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兰大的突围

                  杂文/李含辛

     当兰州大学的校车载着最后一批本科生驶出城关校区的梧桐大道，驶向47公里外的榆中荒山时，这所百年老校的命运便与一片“荒岛”紧紧绑定。

    有人说，榆中校区的崛起是兰大突围的破局之棋，可在许多老兰大人眼里，那车辙碾碎的，是属于百年名校的最后一缕烟火气。

     城关校区的烟火，是盘旋路校区门口的牛肉面馆里，清晨六点就蒸腾的热气，是教授们夹着讲义在梧桐树下与学生争论学术的身影，是傍晚时分图书馆前草坪上，抱着吉他弹唱的少年和他身边散落的诗集。那里的一砖一瓦都浸着岁月的温度：旧实验室里的试管架，可能见证过中科院院士的第一份实验报告；老教学楼的木质讲台，或许还留着季羡林先生讲课时的余温。可如今，这些都成了封存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榆中校区里现代化却冰冷的教学楼，是窗外连绵不绝的荒山，是学生进城时挤得满满当当、沾满沙尘的长途公交。

    初到榆中校区的新生，多半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崭新的图书馆、气派的体育馆，还有西部最顶尖的实验室集群，硬件设施的升级让人目不暇接。可新鲜感褪去，荒岛的荒凉便如潮水般涌来。校门外是原始的村镇，最近的商业区要步行数公里；想参加一场市区的学术讲座，得提前两小时出发，赶在末班车停运前匆匆返回；就连吃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都要在食堂的窗口前，对着寡淡的汤面怀念城关校区门口的老味道。有学生调侃，榆中校区是“学习的天堂，生活的荒岛”，在这里，青春被简化成了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循环，那些本该属于大学的烟火气，被荒山的风沙吹得一干二净。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搬迁的阵痛更是切肤之痛。当研究生们被集体迁往榆中，城关校区里的实验设备、学术资源便成了遥不可及的“远方”。老师和学生的沟通，从办公室里的促膝长谈，变成了隔着屏幕的线上会议；原本随手就能取用的实验器材，如今要在两校区间来回奔波，耗时费力。有人算了一笔账，光是往返城关与榆中的通勤时间，一年就能耗掉近百个工作日。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精密的科研仪器，在搬迁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有些甚至需要重新调试校准，科研进度被硬生生拖慢。一位老教授无奈地说，兰大的科研命脉，本就扎根在城关校区的实验室里，如今把学生迁到榆中，就像把树苗从沃土拔起，栽进了荒坡。

     可兰大真的有选择吗？世纪之交的扩招潮如洪流般袭来，城关校区的空间早已捉襟见肘：教学楼里的自习室一座难求，实验室的设备挤得转不开身，就连学生宿舍都要六人挤一间。不搬迁，兰大就只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眼睁睁看着其他高校在扩招的浪潮中越跑越快；搬迁，就意味着要割舍百年积累的烟火气，在荒山上白手起家。

     校领导们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最终还是选择了突围。他们赌的是榆中校区的未来——这里是兰州“东扩”的核心区域，是规划中的科教城，假以时日，荒山或许能变成繁华的大学城。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闷棍：规划中的配套设施迟迟未落地，校门外依旧是尘土飞扬的土路，学生们的生活依旧被困在荒岛之上。

     有人说，兰大的搬迁是“退守中的进击”，是为了更辽阔的未来。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进击代价太过沉重。一所大学的灵魂，从来都不是现代化的教学楼和实验室，而是那些流淌在校园里的烟火气：是师生间的朝夕相处，是学术思想的自由碰撞，是校园里随处可见的人文温度。当这些都被搬迁的车轮碾碎，兰大还是那个兰大吗？

     如今，当我们驱车穿越连绵的荒山，看到夏官营镇里突兀矗立的现代化校园，心中五味杂陈。

    榆中校区的实验室里，依旧有科研人员在挑灯夜战；教学楼的教室里，依旧有学生在埋头苦读。可那些属于百年老校的烟火气，却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不知飘向了何方。

     或许，兰大的突围之路，注定要在荒岛与烟火的拉扯中艰难前行；或许，当荒山终有一天长出繁华，那些丢失的烟火气，能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可在那之前，兰大还要在搬迁的阵痛中，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