对绮陌大寨烧杀抢掠；血洗木弄箐等等，使水西化为一片赤地，人口损失大半。但吴三桂的征剿活动也并非势如破竹，水西无数悲壮英烈的奋力抵抗也使吴三桂大军遭到重挫。仅清水塘一战吴三桂大军与水西军就各伤亡万余人。尤其是将吴三桂大军围困于果勇底城之战，如果不是贵州总兵在最后关头携粮草解吴三桂之困，水西几乎可以全歼吴三桂大军。吴三桂剿灭水西之恶行虽以水西的衰落为终，个中有水西自身原因如：水西一直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吴三桂对水西的征剿，这是向豺狼企求怜悯的误判，加之水西军事统领叉嘎那在军事上的重大失误。都是水西的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水西人民的英勇抗争是可歌可泣的，是悲壮的。这也是水西彝、苗民族不畏强权，捍卫自身权益的精神体现。水西之战的很多故事，在水西地区仍流传至今。水西地区还留下了很多关于水西之战的历史遗迹如：象词、万人坟、虎门关、马鬃岭、盐仓城、果勇底、阿扎屯等。至今还有史学者，水西民众等前往凭吊。

吴三桂对水西的征剿其结局是惨烈的。对水西而言，水西的土地赤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水西首领安坤战死，还有更多的水西英烈也英勇捐躯。唯有安坤妻禄天香留下了安坤的血脉，为日后水西继续抗争吴三桂留下了伏笔。吴三桂剿灭了水西，但自己也因水西陇玉的随从诺里武吐的刺杀遭到重创。自己心心念念得到的安坤美妾娥尼诺黛也在吴三桂面前触阶而亡，为安坤殉节。吴三桂为得到娥尼诺黛而发动的征剿水西之战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另一方面，吴三桂看似剿灭了水西后实力大为增强，为自己以统治的西南地区尚未安宁，需保持强大的军力在清廷找到了借口。但吴三桂的势力越强大，越为自己的覆灭留下了隐患。因此，《水西悲歌》写的不仅是水西的悲歌，也是吴三桂的悲歌。从《水西悲歌》的整体而言，它是一部了解水西历史的难得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尤其是读者可以通过对《水西悲歌》的阅读，对水西的山川地貌、风土民情、物产、民俗等等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在今天仍然也有现实的意义。作者吴勇自己在后记中也写到，读《水西悲歌》对如今水西地区方兴未艾的旅游也有帮助。如今的水西地区是贵州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拥有国家地质公园“织金洞”，被誉为地球彩带的“百里杜鹃”，高原明珠的自然保护区草海等。但客观地讲，作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水西悲歌》是有遗珠之憾的，因为水西的悲剧，并非以吴三桂征剿得胜，水西遭到重创为结局。虽然《水西悲歌》也对吴三桂后来的结局，水西对吴三桂的抗争有所描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刘隆民先生在《水西悲歌》一书的序言中也写到：《水西悲歌》只写了水西奋力反抗。终被吴三桂镇压的悲壮，的确还应该写出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公开反叛朝廷后，《水西悲歌》中的主人公禄天香带领水西军民，配合清军剿灭吴三桂的正义之战。

对于文史，本人向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的，很少涉及。对于历史的研究实在是一项费心费力之事。但既然《水西悲歌》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自己阅读了，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或者说看法，我想也是必要的。对于水西的悲剧以及吴三桂的结局，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其实就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的国家一直是中央政权坚定不移的追求及终极目标。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向来就是两个手段，一个是剿，一个是抚，也就是恩威并重。而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无非是虚与委蛇，力求自保，在夹缝中求生存。当地方势力自成一体，势力膨胀，乃至有成为“独立王国”之势，中央政权就会采取剿的策略。朱元璋对云南元末势力梁王的剿灭，明万历年间对现贵州遵义地区延续七百多年的杨氏土司的剿灭就是例证。当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失去控制，地方势力强大到可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时，国家就会造成分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例证。清康熙皇帝亲政后就立下了三个宏愿：一是擒鳌拜，一是平三番，一是收复台湾。在康熙亲政前，摄政王鳌拜权倾朝野，尾大不掉。清廷大权旁落，这也是康熙必须除掉鳌拜的重要原因。清初，对有功之臣进行了分封。到康熙亲政后势力最大的有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平西王吴三桂。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吴三桂。面对清廷决心平番的重重压力，吴三桂不甘坐以待毙，干脆公开反叛清廷，和其他举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反清者不同，吴三桂的野心是要自己当皇帝。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发动了反清叛乱，短短半年内就席卷滇、川、黔、桂、湖、闽、陕。在攻占长沙后，吴三桂自立国号为“周”。 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湖南称帝后不久，吴三桂病逝于湖南。吴三桂残余势力也被清军剿灭。从这个角度来看，吴三桂剿水西，实际是促使他走向反叛不归之路的砝码。因此，说水西的悲剧也是吴三桂的悲剧是有辩证意义的。由于水西在清廷剿灭吴三桂作出了重大贡献。清廷先是将禄天香的儿子安胜祖封为乌撒府土知府，后来恢复为三品水西宣慰使，也就是第八十四代水西首领（苴穆）安坤夫人禄天香则被诰封为柔远夫人。清廷的分封，虽不能解水西对吴三桂的心头之恨，但至少说明了最后的失败者不是水西，而是吴三桂。

本文作者（左）与吴勇合影

我们再来从历史的视野看水西的悲剧。谈水西必然要谈到“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正式建立于元朝，该制度是元、明、请三朝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 推行的地方治理制度。通过册封世袭首领（土司）实现间接统治。土司制度使中央政权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中央政权而言，土司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中央需要的是对地方势力的全面控制。因此，从朱元璋起，“改土归流”即改土官治理为流官（朝廷命官）治理就一直是中央政权的最终目标，其手段就是“剿”与“抚”。如:朱元璋对云南麓川土司就是剿灭，对贵州水西土司就是抚。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朝廷，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普遍推行，实行了“改土归流”。至于“改土归流”实施过程中对民族地区的残忍和暴行及对璀璨的民族文化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如本人在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天柱插队时，当地就流行的是侗语。而再向北，尤其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人根本就不会侗语。这就是清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在这些地区禁止侗人讲侗语的后果。当然，对本文而言这些只是题外之话。因此，水西的土司治理最终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水西被吴三桂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的劫难，却不是历史的必然。吴三桂对水西人民罄竹难书的罪行是万恶不赦的！

以上个人观点不是对《水西悲歌》一书的补白，算是狗尾续貂吧！一句话结束此文：《水西悲歌》是值得阅读的好书！

附录：吴勇简介：吴勇，1949年11月26日出生于黔西县城关镇水西村。作家。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曾任贵州省织金县文联常务副主席。创作多部长篇小说如《水西悲歌》、《柔远夫人》、《国之宝祯》等。其中《水西悲歌》获贵州省作协招投标第一名。主编文学杂志《银雨树》。主持织金县文化长廊设计及乡村旅游规划。贵州全省科普先进个人，全省民间文学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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