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咸阳铁二中参加高考。那时候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百废待兴。全国八十多万高中生考试，只录取十万出头，难度不小。我对自己能不能考上，其实没抱太大希望。考不上就回村种地，也没什么。高中时我报了名参军，接兵干部都来家访过了，我随时准备去当兵。那年招的是汽车兵，去青海格尔木，给西藏运物资。要是真当了兵，我这一辈子的路，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等录取通知那些日子，心里七上八下的。八月十八号那天，我正在生产队起牲口圈里的粪，邮递员来了，递给我一个信封。拆开一看，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时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赶紧跑回家告诉祖母和父母。祖母听说我考上大学了，还是村里头一个大学生，高兴得不得了。一来考上大学就不用去当兵了，二来她本来就不愿意我去当兵。真是喜从天降。

那年跟我一块考上的，还有同班同学SHT，他去了陕西师范大学；FJC考进陕西工业大学。他家在坡头村，离县城五里地。八月底报到那天，母亲把我送到坡头村，跟他们两个会合，我们三个一块儿去西安报名。我考的是陕西工业大学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按说毕业了就是去化工厂当技术员。

我们班二十九个人，十五个女生，十四个男生。从一九六四年秋到一九六六年夏，正经上了两年课，基础课差不多学完了。正要上专业课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主席的本意是反修防修，怕中国走苏联的路。运动先从北大开始，后来全国都动起来了，从学校到工厂到农村，到处都在抓走资派，批斗当权派。

那时候学校里分了两派。一派叫造反派，专造当权派的反；一派叫保皇派，保各级领导。两派互相骂，都觉得自己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后来造反派占了上风，掌了权。从六六年六月起，全国学校都停了课，闹革命。

造反派里那些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毛主席在北京分批接见红卫兵，我们陕西大专院校的学生被安排在十月中旬去北京。十月三号晚上，我们坐火车出发，到北京后住在西四路的北京邮电学院里。等接见那些日子，我们到处看大字报，没人乱跑。等到十月十八号半夜，通知来了，让我们连夜走到四环中段等着。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要见毛主席了，激动得不行。

十八号中午十一点左右，警车开道，车队过来了。我们赶紧站好，不一会儿，毛主席的车就到了跟前。大家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我睁大眼睛盯着看，毛主席站在第一辆车上，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后面跟着林彪、周恩来的车，第四辆车上站着刘少奇。那时候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脸色灰暗，心事重重的样子。能见到毛主席，是我们所有学生最大的荣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北京回到西安不久，全国开始大串联。我们班十一个同学——五个男生六个女生，也组了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出去串联。路线定的是：西安——商县——丹凤——商南——西峡——淅川——丹江口——襄樊——武汉——长沙——韶山冲。计划走两个月，一千多公里。

那时候真叫一个革命化。走到淅川，参加当地农村劳动；到丹江口，在水库工地干活。我们打着红旗，每天步行六十多里。沿途每隔二十里就有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倒也不愁。在丹江口工地，魏秀兰脚被钉子扎了，走不了路。我们让卢海慧陪她先坐车到武汉等。剩下的九个人连夜赶了一百五十里路到襄樊，又接着往武汉赶，终于在元旦前在武汉华东师大跟她们两个会合了。

休整了几天，我们又上路。元月中旬走到长沙，那天韩经信、苏效林、卢海慧、安粉玲四个人迟到了，跟大伙闹了点别扭，赌气走了。剩下我们九个人去了韶山冲，参观完毛主席故居，领了纪念章，当天就返回长沙，赶在春节前坐火车回了西安。

一九七七年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先后去兴平化工厂、宝鸡氮肥厂实习。可好景不长，两派斗争又升级了，西安闹起了武斗，伤了不少人。那阵子我躲着不掺和，参加了学校射击队，用小口径步枪练射击；又进了军乐队，吹中音号“巴里东”。我本来不懂音乐，不识谱，硬是练成了主力队员。

一九六八年，全国两派搞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学校排练大型舞剧《井冈山》，军乐队忙得很，到处去演出，关中大地跑了个遍，挺受欢迎。我算是成了逍遥派，两派的斗争一概不参与，后来看，这倒给我留了好处。

一九六九年，学校响应战备疏散，动力系、水利系、机械系的师生去了黄龙县，只留下纺织系和化工系。我们去三原农村劳动了三个月，回来后工宣队就进了学校，工人师傅管我们。驻我们班的是西北国棉二厂的姚师傅，小伙子年轻，对我挺好。化工系成立了革委会，肖和园老师当主任，我当了班级文革组长，其实就是学生班长。那一年，我还交了入党申请书，被列为积极分子培养。

也是这一年，我和卢海慧同学恋爱了。之前也有人对我表示过好意，我都拒绝了，觉得海慧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五月一号，我们领了结婚证，回学校给大家发了些水果糖，就算结了婚。几十年了，我们一直好好的，孩子们都成家了，日子过得挺美满。

我们大学本来是五年制，因为“文革”推迟了一年毕业分配，到一九七〇年七月才离开学校。前后算下来，在大学待了整整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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