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

            ——《三人谈艺录》读后感言                                          

                           白  烨

     阎纲、杨生博、王满院合著的《三人谈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值得一读的好书。书的选题很好，装帧素雅，印制精美，搭眼一看，就会喜欢。读了以后更是惊喜连连，甚至令人震撼。这本书不只是三人谈艺，不只是书信文体，也不只是理论批评，它在多方面都有融合和超越，很难说清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这恰恰是一本好书的特点。要向作者阎纲先生，杨生博和王满院表示敬意，向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表示祝贺！  

    看到周明先生为书作的序文，我有些意外，这个序也构成了书的一个亮点。周明的序不长，但点到的都是要害，如文学神圣、薪火相传，县域文化的珠玉之论等等，周明已经离开了我们，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友们打招呼，是他的绝笔之作，谈他的序文，令人感慨，也令人感念。  

     这本书读后有很多感想与收获，梳理种种感受，印象较为深刻的主要的是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谈文述事，文心与乡情相融合。

     这本书的主要意图之一，是通过书信交流与三方对谈的方式，记述阎纲晚年回乡之后的文学生涯。这一点很好的实现了，阎纲回乡已经8年，了解情况的知道他没有闲着，不了解的人以为他和一般老人一样马放南山，告老还乡。这本书记载了阎纲主编《礼泉作家论》，指导本地作家的写作，点评业余作者的作品等许多事情。书中有一文说他重点指导过12位作家，点评过200多位作家的作品，这是多么繁重的工作，多么沉重的负荷。但他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他有一颗热辣滚烫的热心，更有不厌其烦的耐心和推心置腹的诚心。阎纲老师长时期的晚睡早起，不辞辛劳已成了习惯。这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来说，几乎是在拼老命。看到这些，我不能不感动，不能不震撼，不能不叹服，但也不能不感到心疼。他不能再这样不顾身体地拼命了。因此，我在这个场合郑重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这次会议后阎纲老师要慢下来，缓一缓，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拿出更多的精力去调理身体和休养身心。二是恳请本地的作家文友也尽量少找阎纲老师，不要什么事都去找他。跟文学有关的事，也可以找王海、杨生博和王满院，他们都有能力提供帮助，要尽量让阎纲老师多一点休养的时间。

     阎纲倾尽心力关注本土文学，扶持本地作者，在我看来是文心与乡情的融合，是他热爱文学的初心与热爱家乡的真情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契合点。他推介作品，提携作家，既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家乡。现在看来，他的劳作如他所愿，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礼泉县作者乃至咸阳地区的作者，都已形成了一定的阵势，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不断涌现。关键还在于在阎纲老师的提携之下，礼泉县的作者都有显而易见的进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是县域文学必然会有更大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从阎纲全心致力于业余作者的发现、扶持、培养上，还看到了其中潜藏的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他在回归礼泉的这八年里。实际上在认真地从事着文学的普及工作。文学的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他对文艺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我们在当代时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重视文学的普及工作。在文学体制之内，基本上是只抓文学的提高，不怎么抓普及，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普及基上是缺失的。我认为目前正在兴起的“新大众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普及工作长期忽视的一种反驳。组织不抓普及，大众自我普及，这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意义。阎纲这些年的工作，面向乡土，面向基层，培养和扶持了许多文学新人，就是在践行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理念，把提高与普及统一起来，而且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提高与普及都是“向着人民”，朝着大众。阎纲从事普及工作并做出成绩，使提高与普及成为一个整体的县域文学，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说艺论理，为文与为人相统一。

   《三人谈艺录》中谈写作技艺，说创作要义，包括谈读书体会，评各类作品，都涉及或指向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一个文学人。这实际上就把为文和为人有机地统一起来，或者说最后落脚到人的身上。比如讲到写作，既强调细节的真实，更强调情感的真诚，肯定和倡导写真实，讲真话，诉真情，以及彼此的融合与统一。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作家的主体修为与主体性问题，还有现实主义文学，除了现实主义手法，还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问题。这些都与作者自身的情感、胸怀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三人谈艺录》中许多地方，都有阎纲关于作家自己的认识、作家主体的思想，决定作品的艺术高度的问题的看法，以及另两位作者在这一方面各自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从这些言谈与言论中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推手是如何在传授现实主义要义方面的苦心孤诣。阎纲从开始从事文学评论以来，一直秉承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与精神，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开路者与辩护者。《三人谈艺录》讲到的阎纲为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声疾呼，极力辩护，就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仗义执言的突出事例。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不知凡几，比比皆是。

   《三人谈艺录》一书中，阎纲谈艺论道，说文论理，其基本精神是坚守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与要义。杨生博、王满院两位作者在阎纲老师指导传授下，无论是谈及自己的创作，还是品读他人作品，也都紧贴现实主义手法，靠近现实主义精神。这种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传授与学习，对于其他作家或从事文学的创作者与爱好者，都应该有所启发，有所教益，对于当代文学的继往开来也很有裨益，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总之，这本书可以谈论和解读的地方很多，我只谈了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感受最为突出的。可以肯定地说，《三人谈艺录》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  

  （根据白烨先生2026年3月20日在“致敬文学一一《三人谈艺录》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经本人审定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