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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祝仁教授供图供稿
韵芘胡桂芹执行主编
我与滨江路那片绿荫的岁月回响
（六十年前植树）
邓祝仁
［（↑ ）同学与作者（着黑衣扶自行车者） ，1966 年滨江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桂林人， 每次漫步在滨江路上，心中总难免不涌起一阵欣喜之情。眼下春意正浓，从象鼻山到伏波山的 1.5 千米区间， 路旁江畔的香樟树一边落下陈旧的老叶，一边长出鲜嫩的新叶，绿橘红相间，搭配时尚，整条街如同身披锦缎，真真美煞人也。 而整座城市刚刚从凛冽的数九寒天走出来，可即使隆冬腊月又如何， 高大的樟树如长城般阻挡了肆虐的呼呼朔风， 庇护着街上匆匆赶路的车辆和行人。至于夏秋两季，树木浓荫蔽日，江风穿林而过，满目苍翠，赏心悦目，花香鸟语，沁人心脾。此刻，我又漫步在这条路上， 漓江沿岸的香樟亭亭如盖， 整条路仿佛被绿物遮罩一般。 此情此景，我总会想起 1960 年代中期的那段日子，那段以青春赴绿意之约的难忘岁月。
1963 年秋，我刚刚跨进高一的门槛， 这年冬天，参加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重要目标是绿化漓江西岸、扮靓滨江路。彼时的滨江路凹凸不平，狭窄湫隘，江岸杂草丛生，尚待绿意装点。全市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市民群众共赴植树现场。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我与同学、老师一道，扛着工具，来到漓江畔，来到滨江路，亲手栽下了一株株稚嫩的香樟树苗。我们挖坑、扶苗、填土、浇水，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那么细致，每个人都那么兴致勃勃，心中满是对城市添绿、漓江焕新的期盼。
回想 1960 年 5 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访问桂林，视察漓江。两位领导人特别关心漓江生态保护、 青狮潭水库建设和桂林山水发展。周总理指出：漓江风光很美，但沿岸树木偏少，希望多种树与竹 （凤尾竹） 。桂林随后连年发动全民义务植树， 今日所见滨江路、凤北路、王城内等地的樟树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陆续诞生的成果。 《桂林漓江志》与《 桂 林 市 园 林 志 》 记 载 得 十 分 清 楚 ：1963—1967 年漓江沿岸、 城区主干道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植树活动， 市园林局原总工何州先生回忆说： 1960 年代群众义务植树是桂林城市绿化活动中的一个黄金时期。 我很荣幸成为了为这个黄金时做出了自己微博贡献的一员。
桂林的城市绿化绝非一帆风顺。 当年的绿化植树，并不只栽种香樟这一个树种。为丰富滨江路的绿植景观，在那两三年里，还先后栽种了玉兰花树、棕榈树等苗木， 期待多样的花木能为漓江沿岸增添别样风姿。想法和出发点都是美好的，可事与愿违， 岁月与自然给出了最真实、最严酷的答案——1969 年冬天那场少见的鹅毛大雪， 将刚刚长成的玉兰花树， 以及全市其他地方的桉树全部冻死，一棵都没剩下，棕榈树也在后来的日子里陆续死掉， 唯有同期种下的这些樟树，扎根漓江之滨而不垮， 历经六十余载风雨洗礼，根深叶茂，蓬勃生长，从纤细幼苗，长成如今枝繁叶茂、冠如华盖的参天大树，成为桂林城绿化最动人的绿色地标。 2026 年滨江大道进行了新一轮改造，以“护树优先”为原则，确认这批香樟为 60 年老树，胸径普遍在 60–80 厘米之间，最大者已超过 80厘米，接近古树标准。
有年轻朋友问我：今天的“3月12日”全民植树日或植树节，不是 1979 年 2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才正式通确定下来的么？你们那时怎么就有那么高的植树热情呢？
我回答道： 是的， 不错。今天的 “3月12日”全民植树日或植树节的确诞生于 1979 年，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一天的确定还有更长的历史渊源——是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以及其生前倡导的植树造林理念。 也就说，华夏九州民国期间早就把 3 月 12 日确立为全民植树日了。 文献记载： 1915 年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和林学家凌道扬等人的推动下， 北洋政府于当年就正式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了。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年之后的 1928 年，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 国民政府才将植树节的日期提前，由清明节改为 3 月 12 日，以此缅怀孙先生生前大力提倡植树造林、 重视林业建设的功绩。大家知道， 孙先生是个很钟情桂林的革命先驱。 如今， 连 2020 年 7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也明确将每年 3 月 12 日定为植树节了。
六十载光阴流转， 当年植树的少年已是八旬老翁，而亲手栽下的香樟， 依旧守望着漓江碧水，护卫着桂林城的烟火日常。 春有新绿抽枝，夏有浓荫纳凉，秋有樟香浮动，冬有苍劲挺立，这绵延数里的绿荫，是一代桂林人用青春与汗水浇灌的城市印记， 是岁月馈赠的最美风景， 也是古今历代桂林人重视环境绿化的一段剪影。
桂林人爱绿、护绿、植树造林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明国时期到晚清，甚至更远的古代都可以寻觅到桂林人植树的足迹。 在此不妨多聊几句。三十四年前，笔者在拙著《桂林奇观》曾经专门介绍了桂林八景之“桂岭晴岚” 所在的宝积山东头南麓山道旁的三块国宝级石碑， 从碑文可以窥见光绪年间即存在保护环境与毁坏环境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 同时见出桂林当政者对植树绿化的高度重视， 也是清末桂林官民环保意识强烈的直接体现。为了免于搜寻之苦，特将碑文引述如下：
一块《宝积山植树纪事》碑说：“宝积山老树参天，佳木葱蒨。丁丑（光绪三年）十一月新栽松树六十四株， 己卯 （光绪五年）正月复栽松四十四株， 桂十五株， 又松四株，山顶栽松五株。二十六日庚午记。二月十五日，山顶下坡栽松六株，再西土岭上栽松三十六株。”碑文刻于光绪五年（1879） ，这一年岁在己卯。如此推算，碑刻记载了宝积山光绪三年到五年（1877-1879）这三年之间植树的情况。在北方，隆冬正月植树，成活率低， 实不相宜； 然在南国桂林， 冬末早春，却是植树的最佳季节， 而正月就是这样的好时令。看来古人深谙此道。可是，我们今天在宝积山看不见一株苍松老树， 满眼全是低矮的灌木丛和荒乱的杂草， 秋末冬初登临宝积山，荒凉感扑面而来。这只能说明宝积山一百多年来毁树情形十分严重。
有意思的是， 历史虽然没有记载下上述古树被伐的具体事例，但在植树碑旁边，另有一块 《禁止毁树》 告示碑， 原文如下：“禁止毁树。 按察使司长示， 光绪五年正月吉日。”这块碑高约 0.5 米，宽 1.1 米。正月吉日正处于公历 1879 年 2 月，如果当时民间不存在毁树现象，恐怕不会有此告示碑产生。看来， 这块碑未能有效地保护衙署风水与城市山林，也没能遏阻民间的乱砍滥伐之风。
还有一块石碑曰《灾及其身》说：“……（前缺）灾及其身。己卯仲春长赓题。”立碑时间也是光绪五年， 立碑者以警示的口吻劝解护林， 违者将自食其果， 跟 《禁止毁树》碑异曲同工，互为呼应。
其实， 古代桂林不独宝积山上有提倡植树禁止毁树的摩崖石刻，芦笛岩内，还有保护山洞和钟乳石的呼喊。这是一则壁书，年代已不可考，写着“免打损”三字，显示出桂林民间有识之士对洞穴美石的厚爱与对随意毁坏行为的愤怒。
不仅如此， 我在阅读桂林地方古代文献中，还发现一些从明代上溯到元代、宋代、 以至于唐代桂林官民重视植树和环境保护的诗文，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如今每每走过滨江路， 轻抚苍劲的香樟树干， 感受枝叶间漏下的细碎阳光或丝丝细雨，心中便满是欣慰与感慨。这片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绿荫， 不仅是桂林生态宜居的生动见证，更是一代人热爱家乡、共建家园的精神传承。愿这株株老香樟常青， 愿桂林的青山绿水常在，让当年的植树初心，永远伴着漓江碧波，绵延不息。
（2026 年 3 月 12 日植树节记于桂林城南南
溪山麓，次日校改，3 月 20 日春分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