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辉成
1986年7月4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上午，我最后一次走出生活了三年的教室，在肥城师范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和同学们挥手告别。岁月更替，光阴流转，如今已是四十年光阴匆匆而过。现在，这里早已成为现代化的龙山中学，当年的校园早已今非昔比。唯有走进校门，右手边墙上那块刻着“山东省肥城师范学校（1958—2002）”的校牌，仍在提醒着每一个进出的人，这里曾有过的辉煌。
四十年风风雨雨，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也见证着此间的人世沧桑。
肥城，素有“中国桃都”之美誉。肥桃以硕大饱满、果肉绵甜、果香醇厚，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每年三四月间，大片桃园里千树万树桃花盛开，粉若霞帔，白似霜雪，蜂飞蝶舞，漫步其间，移步换景皆是清欢；沁人心脾的芬芳萦绕肥城街巷，也牵动着我四十年未曾褪色的眷恋。一踏进这片熟悉的土地，四十年青春往事便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1983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还是个青涩懵懂的少年。中考填报的“师范”志愿，就此将我的一生与教育事业紧紧相连。那时的校园还没有正式大门，一栋教学楼、几排砖瓦房，孤零零立在空旷的田野上，便成了我们三年的“家”。
报到那天，我们在老城下了车，学校安排来接站的是一辆半新的卡车。车子一路颠簸，穿过康王河，把风尘仆仆的我们从老城汽车站拉到了校园。新生报到后，我们到教学楼西边的瓦房里置办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便跟着指引去往分配的宿舍。
教学楼东北角，是两排长长的红瓦房。八个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四张上下铺木板床，铺着帆布棉褥，再垫上从家里带来的粗布褥子，一个新家就此安顿。现在想来，那些日子里，我们心中都藏着一股说不清的劲头，大抵就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教学楼北面的餐厅，从外面看就是一座灰色平顶大礼堂。推门而入，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地，连一套桌凳都没有。开饭铃声一响，我们便七八个人凑成一圈，蹲在地上以地为桌，捧着饭碗狼吞虎咽。碗里的菜多是萝卜、白菜、粉条、豆腐，偶尔能吃上一顿肉解馋，便如同过节一般欢喜。
若是遇上雨天，鞋底带进来泥水，整个餐厅湿漉漉一片，我们就踮着脚尖，寻一块稍干的地方将就着吃完。到了冬天，餐厅里寒气逼人，我们便把吃饭的地方挪到生着煤炉的教室里。值日生抬着滚烫的粥桶，在狭窄过道里小心翼翼地挪动，生怕粥水洒出，可偶尔还是会不慎泼溅，落在地上或是同学裤脚，教室里便立刻响起一阵惊叫与哄笑。那份狼狈里，藏着彼此依靠、相互取暖的温暖，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夏天尚可，一到冬天，洗澡便成了最大难题。那时办学条件简陋，学校根本没有澡堂，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于是常常结伴跑到学校东南方向的橡胶厂，翻过高高的砖墙，溜进职工澡堂洗澡。每次翻墙时，我们都忐忑不安、提心吊胆，生怕被人发现。
其实，我们这点小秘密早已被厂里人知晓，只是出于同情，大家都装作没看见。每次洗完澡，我们便不再翻墙，大摇大摆从大门走出，值班工人也熟视无睹，任由我们离去。后来，或许是厂里领导怜惜我们这些穷学生，不知何时竟在墙上开了一个豁口，就连女生也能方便地进去洗澡了。
不花一分钱，在热乎乎的澡堂里洗去一身疲惫，浑身轻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或许只有从物资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真切体会。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把那些清苦的日子烘得暖融融的，连身上的粗布衣裳，仿佛都变得柔软起来。
除了日常上课、运动与自习，我们的周末生活也十分丰富。晚上，我们会结伴去学校北边相邻的教师进修学校蹭电视看，那时正热播《霍元甲》《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每当“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熟悉旋律响起，我们在院子里便热血沸腾，全然沉浸在剧情之中，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每到周末，我们还会约上同学上街，最常去的便是新华书店，一进去便舍不得离开，捧着喜爱的书在书架旁一字一句细读，有时一站就是一下午。用为数不多的零花钱买一本《读者文摘》，小心翼翼揣进怀里，那份满足感，至今记忆犹新。
偶尔也会走进电影院，看刚上映的新片，《望乡》《木棉袈裟》都是那时看的。有时也会去邮电局，给家里寄一封信，说说学校的学习生活，问问家中近况，看着信封投入邮筒的那一刻，心中满是牵挂与期盼。
我们虽是中等师范普师专业，除了学习中专通识课程，以及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专业课外，学校还开设了各类课外兴趣小组。我当时格外喜爱生物，便报名参加了生物课胡老师指导的兴趣小组。
胡老师为人朴实无华，衣着朴素、面容憨厚，看上去就像一位地道的老农。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当时大学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洋里洋气外语系，土里土气生物系。”当然，这只是句玩笑话，丝毫掩盖不了我们对生物学习的热忱。
我们曾一起去棉纺厂运回棉籽壳，当作制作培养基的原料培育蘑菇。因没有专门培育场地，便把学生宿舍楼一楼一间闲置的卫生间利用起来。亲手培育出的蘑菇，最后都送到学校食堂，为同学们改善了伙食。
除此之外，我们还跟着胡老师，利用学校仅有的几个孵化箱，在生物实验室尝试孵化小鸡。在老师指导下，我们用手电筒逐个照蛋，挑出未受精的鸡蛋。也是那时我才知道，小鸡出壳需要整整二十一天。只是时隔四十年，最终是否养成，我已记不太清了。
每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起床晨读。全班同学齐声朗读课文，声音洪亮传遍整个校园，连远处的田野都能听见。在教育教学法课堂上，老师会通过黑白电视播放著名特级教师的讲课录像。也是从这些录像里，我第一次被于漪老师精湛的教学艺术深深折服。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如清泉般缓缓流入心底。看着她授课的模样，我心中仿佛被点亮一盏明灯——那并非花哨的表演，而是发自心底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赤诚。
课后，我们模仿特级教师的样子试讲。有的同学站在讲台上，紧张得声音发颤、言语结巴，台下的我们便静静聆听，待其讲完，再诚恳指出不足，帮忙改正。那份互相学习、彼此鼓励的模样，如今回想起来，心中依旧温暖。特级教师们遥远的指引，如星辰般照亮了我此后三十余年的语文教学生涯。
今日，再次踏入生活三年的校园，心中感慨万千。我们的同学来自平阴、肥城两县，毕业后分配至不同学校，如今大多已临近退休。我们的语文老师李纪仲、数学老师田德华等，也已离世多年。
当年我们周末爱睡懒觉，李老师常到宿舍楼挨个敲门叫我们起床。等我们匆匆起身，食堂早已过了开饭时间。班里同学几乎都去过李老师家，师母担心我们挨饿，每到周末总会多做些早饭。如今，那样温暖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
李老师上课时提问，总爱省去我们的姓氏，直接喊名字，听来亲切如家人呼唤。想到这里，我的眼眶不觉湿润。敬爱的李老师，我再也听不到您在课堂上唤一声“辉成，你来说说”了。
我们的青春，还与一场遥远的战争紧紧相连。那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尚未结束。晚自习时，班长有时会大声朗读前线战士的回信。那些信，是战士们在战斗间隙，于猫耳洞中写就，大多写在罐头盒标签背面。每一个字，都带着南疆热土的温度，饱含战士们的赤诚。
教室里鸦雀无声，唯有班长的朗读声回荡其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真切懂得，“牺牲”“忠诚”“祖国”这些词语，并非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有重量、有温度，沉甸甸压在心头。
战争胜利时，学校组织我们走上街头，欢迎凯旋的战士。从校门口到肥城邮电局，整条南北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看着战士们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走过，看着罩着伪装网的军车、威武的大炮缓缓驶过，我第一次对“最可爱的人”这五个字，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后来，学校请来战场归来的英雄，在简陋的餐厅礼堂作报告。英雄拿出录音机按下播放键，震耳欲聋的枪声、爆炸声瞬间传来，直抵心底。没有画面，可那些声响，已足以让我们仿佛置身战场。就在那一刻，我们明白：读书不只为自己谋前程，更肩负着一份责任——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安康。
还有一年，学校组织我们上街欢迎一位坐着轮椅环游世界的加拿大人。如今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可他坐在轮椅上，克服千难万险走遍世界的模样，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这些经历，都成为青春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懂得：再清苦的日子，也要认真做事；国家需要时，要勇敢挺身而出；遭遇困境时，绝不低头、绝不放弃。
青春里，也少不了青涩又甜蜜的小片段，如今回想依旧美好。那时的操场就在教学楼前，是未硬化的土地，坑坑洼洼，只有两个孤零零的篮球架立在那里。校园东墙外便是农田，一直绵延至东山脚下。晚饭后，偶尔有男女生并肩散步闲谈，夕阳将身影拉得很长很长，风里满是纯粹动人的美好。
1985年国庆节深夜，一场地震突然来袭。那晚我们刚看完露天电影，疲惫不堪，睡得格外沉。急促的敲门声与呼喊声将我们惊醒，迷迷糊糊爬下楼，才发现整栋宿舍楼只剩我们宿舍还未撤离。楼前空地上，不少学生只穿着单薄内衣，在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
待地震局传来消息，称地震已过、无余震，大家才惊魂未定地返回楼上。或许是先上楼的同学心有余悸，不知谁在漆黑楼道里将两个脸盆一正一反摞在一起。后上楼的同学不慎踢翻脸盆，“哐啷”一声在寂静夜里格外刺耳，吓得刚回宿舍的同学们又尖叫着冲下楼，乱作一团。那番景象，至今难忘。
次日清晨下楼早自习，只见二楼拐角孤零零丢着一只鞋，也不知是昨夜谁慌乱中跑丢的。那个惊险又好笑的夜晚，成了我们一生难忘的回忆。
大约师范二年级下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去北边不远处的实验小学见习。我们被分到不同班级，坐在小学老师课堂后听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听一年级语文课，年轻老师教拼音“o”，课本插图画着一群小鸡啄食。老师启发学生看图说话，笑着问：“小朋友，谁知道画上画的是什么呀？”
话音刚落，一个小男孩立刻举手，站起来脱口而出：“老师，画上有一群小鸡，公鸡和母鸡在谈恋爱。”
话音落下，全班哄堂大笑，坐在后排听课的我们也忍俊不禁。要知道，那是八十年代，四十年前的孩童竟有这样的想法，几乎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没想到连小孩子也在与时俱进。下课后听其他老师说，上课的语文老师是这个小男孩的母亲。
我们的见习为期一个月，每周仅去一天。那时的实验小学办学理念已十分全面，开设了兴趣小组活动，也就是如今的社团与校本课程。我当时选择了盆景制作，起初一窍不通，好在学校图书室藏书丰富。为更好地指导学生，我还专门借阅过清代园艺学家陈淏子编纂的园艺专著《花镜》。
第三年春天，我们前往边院镇一所小学实习。出发那天，我们背着简单行李，乘坐学校租来的大客车，一路颠簸抵达实习学校。我负责教授三年级数学和一年级体育。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站在讲台，面对几十双清澈纯真的眼睛，我紧张得手心冒汗，连粉笔都被浸湿，说话也磕磕绊绊。
上体育课时，我带着孩子们在尘土飞扬的空地上跑步，喊着“一二一”的口号，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满头大汗的模样，心中满是欢喜。
印象最深的，是一同实习的同学，在学生放学后一起揉面、擀皮、包饺子。有人把面团擀得歪歪扭扭，有人包的饺子露了馅，下锅煮后尽数散开，我们一边笑闹，一边争论谁包的饺子最丑。厨房里蒸汽氤氲，模糊了年轻的脸庞，也飘出浓浓烟火气——那是同学间最质朴、最真挚的情谊，一生难忘。
三年师范生活，虽过得清苦，却每一天都充实饱满。时光虽短，却成为我一生刻骨铭心的回忆。我们如缺水的小树，在简陋的校园里拼命汲取养分，慢慢成长。点亮我们希望的名师、前线保家卫国的战士、身残志坚的旅行者，还有同学间的深厚情谊，都让我们明晰，今后要做怎样的人，要当一名怎样的教师。
走在如今的龙山中学校园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的农田，已变成标准塑胶跑道与绿茵足球场；当年唯一的教学楼，如今仍是学子课堂。引领我参观的同学，早已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当年在此听课求学，如今在此教书育人，身份转变，初心未改。
当年简陋的校园，如今栋栋新楼林立。墙壁上“集龙山大成，育时代新人”的标语，彰显着学校的办学目标；校园楼宇与道路命名，处处透着育人匠心：大智楼、大慧楼、大行楼、大任楼，大成路、大爱路、大德路。
听老同学介绍，如今这里已有一百多个教学班、五千余名学生，书声琅琅，朝气勃发。这样的规模与景象，是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全校最多也仅有十个班级。
在老同学陪同下，我缓步走上教学楼二楼，试着找寻当年的教室。如今的走廊干净明亮，贴着孩子们的手抄报与优秀作文，五彩斑斓，与当年斑驳脱皮的水泥墙，恍若两个世界。教室里的数字化教学设备，远比我们当年先进得多。
二楼西面第二间，正是我们当年的教室，此刻恰好空着。我走进去，凭着记忆找到当年的座位，心中百感交集。我坐下，请老同学在这个“老位置”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我，头发已花白，脸上布满皱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青涩少年。可我眼中对母校的眷恋，对三尺讲台的赤诚，或许与四十年前那个初秋清晨一模一样，从未改变。
离开时，我再次回望母校，心中满是不舍。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少年走到白头，母校从朴素变得气派。肥城师范，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家园；龙山中学接过教育的接力棒，模样虽变，教书育人的宗旨始终未改。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嘱托，早已刻入我们心底，代代相传。愿龙山中学蒸蒸日上，培育更多栋梁之才；愿校园少年不负韶华，逐梦前行；愿我们这些老师范生，坚守初心，不负当年青春梦想。
作者简介：王辉成，中共党员，平阴县第四中学高级教师，平阴县档案馆荣誉馆员，山东省优秀语文教师，山东省传统文化骨干教师，中国散文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晚报情报员，“齐鲁壹点”个人号主理人，微信公众号、都市头条“玫城文学”主编。文章散见于《语言文字报》《山东教育报》《山东教育》《时代文学》《中华文学》《三角洲》《速读》《青年文学家》《精短小说》《广东文学》《今古传奇·文艺天地》《海淀文艺》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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