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骥
清明的风，吹开了尘封四十年的记忆。远去的父亲，依稀从时光深处向我走来。岁月匆匆，父亲的身影早已融入山川河流，可他留给我的父爱，却铭刻在心，从未消散。
七岁那年的春天，是我记忆里最惶恐无助的时刻。我连日高烧，浑身起满水泡，被医生怀疑为麻疹。害怕传染，母亲带着兄弟隔离躲避，我独自蜷缩在床上，昏睡了一天一夜。傍晚，我醒过来，第一眼见到的是父亲。他摸了摸我的额头，又看看我的舌头，俯身背起我朝医院走去。我趴在父亲的背上，闻着他身上散发的汗烟味，那是父亲身上独有的气味，至今我仍然清晰地刻在记忆深处。一场虚惊，医生确诊并非麻疹，我一阵欢喜，顿时感到饥肠辘辘，想要吃东西。父亲笑着说：“想吃东西，就是病好了！”他带我去下馆子。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下肚，一股暖意顺着肠胃流遍全身，让我感受到父亲用肩膀撑起的安稳。
儿时家境贫困。父亲不多的薪水要养活五个孩子，生活的重担压在他一人肩头。为了生活，母亲常去渔网厂补网挣钱补贴家用。1970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去往乡下安家。从此，我与父亲的相聚变得格外稀少。父亲的身影，只能在漫长的等待和期盼中偶然出现。
1972年国庆节前的那个午后，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我坐在房前槐树下，望着远方发呆，忽然看见河岸路上，走来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随着那身影渐行渐近，我一眼认出：“那是爸爸！”他挑着两条齐人高的大鱼，步履匆匆往家赶。我飞一样迎上去，接过父亲的鱼担，连拖带拉往家走。两条鱼，承载着父亲对家人的挂念，那是童年记忆里最甜美的滋味。
父亲工作几经调动，唯有春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时候。家乡有“抢春”的习俗，每到除夕，父母总是天不亮就起身忙碌年饭。屋外寒风凛冽，屋内炭火通红，烟火气里满是年的温暖和味道。年饭桌上，父亲总会端起酒杯，给母亲敬酒：“老刘，你辛苦了！感谢你为我养了五个孩子。”母亲则回敬道：“你一人在外，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简单的话语，是夫妻间的心疼与体谅。随后，我们弟兄也会依次向父母敬酒。过年团聚的时光虽然短暂，却盛满了温情，是我心中最幸福的回忆。
1979年，我考上中专，父亲专程送我到洪山汽车站。他特意去供销社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叮嘱我在外要学会自立。班车启动了，父亲站在原地望着我，不停挥手。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想到与父亲总是聚少离多：儿时是父亲离家奔波，如今是我远走求学。父亲那凝望的眼神，藏着深深的牵挂与不舍。
1985年，为了让四弟顶职，父亲选择提前退休。那年过年，我和四弟都带着单位分的年货回家。看着孩子们各有工作，家里堆满了鸡鸭鱼肉，渐渐殷实起来，父亲一脸欣慰。他系上围裙，与母亲配合着在家里开起了油锅。炸出的油条、麻叶、花生、圆子，堆满了几大箩筐。忙碌了一天，晚饭桌上他端起了酒杯，笑着说：“这个年过得实在。往后我的下酒菜不光是蚕豆，还可以加上腊肉香肠了！”
198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与同学去武当山游玩。听闻景区出了翻车事故，远在家中的父亲心急如焚。他接连打电话询问，竟然独自坐车赶到学校，直到亲眼看见我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可父亲的担忧，从来都掩藏在沉默的行动里，深沉又厚重。记得那天晚上寄宿在同学宿舍，我给他买了猪头肉，花生米，又拌了黄瓜，开了一瓶白酒。看他吃得有滋味，我去买了个西瓜，还叫来女朋友跟他见了一面。那晚父亲很高兴，主动提出去散步，我陪他饶有兴致地逛了江城夜景。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单独与父亲吃过的唯一一次晚餐。谁料想，这唯一的晚餐，竟成了父子最后的诀别。就在那年冬天，父亲遭遇车祸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儿女长大成人，日子刚刚好转，他却没能享受一天清福。父亲匆匆离去，成为全家心底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四十年光阴流转，我曾与父亲在梦中有过一次相见。梦里他坐在床头，我痛哭着问他：“爸爸，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找得好苦啊！”父亲平静地说：“我去山那边种麦子了。”转瞬便消失不见了。梦醒了，我还在抽泣，泪水打湿了枕巾。能在梦中与父亲相见，一连许多天，我心里都充满着轻松与慰藉。
父亲一生平凡，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他没有太多的言语，却用一生践行着父亲与丈夫的责任；他一生清贫，从未享受过荣华富贵，却把所有的温暖留给了家人。远去的父亲，从未真正离开，他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每一个思念的瞬间。
芳草萋萋，四十轮回；清明又至，亲人何归。呜呼！愿清风托梦，再与父亲相见：让我再闻一次他身上的汗烟气味，让我再喊一声“爸爸”——向他诉说这四十年未曾说尽的思念！丙午年清明 马骥叩首。
作者简介 ：马骥，男，汉族，高级会计师；《财经制度通论》主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获第一届、第二届“春光杯”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老年大学声乐一系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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