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涛//初入社会，在探索中前行

兰空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后，我和老伴被分配到陕南商洛柞水县工作。1972年刚过完春节，2月初我们就去报到。柞水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初到那里，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县城街道又短又窄，两边全是大山。街上没有市场，没有行人，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好在一同分来的还有十来个其他学校的同学，大家互相打气：既来之则安之，不然还能怎样？

等了三天，县委政工组组织科科长LRS同志宣布分配方案。我是党员，分到了政工组宣传科。老伴分到政工组干审科（临时单位）。这是我们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学的是工科，对政治、对宣传工作一窍不通，只能硬着头皮先试试。宣传组赵组长说，他是专门挑的我，看我字写得不错，又是党员，想让我搞理论工作。到了宣传组（后来的县委宣传部），我从头学起，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又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感觉还行，下决心靠努力尽快入门。

很快，我被通知去地委党校学理论，后来又去了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完回来，慢慢就热爱上宣传工作了。当时县委还是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个常委班子学习秘书，后称理论教员。宣传组让我担了这个角色。开始跟领导们一块学习，我紧张得很——自己的理论基础本来就不扎实，哪能给他们当学习秘书？好在这些领导文化程度大多不高，很包容我，慢慢也就习惯了。自己再下功夫，理论底子渐渐厚实起来，时常给全县干部讲些政治经典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讲过多次。那时各级对干部政治学习要求严，是硬任务。县上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柞水的“理论家”。

我当县委常委学习秘书、理论教员，经历了三任县委书记，他们对我都比较满意。特别是县委BYF书记很器重我，每次下乡或外出开会都带着我，我成了他的贴心秘书。也是白书记一手把我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张部长调回长安，白书记又让我接了他的位子。到十月份开党代会前，又让我进了县委常委班子。一年之中连升三级，那年我35岁，成了全商洛地区最年轻的县委常委。从此仕途顺了，1982年又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来去省委党校进了中青年干部班，成了后备干部。在柞水，连同省委党校学习，一待就是十三年。

这十三年里，有三件事对我影响最深，是我初入社会后最刻骨铭心的磨炼。

第一件事，是1974年夏天。我和宣传部张部长去凤镇区下乡。我是基干民兵，县委给基干民兵发了枪，经常训练。我的冲锋枪就挂在办公室（宿办合一）床头的墙上。下乡第二天，突然接到电话，说我房子被人撬了，让我赶紧回县。电话里问老伴丢了什么，她说没丢啥。我不知怎的，一下就想到挂在床头的枪，让她看看在不在。一看，枪没了。

我当时就慌了。丢了枪不是小事，影响前途事小，出了人命事大。我让她赶紧报案。公安局的同志也很紧张，对破案非常重视。他们先问我平时跟谁有过节，是不是有人故意报复。我说没有。又走访了县委机关一些干部，没发现什么线索。这时我怀疑到姓赵的孩子，他爸跟我一个部门，经常见我有枪，会不会是他？我去他爸办公室堵住他，问他有没有看见谁拿了枪，他起先一直否认。再三盘问，他很慌乱，坐在床边双脚不停地往床底下踢。僵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是不是有人把枪放在河堤边涵洞里了，让我去找找。我一下明白了——就是他。

我赶紧一个人跑到县河堤上，在离公安局后门不远的一个涵洞里找到了枪。激动得不行，直接交到公安局。公安局随后询问那孩子，他如实说了：看枪好玩，趁我下乡撬开办公室门顶上的小窗，钻进去拿了枪，又藏在涵洞里。公安局弄清真相后，看他还小，也没追究。案子破了，我虚惊一场。事发后，县委机关干部大多积极协助破案，也很同情我——万一丢了枪，我的仕途就完了。只有一个平时关系还行的刘姓干部，对此事冷冰冰的，毫不关心，甚至有点幸灾乐祸。我出事，他就少了一个提拔的竞争对手。我看清了他的心思，对他敬而远之。多年后他去世三周年，重新安葬骨灰，我还是去参加了告别仪式。我不是记死仇的人，待人还算宽厚。

第二件事，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有天我们几个人去县电影院看电影，开演前在丁站长房里闲聊。我说，在西安听人讲，有人想捐钱给周总理买一口水晶棺材，因为全国人民都怀念他。就当一句闲话，大家没在意。后来“四人帮”搞清查，矛头指向周总理，让大家揭发谁说过周总理的好话。一个常姓干部就向机关党总支揭发了我，说我在电影院里说过那番话。我被党总支领导点名批评，说我反“四人帮”。后来“四人帮”倒台，党总支给我平了反。这件事之后，大家都知道是常姓干部为了表现自己出卖我，对他的人品很反感。县委机关集体劳动时，包括白书记在内，有人当面骂他是“小爬虫”，我也骂他是叛徒。他自知理亏，不敢吭声。他就是个小人。多年后我当地委副书记，他爱人多次求我给他弄个处级待遇，我不计前嫌，按政策办了。

第三件事，是1980年。我刚当县委常委不久，县上开人代会。会前有人揭发，红岩寺区委LRZ书记把给贫下中农的补贴粮食，评给了几个公社书记的家属，说他官官相护、以权谋私。来柞水的冯副专员听说后，当即让县上取消刘书记的代表资格，不让他参会。这一下，红岩寺区的几个公社书记不干了，扬言要罢会。事情闹大了。按常委分工，我包抓红岩寺区的工作，县委让我去处理。

接到任务，我觉着很棘手。思来想去，决定先稳住公社书记们的情绪，保证人代会顺利开。我召集他们开会，讲明纪律：不管有多大事，大家必须保证人代会开成，谁不顾全大局，我建议县委立即免谁的职。这一下就镇住了他们。我又说，会后建议召开县委会，调查这件事，大家一定要冷静。人代会后，我和NDH副县长去了红岩寺区。我是常委，当了调查组组长。我单独找了区委书记LRZ，又找了告发这事的一位区级领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给公社书记家属评补粮的事确实有，但不是官官相护、腐败那种性质。公社书记都是“一头沉”干部，家属在生产队跟普通社员一样，家里困难评点补粮也不算越外，只是评的人多了点，不明事理的人有看法也能理解。

为了平息事态，我召集公社书记开会，请领了补粮的书记回去告诉家属，两天内把粮全部退回，以后不再追究。这么处理，一是对上有个交代，二是保护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区委刘书记。回县上后，我在常委会上汇报了处理意见，多数常委认为妥当，只有一个常委说处理太轻，要求严厉处分刘书记。白书记总结时同意我的建议，说比较平稳妥当。常委会同时决定，调LRZ同志回县上，任政府办主任。刘书记和红岩寺区的公社领导都表示满意，坚决服从县委决定，以后加倍工作，将功补过。这事过后，红岩寺区的干部很感谢我，我在那包区，以后工作也顺手多了。

后来我去省委党校学习，期满后调离柞水。五十多年了，对柞水、对红岩寺，还是很想念，经常梦里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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