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小权刁难的表象与病灶
作者：杨东
我们常将基层的“小权刁难”简单归咎于办事人员的个人品德——觉得是他们心性刻薄、爱耍威风，或是缺乏同理心，才会故意让民众多跑几趟、多受几分气。就像去派出所办落户时，户籍警明知办事须知贴在常人难及的高处，却不肯多一句口头指引，任人往返奔波；去行政窗口办居住证时，工作人员明明能一次性列清材料，却偏要分三四次逐次索要，看着办事人焦急失措。
这些行为落在表面，确实像极了个人素养的缺失，仿佛换个“心肠好”的人来坐这个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倘若拨开“个人品德”的表象，深入权力运行的肌理便会发现，这类刁难本质上是制度病灶的外露，是权力缺乏约束、机制存在漏洞时的必然结果。
基层岗位的权力边界本就模糊，“材料是否齐全”“整改是否达标”往往没有量化的硬标准，全凭工作人员主观判断——比如市场监管人员检查小商户卫生，到底“细节不达标”是差在哪一处、整改到什么程度算合格，没有明确细则，便给了“想刁难就挑错，想放行就闭眼”的操作空间。
再看监督机制，民众若想投诉刁难行为，要么得反复跑多个部门提交材料，要么遭遇“踢皮球”式推诿，维权成本远高于“忍气吞声”；而内部监督多是“自上而下”的松散检查，上级难以及时察觉一线人员的小动作，甚至部分单位还存在“护短”心态，对轻微的权力滥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关键的是，考核与激励机制的导向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病灶。
很多基层单位的考核只盯着“办件量”“整改数”这类硬性指标，却不将“民众满意度”“一次性办结率”纳入核心评价——比如有的行政窗口以“办件总数”论业绩，工作人员便不在乎办事人是否多跑，只要自己的数字达标就行；有的执法岗位以“整改次数”为考核标准，便有人刻意给小商户挑错，只为完成指标。
反观正向激励，“好好办事”没有额外奖励，“不刁难”只是“本分”，而“刁难”也几乎没有代价，最多是口头批评，这种“尽责无收益、刁难无成本”的逆向机制，早已为“小权滥用”埋下了伏笔。
如此看来，那些基层人员的刁难行为，更像是权力运行机制出现漏洞后，被催生的“病症表现”。
个人品德或许是影响行为的“微小变量”，但权力边界模糊、监督缺位、考核错位的制度环境，才是滋养“小权刁难”的“温床”。
若只盯着个人品德批判，却不修补制度漏洞，即便换了一批人，“小权刁难” 的问题仍会反复出现。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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