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地方出皇帝也出作家

王侠

站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你会明白什么叫"厚重"。

这不是形容词，是实打实的地质事实——八十米厚的黄土层，是风吹来的历史，是时间堆积的档案。陕西这块地方，北有黄土高原的苍茫，南有秦巴山水的灵秀，中间一条渭河如带，串起了八百里秦川的膏腴。这种地理的戏剧性，仿佛天意：北地刚烈，养成帝王横扫六合的霸气；南国温婉，孕育诗人低回婉转的情肠。一地兼而有之，于是陕西人既能金戈铁马定乾坤，也能妙笔生花写春秋。

说陕西出皇帝，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周秦汉唐，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七十二位帝王陵寝星罗棋布。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汉武帝在这里开疆拓土，唐太宗在这里缔造贞观之治。这些帝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信邪。秦始皇敢修万里长城，汉武帝敢派张骞凿空西域，武则天敢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称帝。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魄，是秦人的骨血。

但奇怪的是，同一块土地上，也走出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群体。杜甫在长安困顿十年，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蓝田辋川，吟出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隐居终南山，留下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更不必说，整个《诗经》的风雅颂，大半采集于渭水流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河，就是黄河；这洲，就在陕西。西安西郊，亦有一片区域景点，名曰：诗经里。非常有诗情画意。

帝王与诗人，看似两极，实则同源。他们都是"大写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一个用权力，一个用笔墨；一个向外征服，一个向内挖掘。而陕西这片土地，恰好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要理解陕西的文人传统，得先看它的"土"。

这个"土"，不是贬义的土气，而是土地的土、根脉的土。陕西是农耕文明的原乡，后稷教民稼穑于邰，周公制礼作乐于丰镐。几千年的稼穑生涯，让陕西人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敬畏天道，尊重秩序，同时又憋着一股要改变命运的倔劲。

这种世界观投射到文学上，就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审美。陕西作家很少写杯水风波的小情小调，他们写的是《白鹿原》式的家族史诗，是《平凡的世界》里的时代变迁，是《创业史》中的农村变革。陈忠实写《白鹿原》，开篇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种开头，有《史记》的笔法，有说书人的腔调，更有黄土地上的生死歌哭。

贾平凹是另一个典型。他的商州系列，写尽了秦岭山地的神秘与苍凉。贾平凹的文字，有一种"土腥味"——不是脏，是原生的、未经驯化的生命力。他写人，写人的欲望与挣扎，写人在命运面前的卑微与尊严。这种写法，与柳青的《创业史》一脉相承，又与杜甫的"三吏三别"遥相呼应。他们都是土地的记录者，都是民间的代言人。

但陕西文人又不只是"土"。他们的"土"里，藏着最先锋的现代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的农村，但孙少平的精神困境，与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并无不同。这种对普遍性人类处境的关注，让陕西文学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

陕西的诗人，尤其值得单独一说。

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一北一南，一阳一阴。《诗经》的源头在陕西，它的精神气质，就是陕西人的精神气质：质朴、刚健、重礼义、尚节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实用主义的诗学观，正是周秦文化的产物。

到了唐代，长安成为世界之都，诗人云集，群星璀璨。但有趣的是，这些诗人到了长安，往往要经历一个"长安困境"：他们渴望进入权力中心，又在这个中心里感到窒息。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长安给了他们梦想，也给了他们幻灭。这种张力，催生了最伟大的诗篇。

陕西本土的诗人，如王维、韦应物，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选择离开，选择归隐，在终南山、在辋川，寻找精神的栖居地。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表面看是禅意，深层看是一种生存智慧：在权力的缝隙中，保全心灵的自由。这种"仕"与"隐"的辩证，构成了中国文人精神史的主轴，而它的地理原点，就在陕西。

当代的陕西诗人，如柯仲平、李若冰、雷抒雁，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诗，有黄土的色泽，有黄河的声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写张志新烈士，那种痛彻骨髓的悲怆，那种直面历史的勇气，正是杜甫"诗圣"精神的当代回响。

为什么陕西能同时孕育帝王与诗人？

答案或许藏在"关学"里。北宋张载在关中讲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立心、立命）与社会的政治责任（继绝学、开太平）统一起来，既强调内在的超越，又注重外在的事功。

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正是陕西人文精神的精髓。它解释了为什么陕西人既能当皇帝（外王），又能当诗人（内圣）——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个人格理想的两个面向。一个好的统治者，必须有诗人的敏感与悲悯；一个好的诗人，必须有帝王的气度与担当。

司马迁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身受腐刑，却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史记》里，他写帝王，也写刺客；写英雄，也写小人。他的笔，既有史家的冷峻，又有诗人的激情。这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是陕西精神的最高体现。

五

今天的陕西，帝王的时代早已远去，但诗人的传统还在延续。

陈忠实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枕着《白鹿原》，长眠于白鹿原。"这是一种诗意的归宿，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陕西的作家们，依然在书写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依然在追问那些古老的问题：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恒定？

贾平凹近年写的《山本》《暂坐》，依然在探索人性的幽暗与光亮。路遥虽然早逝，但他的《平凡的世界》每年仍有数百万册的销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这些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它们提供了什么成功的秘诀，而在于它们诚实地展现了生活的艰难，以及在艰难中不放弃希望的可能。

这就是陕西文学的根性：它不回避苦难，不粉饰太平，它相信土地的力量，相信人性的坚韧。这种信念，与《诗经》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脉相承，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遥相呼应。

走在西安的城墙上，抚摸那些斑驳的砖石，你会感到一种奇异的时空叠加。这里曾是李白的醉乡，是杜甫的伤心地，是白居易的谪居之所。一千多年过去了，城墙还在，诗还在，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还在。

陕西这块地方，出皇帝，是因为它有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魄力；出作家，是因为它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这两种气质，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它们共同构成了陕西的人文底蕴：既入世，又出世；既务实，又浪漫；既坚硬如黄土，又灵动如渭水。

王侠先生嘱我作文，论述陕西出作家诗人的根源。我想，根源就在这片土地的"厚"与"重"里。厚，所以能承载历史的沧桑；重，所以能孕育精神的深度。在这个轻飘飘的时代，陕西文学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写作，是贴着地面走的，是带着体温的，是与土地上的悲欢息息相通的。

这种写作，或许不够时髦，不够轻巧，但它有根。有根的写作，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秦地风流，千年未绝。帝王已矣，诗人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