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常常在想，一个人的命运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时代的洪流，还是个人的选择？是血脉里流淌的宿命，还是冥冥中那双看不见的手？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辈子，也没想明白。
但我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在于氏家族这条绵延百年的长河里，每一代人都有人站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族的重量。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或许没有名垂青史的荣耀，但他们的存在，像一座座沉默的灯塔，照亮了后人前行的路。
我的太爷爷于德水，是于氏家族在东北的第一代摆渡人。他从山东登州府漂洋过海，用一双粗糙的手，在黑土地上开垦出一个家族的根基。
我的亲爷爷于德林，是于氏家族的悲剧性人物。他在日本投降那年死于一场意外，留下孤儿寡母，却也留下了一个家族在苦难中重生的种子。
我的二爷爷于德福——我父亲的二伯，我亲爷爷于德林的二哥——是于氏家族的守护者。他无儿无女，却把全部的父爱给了我这个过继来的侄孙，让我在贫穷的年代里，活成了他心尖上的“眼珠子”。
我的父亲于长江，是于氏家族的开拓者。他从东北到西北，从警察到军人，从铁路到矿山，走过千山万水，最终回到故土，把根扎在了碾子沟的山脚下。他过继给了我的二爷爷和二奶奶，从此，二爷爷和二奶奶就是他的爹娘，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但按辈分，我仍称他们为二爷爷、二奶奶，这个称呼，是我们于家特有的温情。
而我，于长林，是这个家族故事的记录者。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摆渡人，但我愿意用这支笔，把那些快要被岁月掩埋的故事写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先人走过怎样的路，这个家族的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精神。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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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闯关东
一、登州府的抉择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山东登州府。
这一年，整个山东都不太平。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老百姓不懂什么海军、什么战舰，他们只知道——朝廷打输了，又要加税了。
登州府蓬莱县于家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靠着海边，地少人多，十年九旱。村里的人大半姓于，据老辈人说，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的，具体哪一辈来的，谁也说不清楚。
于德水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
他是于家的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于德江，二哥于德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于德海。兄弟四个，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靠着三亩薄田过活。那三亩地，种的是高粱和地瓜，好的年景能勉强糊口，遇上灾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于德水从小就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但心里有数。他六岁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八岁就能独自赶着牛犁地，十岁的时候，已经是村里数得着的好庄稼把式。村里人都说：“于家老三，是个能吃苦的。”
但光能吃苦有什么用？在那个年代，地里刨食的日子，就像在沙子里淘金，再怎么使劲，也淘不出多少来。
大哥于德江十六岁那年，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了烟台，在一家商号里当学徒。两年后，二哥于德河也去了烟台，在一家码头上扛麻袋。两个哥哥出去后，家里少了两张嘴吃饭，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德水留在家里，和弟弟于德海一起跟着父母种地，一年到头，腰累弯了，手上的茧子磨得像砂纸，可到了年根底下，还是一样穷。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关东大地开禁了。
清政府正式废除了延续两百多年的“封禁政策”，允许关内百姓出关垦荒。这个消息像一阵风，刮遍了整个山东。一时间，“闯关东”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村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的都是关东的事儿——
“听说关东的地黑得流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那边荒地有的是，随便开，开多少算多少，三年不纳粮！”
“有人去了两年就发了财，回来盖了大瓦房，娶了媳妇！”
这些传言，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添油加醋的，但不管真假，它们像一剂强心针，打在了无数穷苦人的心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拾行囊，告别妻儿老小，踏上那条生死未卜的北上之路。
于德水心动了。
他想去，但他不是那种冲动的人。他先是给在烟台的两个哥哥写了信，问他们的意见。大哥回信说：“你自己拿主意，我在烟台混得还行，你要是来了，我可以帮你找个活儿。”二哥回信更干脆：“去吧，与其在家里穷死，不如出去闯一闯，闯好了光宗耀祖，闯不好大不了回来，还能咋的？”
父亲于老贵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他把于德水叫到跟前，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从小就有主意，爹不拦你。但有一条——出去了，别忘了自己是于家的人，别忘了根在登州府。”
母亲孙氏哭了三天三夜，但她也知道，留不住这个儿子。家里就那三亩地，四个儿子，迟早要分家，与其守着这几亩薄田熬日子，不如出去闯一闯，说不定真能闯出个名堂来。
临走那天，孙氏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白面烙了两张饼，塞进儿子的包袱里。她还从柜子里翻出一块银元——那是她攒了十年的嫁妆钱，塞进于德水贴身的口袋里，千叮咛万嘱咐：“路上省着花，别饿着，别冻着，到了地方给家里捎个信。”
于德水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他没有哭，但喉咙里堵得厉害，像塞了一团棉花。他站起来，背起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那一年，于德水二十三岁。
二、海上的风浪
从登州府到关东，最便捷的路是海路——从蓬莱上船，横渡渤海湾，在大连或营口上岸。这条水路，闯关东的人走了几百年，也葬送了无数人的性命。
于德水到蓬莱码头的时候，正赶上一批闯关东的人聚集在那里等船。码头上乱哄哄的，到处是挑着担子、背着包袱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脸上都写着同样的表情——迷茫、恐惧、又带着一丝希望。
船是一条破旧的大渔船，船主姓赵，天津人，专门做这趟生意。赵船主站在船头，扯着嗓子喊：“上船了上船了！去大连的，一个人两块大洋！管吃管住，三天就到！”
两块大洋，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于德水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那枚银元，又摸了摸包袱里仅剩的几十个铜板，咬了咬牙，和几个同乡凑了凑，勉强凑够了船钱。
船开了。
于德水这辈子没坐过船，他不知道大海有多大的脾气。船刚离开蓬莱港的时候，海面还算平静，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身后的陆地越来越远，心里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他的根。他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
到了下午，风起来了。
渤海湾的风，来得突然，来得猛烈。天空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暗了下来，乌云像一床巨大的棉被，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海浪开始翻涌，一米、两米、三米，越掀越高，像一座座移动的山丘，朝着小船扑过来。
于德水被赶进了底舱。底舱里挤满了人，人挨着人，人贴着人，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味、脚臭味和呕吐物的酸腐气。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骂娘，有人在求菩萨保佑。船在浪里颠簸得厉害，左摇右晃，像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于德水晕船了，他趴在舱底，吐得昏天黑地，把早上吃的那点干粮全吐了出来，后来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嘴里又苦又涩，像是含了一把黄连。
那天夜里，风浪更大了。一个巨浪打过来，船身猛地倾斜，底舱里的人像滚地瓜一样滚成了一团。有人撞到了舱壁上，额头磕出了血；有人被压在了下面，杀猪似的嚎叫。黑暗中，于德水听到一个声音在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
船舱里顿时炸了锅。人们拼命往上挤，想冲到甲板上去。于德水被挤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觉得自己要死了，死在这黑咕隆咚的底舱里，死在冰冷的海水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从人堆里拽了出来。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孙，山东莱阳人，已经在关东待了十几年，这次是回山东探亲后返回东北的。孙老汉有经验，他知道船不会沉，只是风浪大而已。他把于德水拉到舱壁边上，让他靠着舱壁坐好，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酒葫芦，拧开盖子，递给他：“喝一口，压压惊。”
于德水接过酒葫芦，灌了一大口。火辣辣的烧刀子顺着喉咙淌下去，像一条火龙在胸腔里翻腾，他打了个哆嗦，吐出一口浊气，觉得好受了一些。
“小伙子，第一次坐船吧？”孙老汉问。
于德水点点头。
“不怕，”孙老汉拍拍他的肩膀，“这渤海湾就这样，三天两头刮大风。赵船主跑这条线十几年了，船虽破，人有数，死不了。”
孙老汉的话让于德水安心了不少。那一夜，他就靠着舱壁，和孙老汉背靠背坐着，迷迷糊糊地熬到了天亮。
天亮的时候，风浪停了。于德水爬出底舱，站在甲板上，看到了一生中最壮观的景象——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金红色的光芒铺满了整个海面，远处有几只海鸥在飞翔，发出清脆的叫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咸腥的海风灌进肺里，他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船在大连靠岸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傍晚了。于德水的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是被同船的人架下来的。他站在码头上，回头望了一眼大海，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坐船了。
但他没有回头路可走。
三、千里北上
大连不是于德水的目的地。他的目的地是吉林——他听人说，那边地多人少，荒地多，开出来就是自己的。
从大连到吉林，有上千里的路。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全靠两条腿走。于德水跟着一队闯关东的人，沿着官道一路北上。这支队伍有十几个人，大多是山东和直隶来的穷苦人，拖家带口，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走得慢吞吞的。于德水年轻，腿脚快，但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上不太平，有土匪，有野兽，一个人走太危险。
走了几天，队伍到了奉天（今沈阳）。奉天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城墙高耸，商铺林立，街上车水马龙，热闹得很。于德水在奉天待了两天，把身上的铜板花得差不多了，买了一双新鞋、几斤干粮，又继续上路。
出了奉天，路就不好走了。官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破，有些地方根本就是泥泞的土路，一脚踩下去，泥水没过脚脖子。秋天的东北，早晚已经凉了，白天还好，太阳一出来暖洋洋的，到了晚上，寒风一吹，冻得人直哆嗦。于德水只有一件单薄的夹袄，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裹在身上，还是冻得牙齿打颤。
走到铁岭的时候，队伍里有人病倒了。是一个年轻媳妇，姓李，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丈夫去年闯关东就没了消息，她这次是带着孩子去找丈夫的。她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嘴唇干裂，走不动了。队伍停下来商量怎么办，有人说把她扔下，不能因为她耽误了大家的行程；有人说不能扔，扔下就是死路一条。
于德水没有说话，但他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仅剩的半斤干粮分了一半给那个年轻媳妇，又从路边的小河里打了一壶水，烧开了，给她灌下去。他在路边找了一些草药——小时候在山东跟村里的老中医学过一点——捣碎了敷在她的额头上，又用湿布给她擦身子降温。
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那个年轻媳妇的烧退了。
她叫李秀英，后来成了于德水的干妹妹。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队伍继续北上。过了铁岭，进入开原，再往北，就是吉林地界了。这时候已经是深秋，路两边的树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像一只只干枯的手。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只剩下一些茬子，在风中瑟瑟发抖。
走了整整四十三天，于德水终于到了吉林市。
吉林市，又叫“船厂”，是清朝时期吉林将军的驻地，松花江从城边流过，两岸山峦起伏，风景秀丽。城里有不少商铺和作坊，街上人来人往，比奉天差不了多少。于德水站在城门口，看着“吉林”两个大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但他没有在城里停留太久。他听说城外的郊区有荒地可以开垦，便一路打听，走到了城西南方向的一个小村子——八虎屯。
四、八虎屯南沟
八虎屯，这个名字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早年间这地方有八只老虎出没，被一个猎户打死了，所以叫八虎屯；也有人说，这地方住过八个姓胡的人家，“胡”和“虎”谐音，叫来叫去就变成了八虎屯。不管怎么说，这名字听着就带着一股子野性。
八虎屯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河岸边。屯子里的人大多是山东和直隶来的闯关东后代，说话带着各地的口音，南腔北调，倒也热闹。屯子南面有一道山沟，当地人叫它南沟。南沟两面是缓坡，中间是一片平坦的谷地，一条小溪从沟里流出来，汇入屯子中间的小河。
于德水在南沟口站住了。
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地里的黑土，攥在手心里。那土油黑发亮，湿漉漉的，从指缝间细细地漏下去，带着一股子泥土的清香。他站起来，放眼望去，南沟两面的山坡上长满了柞树和椴树，谷地里是一片荒草，齐腰深，风吹过来，草浪起伏，像一片绿色的海。
“就是这儿了。”于德水对自己说。
他找到了八虎屯的屯长，一个姓张的老头，也是山东人，五十来岁，黑红脸膛，说话嗓门大得能震破窗户纸。张屯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能行吗？这南沟可是个苦地方，前两年也有人去开过，没撑住，跑了。”
“我不跑。”于德水说。
张屯长又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行，有志气。南沟那片地，你开多少算多少，三年不纳粮。房子你自己盖，木料山上砍，石头沟里搬。要是有什么难处，来找我。”
于德水在八虎屯南沟，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五、马架子的日子
开荒的第一步，是安身。
于德水在南沟选了一块背风向阳的地方，砍了几棵碗口粗的柞树，搭了一个马架子。马架子是东北最简陋的房子——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深约半米，四周用木桩围起来，顶上搭上横梁，盖上茅草和树皮，再压上一层土，就算成了。这种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冬暖夏凉——说是冬暖夏凉，其实冬天照样冷得够呛，夏天也闷得像个蒸笼。但总比露宿荒野强。
马架子搭好的那天，于德水坐在门口，看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家”，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想起了登州府的老屋，想起了父母和兄弟，想起了母亲临别时塞在他手里的那两张饼。他摸了摸贴身口袋里那枚一直没舍得花的银元，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但他忍住了。他对自己说：于德水，你不能哭。你是来闯关东的，不是来哭鼻子的。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来了，扛着从张屯长那里借来的镐头和铁锹，开始刨地。
南沟的荒地，大多是生荒地，草根盘根错节，一镐头下去，“嘭”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只刨出一个小坑。一块地，要刨三遍，耙三遍，把草根和石头都清理干净，才能种上庄稼。于德水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最后变成一层厚厚的老茧。到了后来，他用手抓烧红的铁锅都不觉得烫。
春天种地，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砍柴。于德水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从天亮忙到天黑，从天黑忙到天亮。他没有帮手，就一个人干；没有牲口，就用人拉犁。他把全部的力气都使在了这片土地上，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
第一年，他开了五亩地，种了高粱和谷子。秋天收了一千多斤粮食，除了留下种子和口粮，还卖了几百斤，换了些油盐和布匹。
第二年，他又开了十亩地，种了苞米和大豆。收成比头年好了不少，他开始有余粮了。
第三年，他的地已经开到了三十亩。他盖了一间像样的土坯房，不再是马架子了。他还养了一头牛、两匹马、几只羊。南沟的这片荒地，在他的手里，慢慢变成了一块良田。
六、打官场
于德水在南沟站稳脚跟的消息，传回了山东。大哥于德江和二哥于德河先后从烟台赶了过来，在南沟安了家。弟弟于德海也来了，于家在八虎屯南沟，慢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到了清末民初那几年，于德水在南沟已经有了上百亩地，骡马成群，牛羊满圈，成了八虎屯数得着的人家。他盖了三间大瓦房，青砖到顶，松木檩条，在当时那个穷山沟里，那是头一份。院子里打了井，井水清甜甘冽，夏天凉丝丝的，冬天冒着热气。房前屋后种了果树，春天开花的时候，粉的白的开成一片，好看得很。
但真正让于德水在南沟乃至整个八虎屯声名鹊起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件近乎神异的事情——打官场。
这件事，我是听我的二奶奶讲的。
二奶奶姓刘，是我二爷爷于德福的媳妇，嫁到于家的时候才十七岁。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多了，耳不聋眼不花，说起当年的事来，条理清晰，细节分明，像放电影一样。
“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二奶奶盘腿坐在炕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几年的年景好得出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种什么收什么，收什么什么就高产。你太爷爷的几百亩地，种的是高粱、苞米、谷子和大豆，年年大丰收。”
“头一年，场院里堆满了新打的粮食，金黄的苞米棒子码成了一人多高的垛子，红彤彤的高粱穗子堆得像小山。你太爷爷让人连夜赶制了十几个大粮囤，一个一个立在院子里，像一座座小碉堡。粮食装进去，用脚踩实了，再装，再踩，直到囤口冒了尖，盖上席子，压上石头。”
“第二年，收成比头年还好。十几个粮囤装满了，又新做了十几个，又装满了。场院里还是堆得满满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你太爷爷站在场院中间，看着满院的粮食，又喜又愁。喜的是老天爷赏饭吃，愁的是实在没地方放了。”
“第三年，收成更邪乎了。那年的谷子长得比人还高，谷穗子像狗尾巴一样又粗又长，压弯了腰。大豆结得密密实实，一个豆荚挨着一个豆荚，剥开来，豆粒圆滚滚的，黄澄澄的，像一颗颗小珠子。你太爷爷带着长工们在地里割了整整十天，才把庄稼全部收回来。场院里堆得满满当当，连院子外面的路上都堆满了。”
“粮囤早就装不下了，你太爷爷又让人在场院里搭了几排粮仓，用木板钉成的大箱子，一个能装几十石粮食。可是粮食实在太多了，粮仓也装不下。你太爷爷急得在院子里转圈，嘴里念叨着：‘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你太奶奶在屋里听见了，出来说：‘实在没地方放，就先在场院里堆着吧，用席子苫上，别淋了雨。’你太爷爷说：‘也只能这样了。’”
“就在那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二奶奶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讲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天晚上我起夜，看见南沟方向的天上红彤彤的，像着了火一样。我吓了一跳，赶紧叫醒你二爷爷，两个人披上衣服跑到外面一看，不是着火，是你太爷爷场院那边透出来的光——那光不是火光，也不是灯光，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金灿灿的光，像太阳落山时那种颜色，却又亮得多。”
“第二天一大早，你二爷爷就跑到南沟去看。到了那一看，愣住了。”
“场院里所有的粮食，不管是装在囤里的、装在仓里的，还是堆在场院上的，全都平平整整地铺在那里，像被人用刮板刮过一样。可是昨天明明还是堆得冒尖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塌下去了？你太爷爷也纳闷，他围着场院转了好几圈，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家里一个老长工——姓孙，山东莱阳人，在关东待了几十年，见多识广——凑过来说：‘东家，这事儿我听老辈人说过。这叫“打官场”。是粮神爷看咱们家的粮食太多了，没地方放，就帮忙给归拢归拢。粮神爷一归拢，粮食就见坑了。’”
“你太爷爷半信半疑：‘真有这事儿？’”
“老孙头说：‘怎么没有？老辈人传下来的，说只有真正的大户人家、有福气的人家，才能赶上打官场。一般人想遇还遇不上呢。’”
“你太爷爷将信将疑地围着场院又转了一圈，果然发现粮食确实少了——不是被人偷了的那种少，而是实实在在的、像变戏法一样的不翼而飞。堆在场院中间的谷子，昨天还像一座小山，今天只剩下一片平展展的谷堆，上面还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纹路，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似的。”
二奶奶每次讲到这里，都会停下来，看看听故事的人的反应。看到我瞪大眼睛、张着嘴的样子，她就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下去。
“从那儿以后，你太爷爷家的粮食就再也没有够放过。不管是丰收还是歉收，场院里的粮食总是不够放，总要堆到院子外面去。有人说，那是因为粮神爷来过一次，知道于家有福气，就把福气留下了。也有人说，那是你太爷爷命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我后来琢磨这件事，觉得所谓“打官场”，多半是以讹传讹。最大的可能，是粮食堆得太高太松，经过一夜的沉降，自然就塌下去了，看起来像是少了。但在那个年代，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神迹，愿意相信这是上天对一个家族勤劳和善良的奖赏。这种朴素的信仰，给了人们希望和力量，让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有所寄托。
不管怎么说，“打官场”这件事在八虎屯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传得神乎其神。有人说看见于德水家场院上空有金光，有人说听见半夜里有车马声，还有人说粮神爷是个白胡子老头，骑着青牛，手里拿着量具，专门给大户人家量粮食。于德水听了这些传说，只是笑笑，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于德水确实把打下的粮食，分给了八虎屯的穷苦人家。每年冬天，他都要在自家院子里支起几口大锅，熬粥舍饭，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南沟的于家大院，成了方圆几十里穷苦人的救命之地。
这，或许才是“打官场”真正的“神迹”。
七、开枝散叶
于德水在南沟扎下根之后，开始拉扯家族里的人。他把山东老家的弟弟于德海接到了东北，帮他在南沟安了家。又把两个在烟台的哥哥于德江和于德河也叫了过来，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于氏家族在八虎屯南沟逐渐繁衍开来，从一个外来户，变成了当地的大族。
于德水娶了八虎屯本地的一个姑娘，姓刘，就是我的太奶奶。刘家也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算是老乡。太奶奶能干得很，里里外外一把手，做饭、喂猪、养鸡、纺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她给于德水生了好几个儿女，其中活下来的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于德福（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二儿子于德禄、三儿子于德林（我的亲爷爷），还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八虎屯南沟的老常家。
于德水六十岁那年，把家业分给了几个儿子，自己退居幕后。他每天早上起来，先到院子里打一套拳——他年轻时候跟一个跑江湖的拳师学过几手，虽然不是什么正经功夫，但活动活动筋骨还是可以的——然后绕着南沟走一圈，看看庄稼的长势，看看牲口的膘情，回来坐在院门口的石头上，抽一袋烟，看着儿孙们忙忙碌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他活到了八十三岁，无疾而终。临终那天，他把全家人叫到床前，只说了一句话：“咱于家能在东北站住脚，不容易。你们以后不管走到哪儿，别忘了根在山东，别忘了南沟这块地方。”
说完，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走了。
于德水去世后，于氏家族继续在八虎屯南沟繁衍生息。他的三个儿子，走上了三条不同的路，也演绎出三段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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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兄弟
一、哥三个
于德水的三个儿子，性格各异，命运也各不相同。
大儿子于德福，是我的二爷爷。他长得像父亲，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力气大得惊人。他十几岁就能扛着两百斤的麻袋走十里路不喘气，二十岁就成了南沟一带数得着的好把式。于德福不爱说话，但为人忠厚老实，重情重义，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继承了父亲在南沟的大部分家业，守着那片黑土地，踏踏实实地当了一辈子农民。
二儿子于德禄，性情温和，心思细腻，不像两个兄弟那样五大三粗。他年轻时候读了几年私塾，能写会算，在八虎屯当过几年账房先生。后来娶了媳妇，分了家，也种地，但地里的事主要靠媳妇张罗，他自己更喜欢琢磨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养蜂，比如种果树，比如研究怎么用土法子治病。他是于家三个儿子里最先搬到碾子沟的，那地方地多人少，他觉得更有发展。
三儿子于德林，是我的亲爷爷。
于德林是三个兄弟里最精明能干的，脑子活，胆子大，敢想敢干。他不满足于守着家里那点地过日子，总想干点大事。他年轻时候跟着一个皮货商跑过几年买卖，学会了看皮子、谈价钱，攒了一些钱，在南沟开了个小铺子，卖些杂货，日子过得比两个哥哥都滋润。
于德林娶了媳妇，姓王，就是我的亲奶奶。王家的姑娘，利索能干，说话脆生生的，走路带风。她给于德林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于长河（我大伯），二儿子于长江（我父亲），还有一个女儿于长英（我姑姑）。
于德林的精明，在于家是出了名的。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好奇心太重，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想弄明白。这个毛病，最终要了他的命。
二、雷管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东北的老百姓，盼这一天盼了十四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的那天，八虎屯几乎沸腾了。人们放鞭炮、敲锣打鼓，有人高兴得哭，有人高兴得笑，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感谢老天爷开眼。
日本人走了，但他们留下了很多东西——营房、仓库、炮楼、铁丝网，还有一些来不及带走的物资。这些东西，成了附近老百姓的“宝藏”。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日本人留下的营房和仓库，翻箱倒柜，寻找能用的东西。有人找到了铁锅、水壶、毛毯，有人找到了军大衣、皮靴、干粮，还有人找到了枪支弹药——这些就比较危险了，但在那个年代，枪支弹药也是好东西，能换钱，能换粮食，还能防身。
于德林也去了。
他带着一个邻居家的哥们儿，姓赵，叫赵大楞，两个人结伴去了日本人留下的一座废仓库。那座仓库在八虎屯北面的山脚下，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小型物资库，日本投降的时候被仓促放弃，门上的锁还是完好的。于德林用一把铁钳剪断了锁链，两个人推开门，走了进去。
仓库里黑咕隆咚的，散发着一股霉味和铁锈味。他们划了一根火柴，借着微弱的火光往里看——仓库不大，靠墙堆着一些木箱子，有的已经散架了，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于德林走过去，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花花绿绿的罐头，他拿起一罐看了看，上面的字不认识，但图案看得懂——是牛肉罐头。
“好东西！”赵大楞眼睛亮了，赶紧往怀里塞。
于德林继续翻。他又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是军大衣，厚实实的，虽然有些发霉，但晒晒就能穿。又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是皮靴，也是好东西。
他们越翻越高兴，觉得自己发了大财。于德林走到仓库最里面，看到一个铁皮箱子，比别的箱子都小，但封得特别严实。他用铁钳撬开箱盖，里面是一堆用油纸包裹着的东西，一包一包的，码得整整齐齐。
于德林拿起一包，拆开油纸，里面是一根根手指粗细的圆柱体，白色粉末状的，沉甸甸的。他凑近了看看，又闻了闻，没什么味道。
“这是什么？”赵大楞凑过来。
于德林摇摇头：“不知道。”
他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会不会是白面儿？”
白面儿，就是海洛因。在那个年代，东北的鸦片馆遍地都是，白面儿也是常见的东西。于德林见过白面儿，但没见过这种形状的。不过，白面儿也不一定都是粉末状的，也有压成块状、条状的。他越想越觉得像。
“要是白面儿，咱可就发大财了！”赵大楞兴奋得直搓手。
于德林也兴奋了。他把那包东西放回箱子里，决定先拿一包回去试试——要是真的是白面儿，这一箱子能值多少钱啊！
他们又翻了一会儿，每人抱着一堆东西，兴冲冲地回了家。
于德林回到家里，把从仓库里弄来的东西摆在炕上，让奶奶看。奶奶看到那些罐头和军大衣，挺高兴，但看到那包白色的圆柱体，皱起了眉头：“这是啥？”
“可能是白面儿。”于德林说。
奶奶的脸一下子变了：“你可别瞎弄那东西！那东西害人！”
“我知道，我就看看，不碰。”
于德林把那包东西拿到院子里，蹲在地上，仔细端详。他从里面抽出一根，拿在手里掂了掂，又凑到眼前看了看。那东西的顶端有一个金属帽，上面有几个小孔，他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
“这玩意儿咋弄开呢？”他自言自语。
他试着用手拧，拧不动。用牙咬，咬不动。他用石头砸，砸了几下，那东西的表面出现了裂纹，但没有裂开。
“德林，你别弄了，那东西看着就不对劲。”奶奶在屋里喊。
“没事，我就看看。”于德林说。
他找了一把钳子，夹住那东西的金属帽，用力一拧——
“轰！”
一声巨响。
奶奶从屋里冲出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于德林仰面倒在地上，脸上、身上全是血，衣服被炸得稀烂，小腹的位置炸开了一个洞，肠子都露了出来。他的右手被炸断了半截，血肉模糊，骨头渣子都看得到。
奶奶扑过去，抱起于德林，哭着喊他的名字。于德林的眼睛还睁着，嘴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他的小腹上炸出了很多小眼，像蜂窝一样，尿液和血水混在一起，从那些小眼里往外淌。
赵大楞听到爆炸声跑了过来，看到这个情景，吓得腿都软了。他赶紧跑去叫张屯长。张屯长带着几个人，用门板把于德林抬到了八虎屯唯一的那个土郎中家里。土郎中姓王，是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只会看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哪里见过这种伤势？他手忙脚乱地给于德林止血、包扎，但血止不住，伤口太大，太深，内脏都受了伤。
王郎中摇摇头，把张屯长拉到一边，低声说：“没救了，准备后事吧。”
于德林在炕上躺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的意识时有时无。清醒的时候，他看着守在身边的奶奶，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奶奶把耳朵凑到他嘴边，隐隐约约听到几个字：“孩子……孩子……”
他是放心不下那几个孩子。大伯于长河才十几岁，我父亲于长江还小，姑姑于长英更小。他走了，这一家子怎么办？
第三天夜里，于德林咽了最后一口气。
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闭上。奶奶用手轻轻地合上他的眼皮，哭着说：“德林，你放心走吧，孩子我会拉扯大的。”
那一年，于德林还不到四十岁。
事后，有人去那座废仓库查看，发现那个铁皮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白面儿”，而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雷管——一种引爆装置，极其危险。于德林用钳子拧的那一下，正好触发了雷管，当场爆炸。
于德林的死，在八虎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太冒失，有人说他命不好，也有人替他惋惜——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就这么没了，留下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三、分道扬镳
于德林死后，我的亲奶奶王氏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大伯于长河虽然已经十几岁了，能帮一些忙，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我父亲于长江和姑姑于长英更小，帮不上什么忙。奶奶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家里纺线、做针线活，拼了命地挣一口吃的。
后来，有人给奶奶介绍了一个男人——黑龙江伊春的一个剃头匠，姓李，外号叫“李大包”。李大包是个老实人，手艺不错，在伊春开了个小理发铺，日子过得还行。他丧了偶，没有孩子，愿意接纳奶奶和三个孩子。
奶奶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到伊春。
这个决定，在于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我的二爷爷于德福和三爷爷于德禄兄弟俩，对弟媳改嫁这件事，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在他们看来，弟媳改嫁，就等于带着于家的骨肉去了别人家。但他们也理解奶奶的难处——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活下去都成问题，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最后，兄弟俩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三个孩子，奶奶可以带走，但于家的根不能断。老大——我的大伯于长河，留在吉林，跟着我的二爷爷于德福生活。老二——我的父亲于长江，和老三——我的姑姑于长英，跟着奶奶去伊春。
就这样，我的大伯于长河留在了八虎屯南沟，跟着我的二爷爷于德福生活。我的父亲于长江和姑姑于长英，跟着奶奶去了黑龙江伊春，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四、姑奶奶
在于德水几个孩子中，还有一个女儿——我的姑奶奶。
姑奶奶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家里人都叫她“老姑娘”或者“姑奶奶”。她嫁给了八虎屯南沟的老常家，常家的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姑奶奶嫁过去之后，生了好几个孩子，但日子并没有好转，反而因为孩子多，越来越穷。
后来，常家的男人死了——怎么死的，我也记不清了，好像也是死于一场意外。姑奶奶守了几年寡，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改嫁到了吉林城西磨盘山下的一个村子，那个地方叫王相。
王相是个小村子，靠着磨盘山，山上有石场，出产磨盘石。姑奶奶改嫁的那个男人，姓什么我忘了，只知道是个石匠，在磨盘山上打石头，手艺不错，能挣钱。姑奶奶嫁过去之后，日子好过了不少。
我小的时候，经常和我的二爷爷去王相看望姑奶奶。
从八虎屯到王相，有几十里路。二爷爷赶着马车，我坐在车上，颠颠簸簸地走大半天。路上经过的地方，名字都很有意思——什么“狼洞拉子”“王八炕”“牵牛盘”“南盘道”“老石小拉子”，听着就带着一股子野性。二爷爷一边赶车一边给我讲这些地名的来历，有的能讲出个故事来，有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姑奶奶住在王相村口的一栋土坯房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养着一群鸡鸭，还有一条大黄狗。每次我和二爷爷去，那条大黄狗老远就汪汪叫，姑奶奶从屋里出来，看到我们，脸上就笑开了花。
“哎呀，老二来了！哎呀，小三儿也来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我们往屋里让，又是倒水又是拿吃的。她做的粘豆包特别好吃，黄米面的，里面包着红小豆馅，又甜又糯，我一口气能吃五六个。
姑奶奶话多，和二爷爷坐在一起，能从中午聊到天黑。他们聊的都是些陈年旧事——小时候的事，父母的事，兄弟的事，村里的事。姑奶奶说起太爷爷于德水的时候，眼睛里总有一种特别的光，那是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和怀念。
“咱爹那真是有本事的人，”姑奶奶说，“从山东一个人闯到东北，硬是在南沟扎下了根。那‘打官场’的事，谁听了不说神？可咱爹不信那些，他说，什么粮神爷，那就是庄稼人的汗水。汗水流够了，老天爷就赏饭吃。”
二爷爷听了，点点头，不说话，只是抽烟。
姑奶奶又说：“老二，你也别太苦了自己。无儿无女的，攒那么多家业干啥？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
二爷爷还是不说话，只是抽烟。
我那时候小，不懂二爷爷为什么不说话。后来长大了才明白，二爷爷无儿无女，这是他心里最大的遗憾。姑奶奶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每次从王相回来，二爷爷都要沉默好几天。他不打不骂，也不唉声叹气，就是一个人坐在炕上抽烟，一袋接一袋，抽得满屋子都是烟。二奶奶知道他的心事，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他沏茶、做饭，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的。
姑奶奶活了八十多岁，在王相那个小村子里，安安静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她去世的时候，二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是我父亲代表于家去奔的丧。父亲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样东西——姑奶奶临终前留给我的一副银镯子，是她出嫁时候的嫁妆，跟了她一辈子。
那副银镯子，我现在还留着。
五、大伯于长河
大伯于长河，是我亲爷爷于德林的大儿子，我父亲的亲大哥。
于德林去世后，大伯被留在了吉林，跟着我的二爷爷于德福生活。二爷爷自己没有孩子，对这个侄子，既是当儿子养，也是当儿子教。大伯在二爷爷身边长大，学了一手好农活，十几岁就能顶一个整劳力干活。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那一年，大伯刚满二十岁。他报名参了军，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临行前，二爷爷送他到八虎屯村口，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给他整理了一下背包。二奶奶站在旁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二叔，我走了。”大伯说。
二爷爷点点头。
“二婶，我走了。”大伯又对二奶奶说。
二奶奶“嗯”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大伯手里：“拿着，路上花。”
大伯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和几个煮鸡蛋。他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但他忍住了，把布包揣进怀里，朝二爷爷和二奶奶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大伯在朝鲜战场上待了三年。他当的是步兵，打过上甘岭，打过金城反击战，身上留下了好几处伤疤。有一次，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把他头上的帽子打飞了，头皮上划了一道口子，流了不少血。要是那颗子弹再低一公分，他的脑袋就开花了。
战争结束后，大伯随部队回国。他没有回吉林，而是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新疆——参加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那是多远的地方啊！在五十年代的人眼里，新疆简直是天边。大伯一去就是几十年，在新疆安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他在兵团里当了一个小干部，管着一片农场，种棉花、种麦子，一年到头忙忙碌碌。
大伯很少回吉林。一是路远，二是工作忙。在我的记忆里，他总共就回来过两三次。每次回来，他都要在南沟转一圈，到太爷爷的坟前磕个头，到二爷爷的炕上坐一坐，到八虎屯的老邻居家里串串门。他说话已经带着新疆口音了，但骨子里还是那个八虎屯南沟的于家老大。
二爷爷每次见到大伯，都高兴得不行。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大伯，杀鸡、炖肉、蒸粘豆包，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端上来。吃饭的时候，二爷爷不怎么说话，就是看着大伯吃，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大伯最后一次回吉林，是一九八几年的事。那一年，二爷爷已经七十多了，身体大不如前。大伯在新疆也退了休，有时间了，专门回来看望二爷爷。父子俩——虽然不是亲生，但胜似亲生——坐在炕上，喝着小酒，聊了大半夜。
“二叔，您这辈子，为我操了不少心。”大伯说。
二爷爷摆摆手：“说那干啥，你是我侄子，我不操心你操心谁？”
“二叔，您和婶子无儿无女的，要不……我留在吉林伺候您？”
二爷爷摇摇头：“不用。你在新疆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别惦记我。我身体还行，能照顾自己。再说了，有你二弟在呢。”
大伯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二爷爷的脾气，说一不二，拗不过。
那次回吉林之后，大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在新疆一直住到去世，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新疆的家人。消息传到吉林，二爷爷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是我父亲代表于家，去新疆奔的丧。
父亲从新疆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大伯的一张照片——他穿着军装，胸前别着几枚勋章，面容清瘦，目光坚毅。父亲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二爷爷的遗像旁边，说：“爹，大哥来看您了。”
那张照片，现在还在碾子沟老屋的柜子里放着。
六、父亲于长江
我的父亲于长江，是我亲爷爷于德林的二儿子。
他跟着奶奶去了黑龙江伊春之后，在李大包的理发铺里长大。李大包虽然是个剃头匠，但人不错，对父亲和姑姑还算可以，没有亏待他们。但继父毕竟是继父，父亲在伊春的那些年，心里始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伊春的双子河当了一段时间的警察。那还是解放初期，东北的治安不太好，土匪还没有完全肃清，警察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险。父亲年纪小，但人机灵，腿脚勤快，在派出所里干得不错。
后来，国家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父亲响应号召，报名参了军，成了中国第一批义务兵。他在部队里待了好几年，从东北到内蒙古，在内蒙古缴过匪——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内蒙古还有一些残匪没有肃清，部队奉命进山剿匪。父亲跟着部队在草原和大山里转了好几个月，吃了不少苦，也立了几次功。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没有回伊春，而是参加了西北铁路建设。那时候，国家正在修建兰新铁路，需要大量的建设者。父亲随着建设大军去了大西北，在戈壁滩上修铁路。那里的条件极其艰苦——夏天热得像火炉，冬天冷得像冰窖，风沙大得能把人吹跑，水比油还贵。但父亲和千千万万的铁道兵一样，硬是在那片不毛之地上，铺出了一条钢铁大道。
铁路修到乌鲁木齐之后，父亲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有留在新疆——大伯已经在新疆了，他觉得兄弟俩没必要都扎在那边。他也没有回吉林——吉林对他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他选择了回伊春，那个他长大的地方。
回到伊春之后，父亲在南岔的采石场找了一份工作。南岔是伊春下辖的一个区，以林业和采石业闻名。父亲在采石场上干活，打石头、装车、修路，干的都是力气活。他年轻，身体好，不怕吃苦，在采石场干得风生水起，没多久就当上了班长。
也就是在南岔采石场，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
七、母亲
母亲姓王，是伊春本地人。她家在南岔开了一个小铺子，卖浆子和果子——浆子就是豆浆，果子就是油条。王家的浆子果子铺在南岔小有名气，浆子浓稠，果子酥脆，价格公道，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伊春。他靠着那个浆子果子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姥姥也是山东人后裔，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烙得一手好饼。母亲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她从小就帮着家里干活，磨浆子、炸果子、招呼客人，练就了一副麻利的手脚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父亲和母亲是怎么认识的，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也好像是在采石场和浆子果子铺的来往中认识的。不管怎么说，两个年轻人在南岔那个小地方相遇了，看对了眼，没多久就结了婚。
一九五七年，我出生在南岔。
关于我在南岔的那段日子，我没有任何记忆——那时候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但父母后来告诉我，那段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搞生产运动，口号是“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城市的工厂也开足马力搞生产。但与此同时，一场大饥荒也在悄悄逼近。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加上人祸，粮食严重短缺，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伊春虽然地处林区，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粮食定量一降再降，副食品供应奇缺，人们饿得眼睛发绿。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父母后来告诉我，我生下来的时候瘦得像只小猫，哭声都跟蚊子似的。母亲没有奶水——她自己都吃不饱，哪来的奶水？父亲想尽办法弄来了一些奶粉和米汤，勉强把我喂活。但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糟，粮食越来越少，父亲和母亲都愁得睡不着觉。
“那时候真怕把孩子饿死，”母亲后来回忆说，“你瘦得皮包骨头，胳膊腿细得像麻秆，我看着就心疼得不行。”
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伊春，回吉林。
吉林老家有我的二爷爷和二奶奶，他们在碾子沟有地、有房、有粮食。虽然吉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农村总比城市强——农村有地，地里有庄稼，庄稼能长出粮食。哪怕吃不饱，也不至于饿死。
父亲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点了头。她知道，留在伊春，只有死路一条。去吉林，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那时候，父亲在采石场的工作已经没了——国家开始精简城市人口，父亲作为“编外人员”，被精简了下来。没有工作，就没有粮食供应，留在城里就是等死。
一九五八年冬天，父亲抱着刚满一岁的我，母亲背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三口，踏上了从伊春回吉林的路。
那是一条漫长的路。从南岔到吉林，要坐火车，要换汽车，最后还要走几十里的山路。火车上挤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像父亲一样被精简下来的城市人口，拖家带口地往农村跑。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味、烟味和孩子的哭声，空气污浊不堪。母亲抱着我，挤在车厢的角落里，不敢动弹，怕把我挤坏了。
到了吉林市，下了火车，还要换乘汽车到八虎屯附近的镇上。到了镇上，就没有车了，剩下的几十里路，只能靠两条腿走。父亲背着行李，母亲抱着我，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缩在母亲的怀里，裹着一床小被子，只露出一张小脸，冻得通红。
他们走了大半天，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碾子沟。
八、过继
碾子沟，在八虎屯南沟的东面，翻过一道山梁就是。那地方原来叫东荒，因为地多人少，早年间是一片荒原，后来慢慢有人来开荒种地，形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有一条沟，沟里有一座老碾子，不知道是哪辈子留下来的，所以就叫碾子沟了。
碾子沟后来改了名字，叫鸡冠山四队——因为村子北面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像鸡冠子，所以叫鸡冠山。碾子沟在鸡冠山的南面，是生产队的第四小队，所以叫鸡冠山四队。
我的二爷爷于德福和二奶奶，在碾子沟安了家。
他们是从八虎屯南沟搬过来的。二爷爷觉得南沟的地已经被开得差不多了，再往下发展空间不大，而碾子沟这边地多人少，更有发展前途。他带着二奶奶，在碾子沟盖了房子，开了地，重新扎下了根。
碾子沟的地势很有意思。村子背靠一座大山，当地人叫它西大山。西大山很高，山顶上长满了松树和柞树，远远看去，黑压压的一片，像一堵巨大的墙。西大山的北面，是牵牛盘——那是一片山间平地，据说早年间是放牛的地方，牛群在那里吃草、休息，所以叫牵牛盘。牵牛盘和西大山之间，夹着两个小地方——一个叫王八炕，一个叫狼洞拉子。
王八炕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观，但很有来历。那是一块大石头，平展展的，像一张炕，石头上有一个凹坑，形状像乌龟的壳，所以叫王八炕。狼洞拉子是一条山沟，沟里有一个山洞，早年间有狼在里面住，所以叫狼洞拉子。
碾子沟的南面，是南盘道和老石小拉子。南盘道是一条山路，弯弯曲曲地盘在山上，是当年从碾子沟去八虎屯的必经之路。老石小拉子是一道石砬子，石头风化得很厉害，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走在下面要格外小心。
这些地名，我从小就听二爷爷念叨，每一个都能讲出一段故事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碾子沟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山有水，有树有石，有田有地，有鸡鸣狗吠，有炊烟袅袅，有亲人的笑脸，有温暖的炕头。
一九五八年冬天，父亲抱着我，母亲背着行李，走进了碾子沟。
二爷爷和二奶奶早就得到了消息，提前把西屋收拾了出来。西屋不大，但炕烧得热乎乎的，炕上铺着新编的炕席，桌上摆着茶壶茶碗，灶台上炖着一锅酸菜粉条，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看到父亲一家三口进门，二奶奶的眼圈就红了。她一把接过我，抱在怀里，左看右看，嘴里念叨着：“这孩子，咋瘦成这样？可怜见的，可怜见的……”
二爷爷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眶也红了。他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母亲一眼，然后转身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锅里的酸菜粉条，闷声闷气地说：“先吃饭，有啥话吃了饭再说。”
那一顿饭，是我父母到碾子沟之后吃的第一顿饱饭。
酸菜粉条炖肉，粘豆包，小米粥，咸鸭蛋。二奶奶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她一个劲儿地往父亲和母亲碗里夹菜，嘴里说：“多吃点，多吃点，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
父亲低着头吃饭，没有说话。母亲的眼圈也红了，她擦了擦眼睛，说：“二婶，给你们添麻烦了。”
二奶奶一摆手：“说啥呢！一家人，说啥添麻烦？你们能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天晚上，父亲和二爷爷坐在炕上，聊了大半夜。他们聊了什么，我不知道。但第二天早上，父亲告诉母亲：“二叔说了，让咱们先在碾子沟住下，地里有啥种啥，饿不着。等过两年情况好了，再想办法。”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碾子沟安了家。
不久之后，二爷爷做了一个决定——把我父亲过继到自己名下，做自己的儿子。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农村，是很正常的事情。二爷爷和二奶奶没有孩子，老来无依，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香火、养老送终。我父亲是二爷爷的亲侄子，过继过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父亲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了。
他从小在伊春长大，对亲生父亲于德林没有什么印象。在他心里，二爷爷和二奶奶才是真正对他好的长辈——虽然他在伊春的那些年，二爷爷和二奶奶不在身边，但每次通信，二爷爷都会寄钱寄物，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现在他回到了碾子沟，二爷爷又收留了他一家，这份恩情，他记在心里。
过继的仪式很简单——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只是在家族长辈的见证下，我父亲给二爷爷和二奶奶磕了三个头，改口叫“爹”和“娘”。从那以后，我父亲就是二爷爷和二奶奶的儿子了。
而对于我来说，父亲过继给了二爷爷和二奶奶，二爷爷和二奶奶就成了我名义上的爷爷奶奶。但按于家的辈分和称呼习惯，我仍然称他们为“二爷爷”和“二奶奶”——这个称呼，是我们于家特有的温情，既保留了辈分的清晰，又体现了亲情的亲近。在我的心里，他们就是我最亲的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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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眼珠子
一、眼珠子
“眼珠子”这个词，在东北话里，是“心肝宝贝”“掌上明珠”的意思。一个人被说成是别人的“眼珠子”，那就意味着他在那个人心里，比什么都重要。
我就是二爷爷和二奶奶的“眼珠子”。
这个地位，不是我争来的，也不是我抢来的，是二爷爷和二奶奶自己给的。他们没有孩子，我父亲过继过来的时候已经成年了，没有在他们身边长大，感情上多少有些隔阂。而我，一个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正好填补了他们心中那块空白。
二奶奶常说：“小三儿（我在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大伯家的堂哥和堂姐）就是我的命根子。我一天看不见他，心里就空落落的，像丢了魂儿似的。”
她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从我记事起，二奶奶就对我好得没边儿。好吃的先紧着我吃，好穿的先紧着我穿，我要什么她就给什么，我想干什么她就让我干什么。有时候我淘气，把东西弄坏了，把衣服弄脏了，把院子里的鸡撵得满天飞，二爷爷要训我，二奶奶就拦着：“训啥训？小孩子嘛，不淘气还叫小孩子？”
二爷爷瞪眼睛：“你就惯着他吧！”
二奶奶理直气壮：“我就惯着，咋的？我的眼珠子，我不惯着谁惯着？”
二爷爷无奈地摇摇头，不再说话。
其实二爷爷对我也好，只是他的好，不像二奶奶那样外露。他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也不会把我抱在怀里亲来亲去，但他的好，体现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上——
冬天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把炕烧得热热的，把我的棉裤棉袄在炕头上焐热了，再叫我起床。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他把热乎乎的棉裤递给我：“穿上，别凉着。”
夏天的时候，他去地里干活，总要带上一壶水，但每次回来，壶里的水都没怎么动过——他把水都留给我喝了，自己渴了就找个山沟子喝几口凉水。
秋天的时候，他上山采蘑菇、摘野果，回来的时候，兜里总是鼓鼓囊囊的，掏出来全是给我留的好东西——榛子、松子、山核桃、野葡萄、山里红。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炕上，像献宝似的：“小三儿，看爷爷给你带啥了？”
过年的时候，他给我买鞭炮、买灯笼、买新衣裳。他自己一年到头不添一件新衣服，身上的棉袄补了又补，但给我买的东西，从来不心疼钱。
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浑身滚烫，迷迷糊糊地直说胡话。二奶奶急得直哭，二爷爷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镇上的卫生所跑。碾子沟到镇上有十几里山路，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雪，路滑得厉害。二爷爷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手掌也擦出了血，但他咬着牙，一步没停。
到了卫生所，大夫给我打了针、开了药，烧才慢慢退下来。二爷爷坐在卫生所的板凳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雪水湿透了。他看着我的脸色慢慢恢复正常，这才松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一次，二爷爷病了三天。
二奶奶埋怨他：“你也不知道歇歇，自己多大岁数了不知道？”
二爷爷说：“我歇了，小三儿咋办？”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二、碾子沟的童年
在碾子沟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的碾子沟，虽然穷，但穷得有滋味。家家户户都种地、养猪、养鸡、养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谁也不觉得苦。春天，漫山遍野的野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粉的，把山坡染成了一幅画。夏天，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光着脚丫子在小河里摸鱼、捉蝌蚪，浑身上下湿得跟落汤鸡似的，回家免不了挨二奶奶一顿骂，但第二天照样去。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金黄的苞米、火红的高粱、沉甸甸的谷穗，把整个碾子沟装点得五彩斑斓。冬天，大雪封山，整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车，玩得不亦乐乎。
二爷爷家的房子，是碾子沟里最气派的。三间大瓦房，坐北朝南，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粉白色的花瓣，风一吹，飘飘洒洒的，像下了一场花雨。杏树底下放着一张石桌、几个石凳，夏天的时候，二爷爷喜欢坐在石凳上抽烟，二奶奶在旁边纳鞋底，我趴在石桌上写作业——或者假装写作业，其实是在看蚂蚁搬家。
院子里还有一个鸡架、一个鸭架、一个猪圈。二奶奶养了十几只鸡、七八只鸭、两头猪。每天早上，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喂鸡喂鸭，撒一把苞米粒子，鸡鸭们争先恐后地抢食，咯咯嘎嘎地叫成一片。那两头猪更是宝贝疙瘩，二奶奶一天喂三遍，猪食桶拎得咣当响，两头猪膘肥体壮，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留一头开春卖钱。
院子外面，是二爷爷开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菜——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辣椒、白菜、萝卜、土豆，应有尽有。二爷爷种菜有一套，他从来不施化肥，全用农家肥，种出来的菜水灵灵的，咬一口，满嘴都是自然的甜味。夏天的傍晚，二奶奶从菜地里摘几个黄瓜、西红柿，用井水冰一冰，切成片，撒上一点盐，就是最好的下酒菜。二爷爷喝着小酒，吃着黄瓜，看着满院的鸡鸭和菜地，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碾子沟的夜晚，安静得像一潭水。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点的是煤油灯。天黑之后，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光亮，只有偶尔几声狗叫，打破夜的寂静。二爷爷家的东屋和西屋，各点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从窗户纸上透出来，暖暖的，像两只温柔的眼睛。
我小时候怕黑，不敢一个人睡。二奶奶就让我跟她睡一个被窝。她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嘴里哼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小曲儿——那是她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歌谣，唱的是“小老鼠上灯台”“拉大锯扯大锯”之类的东西。我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时候，我会在半夜醒来，听到二爷爷和二奶奶在低声说话。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清，但那种声音让我觉得安心——就像冬天里炕上的热气，虽然看不见，但你知道它在那里，暖暖的，包裹着你。
三、二爷爷的故事
二爷爷话不多，但他肚子里装着很多故事。
夏天的晚上，天气热，屋子里待不住，二爷爷就把石桌搬到杏树下，我们祖孙俩坐在石凳上，一边乘凉一边听他讲故事。二奶奶在旁边纳鞋底，偶尔插一两句嘴，纠正二爷爷讲错的地方。
二爷爷讲的故事，大多是些老辈子的事——闯关东的事，“打官场”的事，八虎屯南沟的事，还有那些地名的来历。
关于“王八炕”，二爷爷是这么讲的——
“早年间，碾子沟这边有一家大户，姓王，家里有个闺女，长得可俊了。有一年夏天，闺女在沟里洗澡，被一只成了精的老王八看上了。老王八变成一个小伙子，来勾引闺女，闺女上了当，跟老王八好了。后来被家里人发现了，气得不行，把老王八打死了，扔在沟里。老王八死了以后，变成了一块大石头，就是那块‘王八炕’。闺女呢，怀了老王八的孩子，生下来一个半人半鳖的东西，见不得人，跑到山里去了。打那以后，沟里就经常闹鳖精，没人敢在夜里走那条沟。”
这个故事，我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觉得新鲜。二奶奶听了，每次都撇嘴：“净瞎编，哪有那些事儿？那块石头就是长得像王八，什么成精不成精的。”
二爷爷不服气：“怎么是瞎编？老辈人传下来的，还能有假？”
二奶奶说：“老辈人传下来的也不一定真。你听风就是雨。”
两个人拌几句嘴，谁也不服谁，但最后总是二爷爷先让步：“行行行，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跟你争。”
关于“狼洞拉子”，二爷爷讲的是另一个故事——
“狼洞拉子那条沟，早年间真有狼。我小时候，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山上的狼找不到吃的，就下山来祸害村子。有一天夜里，一匹狼窜到了咱们村，叼走了老刘家的一只羊。第二天，村里几个年轻人上山打狼，追到狼洞拉子那条沟里，找到了狼窝。狼窝里有一窝小狼崽子，还有一只老母狼。他们把老母狼打死了，小狼崽子抓回来，养了几天，养不活，都死了。从那以后，狼洞拉子就没有狼了。但名字留下来了，一直叫到现在。”
这个故事比“王八炕”靠谱多了，因为二爷爷说的时候，二奶奶没有反驳。她只是叹了口气，说：“那些小狼崽子，怪可怜的。”
二爷爷瞪她一眼：“可怜啥？它们是狼！长大了还要祸害人！”
二奶奶不说话了，继续纳她的鞋底。
二爷爷讲得最多的，还是太爷爷于德水“打官场”的故事。这个故事他讲了多少遍，我数不清了。但每次讲，他都讲得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到的一样——
“那天晚上，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你太爷爷站在场院中间，看着满院的粮食发愁。忽然间，天上亮了一下，一道金光从云层里射下来，照在场院上。金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亮得人睁不开眼睛。你太爷爷用手遮着眼睛，从指缝里往外看——你猜他看到了啥？”
“看到了啥？”我每次都配合地问。
“他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骑着一头青牛，手里拿着一个斗——就是量粮食用的那种斗——从天上落下来。白胡子老头在场院上走了一圈，用斗量了量粮食，然后挥了挥手，满院的粮食就平平整整地铺开了，像被刮板刮过一样。白胡子老头又骑着青牛，飞上天去了。金光也跟着消失了。第二天你太爷爷起来一看，满院的粮食果然见坑了。”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了知道是假的，但我不愿意拆穿。因为我知道，对二爷爷来说，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传说，更是他对太爷爷的一种怀念，对家族荣耀的一种骄傲。他需要这个故事，就像我需要他的宠爱一样。
四、二奶奶的规矩
二奶奶宠我，但她也有她的规矩。
她的规矩不多，但每一条都得遵守。第一条：吃饭不许吧唧嘴。第二条：见人要有礼貌，该叫啥叫啥。第三条：不许浪费粮食，碗里的饭要吃干净，一粒都不许剩。
第三条规矩，二奶奶执行得最严格。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候吃饭剩个碗底，不想吃了，二奶奶就沉下脸来：“吃完！一粒都不许剩！”
我瘪着嘴，不情愿地扒拉碗里的剩饭。二奶奶在旁边看着，脸上的表情慢慢缓和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小三儿，你知道一粒粮食是咋来的吗？春天种下去，夏天锄草施肥，秋天收割打场，哪一样不费力气？你太爷爷那辈人，从山东闯到东北，开荒种地，吃了多少苦？‘打官场’的事你听说过吧？那是老天爷赏饭吃，但不能因为老天爷赏饭，你就糟蹋粮食。糟蹋粮食，是要遭天谴的。”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遭天谴”，但看到二奶奶严肃的表情，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就老老实实地把碗里的饭扒拉干净了。
这个习惯，我保留了一辈子。到现在，我吃饭从来不会剩一粒米。每次看到别人浪费粮食，我心里就不舒服。这是二奶奶教给我的，我忘不了。
二奶奶还有一个规矩：不许说别人的坏话。
村里人在一起，难免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二奶奶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有人说谁谁谁的不是，她要么不接茬，要么就劝一句：“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别说了。”
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个孩子打架，回来气呼呼地说那个孩子的坏话。二奶奶把我拉到跟前，说：“小三儿，你记住，不管跟谁生气，都别在背后说人家的不是。有本事当面说，没本事就咽回去。背后嚼舌根子，那不是男子汉干的事。”
这句话，我也记了一辈子。
五、西大山
碾子沟背靠的西大山，是我童年的乐园。
西大山很高，站在山顶上，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二爷爷说，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西大山顶上，能看见吉林市。我不知道他说的真假，但我确实喜欢爬到山顶上去，看远处的山、远处的云、远处的田野和村庄。
西大山的半山腰上，有一片松树林，松树又高又直，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松树林里凉飕飕的，比外面低好几度。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松树林里捉迷藏、采蘑菇、找松塔。松塔是松树的果实，里面有松子，烤熟了吃，香得很。二奶奶每年秋天都要上山采松塔，回来晒干了，用石头砸开，把松子剥出来，炒熟了给我当零食。
西大山的山顶上，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像一个老人坐在那里，二爷爷管它叫“望夫石”。他说，早年间有一个女人，丈夫出去闯关东，一去不回，女人就每天爬到山顶上坐着，望着丈夫走的方向，盼着他回来。她坐了一年又一年，头发白了，腰弯了，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
这个故事，每次听都让我鼻子发酸。我问二爷爷：“她丈夫回来了吗？”
二爷爷摇摇头：“没有。她等到死，也没等到。”
我又问：“她丈夫去哪儿了？”
二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说：“谁知道呢。闯关东的人，十个里能回来三四个就不错了。剩下的，有的死在了海上，有的死在了路上，有的在关东扎了根，不想回去了。”
我想起了太爷爷于德水。他也是闯关东来的，但他没有死在海里，也没有死在路上，他在南沟扎了根，开枝散叶，才有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太爷爷是幸运的，而那些没有幸运的人呢？他们的家人，是不是也在某个山顶上，变成了一块望夫石？
西大山的北面，就是牵牛盘。牵牛盘是一块山间平地，长满了青草，确实是个放牛的好地方。二爷爷年轻时在那里放过牛，他说那时候牵牛盘上有几十头牛，哞哞地叫成一片，热闹得很。后来牛少了，牵牛盘就荒了，长满了野草和灌木，很少有人去了。
牵牛盘的下面，就是王八炕和狼洞拉子。这两个地方，我小时候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跟着大人去的，自己不敢去。王八炕那块大石头，确实像一只趴着的乌龟，石头上有一个凹坑，凹坑里有水，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泉水。狼洞拉子的山洞，我进去过一次，是跟二爷爷一起去的。山洞不深，里面黑漆漆的，有一股潮湿的霉味。二爷爷用手电筒照了照，洞壁上有些爪痕，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留下的。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我们就出来了。
从碾子沟往南走，翻过一道山梁，就是南盘道。南盘道是一条山路，弯弯曲曲地盘在山上，路面铺着碎石，走起来咯吱咯吱地响。这条路是当年从碾子沟去八虎屯的必经之路，后来修了公路，走的人就少了。二爷爷偶尔还会走这条路，去八虎屯看望老邻居。我跟着他走过几次，路不好走，但风景好。站在南盘道上，能看到山下的八虎屯，房子像火柴盒一样小，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好看得很。
再往南，就是老石小拉子了。那是一片石砬子，石头风化得很厉害，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走在下面要格外小心。二爷爷每次经过老石小拉子，都要抬头看看上面，然后加快脚步走过去。他说：“这地方邪性，说不定啥时候就掉下一块石头来，砸着可不是闹着玩的。”
碾子沟的山水，二爷爷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地名、那些故事、那些画面，依然清晰得像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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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根
一、父亲的手
父亲在碾子沟安顿下来之后，开始跟着二爷爷种地。
他不是那种天生的庄稼人——他在伊春长大，虽然也干过农活，但不如二爷爷那样得心应手。但他肯学、肯干、肯吃苦。二爷爷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从来不嫌烦。
父亲的手，是我见过的最粗糙的手。
那双手，骨节粗大，皮肤黝黑，掌心里布满了老茧，像一块砂纸。手指头又粗又短，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土。冬天的时候，那双手会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里面的红肉，看着就疼。但父亲从来不叫疼，他只是每天晚上用热水泡一泡，抹点蛤蜊油，第二天照样干活。
这双手，握过枪——在部队的时候，他握过步枪、握过冲锋枪，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向土匪射击过。
这双手，抡过镐——在西北的戈壁滩上，他抡着镐头挖路基、铺铁轨，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这双手，打过石头——在南岔的采石场，他抱着风钻打眼放炮，把一块块大石头崩成小块，再装上卡车运走。
这双手，也扶过犁、撒过种、锄过草、割过地——在碾子沟的黑土地上，他像太爷爷一样，用双手在土里刨食。
这双手，还抱过我——我小时候，他经常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碾子沟的山路上走来走去。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手托着我，我不会掉下来。
父亲的话不多，和二爷爷一样，是个闷葫芦。但他偶尔也会跟我讲一些他年轻时候的事——当警察的事，当兵的事，在西北修铁路的事。他讲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听得出来，那些平淡的语气下面，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
“在内蒙古剿匪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我们一个排追一股土匪，追了三天三夜，追到一个山沟里。土匪躲在山洞里，不出来。排长让我们往洞里扔手榴弹，扔了好几颗，里面没动静了。我们进去一看，十几个土匪，炸死了七八个，剩下的几个也受了伤，老老实实地投降了。”
“你不怕吗？”我问。
“怕啥？”父亲说，“当兵的，怕死就别当兵。”
他又说：“在西北修铁路的时候，那才叫苦。戈壁滩上，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冷得要死，风沙大得能把人吹跑。有时候刮沙尘暴，天昏地暗的，面对面都看不见人。我们就在那种地方干活，一干就是好几年。”
“你们吃啥？”
“吃啥？压缩饼干、罐头、咸菜疙瘩。有时候补给跟不上，就吃野菜、吃草根、吃骆驼刺。骆驼刺知道不？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浑身是刺，但根能吃，嚼起来又苦又涩，跟嚼树皮似的。”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抱怨的表情。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需要建设，需要修铁路，需要开发大西北，他是当兵的，当兵的就该冲在前面。
这种朴素的信念，和二爷爷对土地的感情，和太爷爷闯关东的勇气，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往死里干”的人，不抱怨，不退缩，不后悔。
二、母亲的笑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父亲沉默寡言，母亲话多；父亲严肃认真，母亲爱说爱笑。
母亲的笑，是碾子沟的一道风景。
她的笑声脆生生的，像夏天里咬了一口黄瓜，嘎嘣脆，透着一股子爽利。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嘴角往上翘，露出两颗小虎牙，好看得很。村里人都说：“老于家那个媳妇，笑得真好看。”
母亲的笑，不只是好看，还很有感染力。她一笑，身边的人也跟着笑。有时候家里气氛不好——比如二爷爷和二奶奶拌嘴了，或者父亲干活太累了心情不好——母亲就笑嘻嘻地凑过去，说几句笑话，或者讲个村里的新鲜事，三言两语就把气氛缓和了。
二奶奶最喜欢母亲这个性格。她说：“长江媳妇这人好，没心没肺的，不藏事，跟她在一起不累。”
母亲确实不藏事。高兴了就笑，不高兴就说，从来不憋在心里。她和二奶奶处得像母女一样，两个人一起做饭、一起喂鸡、一起纳鞋底、一起说闲话。有时候二奶奶念叨我太淘气，母亲就说：“娘，你别惯着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她跟着父亲叫二奶奶“娘”，二奶奶听了心里美得很。
母亲和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他们的感情很好。父亲在外面干活，母亲在家里操持，两个人配合得默契。父亲累了，母亲给他倒水、捶背、说笑话；母亲烦了，父亲就默默地帮她干活，或者带她去山上走走，采一把野花回来插在瓶子里。
我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二爷爷坐在炕头上，二奶奶坐在他旁边，父亲和母亲坐在对面，我坐在中间。炕桌上摆着几样家常菜——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炒鸡蛋、蘸酱菜，主食是粘豆包或者苞米面饼子。二爷爷喝一小盅白酒，二奶奶给他夹菜，父亲默默地吃，母亲一边吃一边说笑，我则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东西。
那样的日子，简单、朴素、温暖。
三、亲奶奶
我的亲奶奶王氏，自从改嫁到伊春之后，就很少回吉林了。
她在伊春跟着李大包过日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李大包是个剃头匠，手艺不错，在伊春的街上开了一个小理发铺，虽然挣不了大钱，但温饱不成问题。奶奶在理发铺里帮忙，给客人洗头、烧水、打扫卫生，也学会了理发的手艺。
她在伊春又生了几个孩子——都是李大包的。那些孩子，算是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和于家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父亲对亲奶奶的感情，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理解奶奶当年的选择——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活下去都成问题，改嫁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心里多少有些怨——奶奶改嫁的时候，把他和姑姑带走了，却把大伯留在了吉林。大伯一个人留在二爷爷身边，虽然二爷爷对他不错，但毕竟不是亲爹亲妈。大伯后来去了新疆，几十年不回来，和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
父亲很少主动提起亲奶奶。每年过年的时候，他会给伊春寄一封信，问候一下。偶尔也会收到奶奶的回信，信里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李大包的理发铺生意如何，哪个弟弟妹妹结婚了，哪个弟弟妹妹生孩子了。父亲看完信，沉默一会儿，把信收好，什么也不说。
有一年，亲奶奶回了一趟吉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但精神还好，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她坐在二爷爷家的炕上，和二爷爷、二奶奶聊了很久。他们聊的都是些陈年旧事——太爷爷的事，于德林的事，南沟的事，八虎屯的事。聊着聊着，奶奶哭了。
“我对不起德林，”她说，“他走了，我没能守住这个家。”
二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说：“别说那些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在伊春过得好就行。”
奶奶擦了擦眼泪，点点头。
那天晚上，奶奶住在我们家的西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她和母亲聊了大半夜，说的什么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她走的时候，摸了摸我的头，说：“小三儿，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你于家的根。”
这句话，和太爷爷临终前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奶奶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吉林。她在伊春一直住到去世，走的时候，身边是李大包和她在伊春生的那些孩子。父亲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一个人走到西大山上，坐了一下午。
他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
四、姑姑
姑姑于长英，是亲爷爷于德林的小女儿，我父亲的亲妹妹。
她跟着奶奶去了伊春之后，在李大包的理发铺里长大。姑姑的性格像奶奶，泼辣能干，说话办事利利索索。她十几岁就开始在理发铺里帮忙，学会了理发的手艺，比李大包理得还好。
姑姑后来嫁了人，嫁的是伊春本地的一个林业工人，姓什么我忘了。姑父在林业局上班，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对姑姑很好。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在伊春安了家。
姑姑和父亲的关系很好。虽然一个在伊春，一个在吉林，但两个人经常通信。姑姑在信里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孩子上学了，姑父升职了，家里的菜园子种了什么菜，街上的哪家店铺新开张了。父亲的回信总是很简短，但姑姑从来不嫌短，她说：“二哥这个人，话少，但心里有数。”
有一年，姑姑带着孩子来碾子沟走亲戚。那是夏天，杏树上的杏子正好熟了，黄澄澄的，挂了一树。姑姑看到那棵杏树，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这杏树真好看！我在伊春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杏树！”
二奶奶从屋里端出一盆洗好的杏子，招呼姑姑吃。姑姑咬了一口，眯起眼睛：“甜！真甜！”
那天下午，姑姑和母亲坐在杏树下聊天，聊了一下午。她们聊的都是女人的话题——婆媳关系、夫妻相处、孩子教育、针线活计。我在旁边玩，偶尔听一耳朵，听不懂，但觉得她们聊得很开心。
姑姑走的时候，二奶奶给她装了一大包东西——粘豆包、酸菜、干蘑菇、松子、榛子，还有一袋子杏干。姑姑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她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碾子沟，说：“二婶，我以后常来。”
但她没有常来。伊春到吉林的路太远了，来一趟不容易。后来姑姑的年纪也大了，腿脚不方便，就更来不了了。父亲每年过年的时候给姑姑打电话——后来有了电话，就不用写信了——两个人在电话里聊几句，问问身体怎么样，孩子们怎么样，然后就挂了。
父亲放下电话，有时候会叹一口气，说：“你姑姑也老了。”
五、伊春
伊春，这个地名，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存在。
我知道伊春在黑龙江，是林区，有很多树，有熊和老虎，冬天比吉林还冷。父亲偶尔会提起伊春——双子河的警察局，南岔的采石场，浆子果子铺，李大包的理发铺。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那是一种既亲切又疏离的感觉，像在说一个和自己有关但又隔着一层的东西。
伊春是父亲长大的地方，但不是他的根。他的根在山东登州府，在八虎屯南沟，在碾子沟。这个根，是太爷爷于德水扎下的，是二爷爷和二奶奶守护的，是父亲自己用半辈子的漂泊和奋斗确认的。
一九五八年，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离开伊春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做了一个决定——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他离开了自己长大的地方，回到了祖辈扎根的地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当年父亲没有离开伊春，我会在哪里长大？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父亲没有回来，我就不会在碾子沟度过那段快乐的童年，就不会有二爷爷和二奶奶的宠爱，就不会听到那些关于太爷爷、关于“打官场”、关于闯关东的故事，就不会有今天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的我。
命运是一条河，我们都是河里的鱼。有时候我们逆流而上，有时候我们顺流而下，但不管怎么游，都离不开这条河。
于家的这条河，从山东登州府出发，流过了渤海湾，流过了辽河平原，流过了松花江畔，在八虎屯南沟拐了一个弯，在碾子沟又拐了一个弯。每一道弯，都有一代人的付出；每一段河床，都有一代人的血汗。
太爷爷于德水是第一个摆渡人，他把于家从山东摆渡到了东北。
二爷爷于德福是第二个摆渡人，他把于家的根从南沟移到了碾子沟，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守住了这个家。
父亲于长江是第三个摆渡人，他从伊春回到碾子沟，接过了二爷爷的锄头，在碾子沟的黑土地上继续耕耘。
而我，于长林，是这个家族故事的记录者。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摆渡人，但我愿意用这支笔，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先人走过怎样的路，这个家族的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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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的二爷爷于德福在碾子沟的老屋里去世了。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小米粥，和二奶奶说了几句话，然后像往常一样睡下了。第二天早上，二奶奶叫他起来吃饭，叫了几声没有应，推了推他，身子已经凉了。
父亲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干活。他扔下锄头，一路跑回家，跑进二爷爷的屋里，跪在炕前，叫了一声“爹”，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二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和太爷爷于德水一样的岁数。
他这辈子，没有亲生儿女，但他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了大伯和我父亲。他对大伯，是那种深沉如山的父爱——严格、沉默、不轻易表露。对我父亲，是那种温和如水的父爱——包容、宽厚、润物无声。而对我，他更是把所有的慈爱都倾注了出来——我是他的眼珠子，是他心尖上的肉。
二爷爷下葬那天，碾子沟下了很大的雪。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山川、田野和村庄，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银白。父亲的头发上、眉毛上、肩膀上全是雪花，他站在二爷爷的坟前，一动不动，像一棵扎根在雪地里的老树。
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二爷爷的坟，想起他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小三儿，好好过日子。”
就这五个字，没有别的。
二爷爷走后，二奶奶一个人住在碾子沟的老屋里。父亲和母亲想把她接到城里来住，她不肯。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碾子沟。这地方是我和你爹一起建的，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二奶奶在碾子沟又住了十年。九十多岁的时候，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腿脚不利索了，耳朵也背了，眼睛也花了。但她还是不肯离开。父亲没办法，只好每天往碾子沟跑，给她送饭、送药、烧炕、收拾屋子。
二奶奶走的那天，是春天。院子里的杏树开了花，粉白色的花瓣在风中飘落，像一场无声的雪。她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的杏花，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回忆什么。
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你太爷爷来接我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也许她真的看到了太爷爷于德水，骑着青牛，从金光中走来，接她回家。
二奶奶走后，碾子沟的老屋就空了。父亲偶尔会回去看看，打扫一下卫生，烧一烧炕，在杏树下坐一会儿。但那棵杏树已经老了，树干空了心，枝叶也稀疏了，每年春天还能开一些花，但不如从前多了。
我也回去过几次。站在碾子沟的山坡上，看着西大山、牵牛盘、王八炕、狼洞拉子、南盘道、老石小拉子——这些地名，这些地方，像一本打开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于家的故事。
太爷爷从山东登州府闯关东而来，在南沟开荒种地，“打官场”的故事传为佳话。
亲爷爷于德林在日本投降那年死于雷管爆炸，留下了孤儿寡母，也留下了一个家族的伤痛。
大伯于长河抗美援朝后去了新疆，在祖国的边疆扎下了根。
父亲于长江从伊春回到碾子沟，接过了二爷爷的锄头，在碾子沟的黑土地上继续耕耘。
而我，于长林，在这个家族的庇护下长大，如今坐在书桌前，把这些故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几代人中，总有一代人要为整个家族付出。
太爷爷付出了他的青春和汗水，在于家的历史上写下了开篇。
二爷爷付出了他的一生，守住了于家的根。
父亲付出了他的漂泊和奋斗，让于家在新的时代里站稳了脚跟。
而我呢？我能为这个家族付出什么？
也许，就是这些文字吧。
把这些快要被岁月掩埋的故事记录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先人走过怎样的路，这个家族的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精神。
这，就是我作为于家子孙的使命。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夜已经很深了。我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看着桌上太爷爷、二爷爷、父亲的照片。三张面孔，三代人，三种不同的命运，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条线，就是家族。
那条线，就是根。
那条线，就是我们于家人代代相传的血脉和精神。
太爷爷，二爷爷，父亲，你们放心吧。你们付出的一切，我都记在这里了。于家的故事，不会断。于家的根，不会断。
就像太爷爷当年站在南沟的地头上，抓一把黑土，对自己说的那句话——
“就是这儿了。”
我们于家的根，就是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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