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1914-1989）

王瑶，1914年生于山西平遥。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三届会长，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北大中文四老（王瑶、吴组缃、林庚、季镇淮）之一。早年曾主编《清华周刊》，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少有人超越，著有《中古文学史论》等；建国以后，他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奠基著作，有学者认为这本书至今未被超越。1989年，王瑶于上海辞世。著名弟子有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

1934年，王瑶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1938.3 - 1946.5）清华研究院第12届研究生，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

朱自清

1946年1月西南联大结束前夕，王瑶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1月29日，时任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提及定于2月15日举行初试，初试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4月4日，导师朱自清给校长及教务长公函，商定“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事，时间定于本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在办事处，“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杨振声、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yù]、陈梦家11位；至于另外聘请的考试委员汤用彤是哲学系主任，彭仲铎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冯友兰（芝生）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吴晗是历史系教授。当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差，研究生毕业应该是“因陋就简”；但没想到，论文答辩场面竟是如此“郑重其事”， 答辩阵容竟是如此的庞大、庄严、豪华。像这样全面的教育，怎能不培养一流的人材。而这位王瑶先生，后来也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专于汉魏六朝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王瑶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日后经过改写，成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文学评论家季镇淮生前更记得，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华新西院，已写完研究生论文《魏晋文化思想与文人生活》的王瑶意气风发地向他宣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

（一）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当我们目送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追忆他们的渊博学养、卓越贡献的同时，我们更怀念大师们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人格品行。今天，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抑或能在我们内心引起几分感慨、几分愧疚和几分思考。  

——编者

1.王瑶是谁？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chuò]，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2.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就是说，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3.王瑶对我的最后教导

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表现是最后的辉煌，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都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

但同样让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突然变得非常之苍老，而且流露出内心深处最柔和的一面。王瑶的外表是很严峻的，从不轻易在学生面前流露出内心最软弱的一面，他曾经很明确地和我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个距离。他不仅对学生有界限，对他人也有界限，他这一代人经过的人世沧桑太多，所以他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这也是鲁迅的特点。殷夫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时候，就觉得鲁迅有点冷。王瑶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有点冷，有点距离，他把自己内心柔弱的方面深藏起来了。但他在晚年最后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经常落泪。

我还记得他最后一次的讲话。在苏州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他有个讲话，也算是给我们留下的遗言吧。王瑶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这些话说完没多久，王瑶就真的走了。一直到今天，国际国内发生各种大事的时候，我总要想，如果先生在，他会怎样反应。有他在，遇到这些事，就有一个人可以问，而且他总能用特有的智慧和方式来点醒你。王瑶刚去世时，我说过：“一棵大树倒了，以前我们可以在大树的保护之下做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得靠我们自己了。”实际也是如此，王瑶去世后，我们都是各走各的路，做到了先生嘱咐和期待的：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也自己负责。

摘自丁东主编：《先生之风：二十七位已辞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影》，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

（二）北大教授陈平原：读博三年，我的任务主要是陪导师聊天

陈平原，男，1954年1月生。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90年起）、教授（1992年起），其中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等。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韩文译本1994年）、《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俄文译本2015年，英文译本2016）、《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译本2011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2016年）等。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年）；获全国高校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年、1998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2010年，2012年）、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第一、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年，2006年）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学术著作奖（2016年）、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等。

陈平原

说起来,我之“读博”,纯属因缘凑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学业,希望到北京工作。由于王瑶先生的大力推荐,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可到了学校这一关,被卡下来,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让他考博?于是,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此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诸多名教授虽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或因本人谦虚(“我都不是博士,让我怎么带博士生”),或因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弟子,一直悬着。

那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京大学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普遍养成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这一局面的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举个例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生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1.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士期间,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术对话,还有就是访问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1989年岁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写《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1期),其中有一段话广为传诵: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象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扳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

制度不太严格,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励,也难得惩罚。如此缺少竞争,是否会降低学术水准?我看不一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自由自在的读书状态,更接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读书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优游从容。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课程太多,不适合于从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来,对于读书人来说,“闲暇”十分重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

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起码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在讲求规则、严格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读书”辩护,或许不无必要。即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念叨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

2.

王瑶先生指导博士生,有几点明显与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来讨论。

第一,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理由是:不垒高坝,提不高水位;随处发泄,做不成大学问。这还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时可能揣摩风气,投其所好;或者发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第二,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只负责首肯或否定你的选题。理由是:所有好的学术选题,都内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别人取代不了。更何况,对于学者来说,此举生死攸关,正是研究生教学的重点。

第三,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理由是:学位论文必须凸显作者的眼光、训练与表达能力,不能弄成臃肿芜杂的史料长编。你可以有很多附录,但正文部分必须干净利落、严谨简洁。王先生的这一“戒律”,日后有所松动,但基本思路没变,即学位论文并非“以长为美”。之所以“松动”,是因为具体实施时出现了问题:遵照王先生的思路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那时北京大学经费紧张,学生在论文答辩时往往只提供部分章节),我将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下编”,改题为《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答辩会上,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有些提问的问题,我在论文“上编”其实已做了相当充分的论述。

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给学生出题这一招,在我看来,实含至理。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3.

博士刚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相混淆。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Ph.D.或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人(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

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若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京大学格外感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