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的夏天,阳光透过端芬中学的梧桐叶,洒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于我而言,这不仅是毕业季的告别,更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启。彼时,父母最大的心愿,便是让我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一门扎实的手艺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父亲思虑再三,决定让我学习裁缝制衣技术,既源于他对这门手艺的认可,更因为家中藏着一位“宝藏师傅”:我的叔公是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老裁缝。
叔公的手艺早已名声在外,经他缝制的衣物,版型规整、针脚细密,邻里乡亲都赞不绝口。当父亲带着我登门求教时,叔叔欣然应允,让我住进他家,以便随时教导。对于制衣行业,我此前毫无涉足,堪称一张纯粹的“白纸”:不懂布料的特性,分不清缝纫针的型号,甚至连缝纫机的开关都不知如何操作。但我深知,这份学习机会承载着父母的殷切期望,而自幼孝顺的我,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辜负家人的嘱托。
学习的日子,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便起身来到叔公的工作间,先把地面清扫干净,将裁剪好的布料整齐地铺在裁床上,再逐一检查缝纫机:给底线盒装满线,调整好皮带的松紧,在各个转轴处涂上滑油,确保机器运转顺畅。等这一切收拾妥当,其他学徒才陆续赶来。师傅授课时,我总是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手里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直线缝纫的力道控制、转弯时的车速调节、锁边的针法技巧……但凡师傅提及的要点,我都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晚上回到住处,别人早已休息,我却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反复翻看笔记,在脑海中复盘白天学到的内容。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从不拖延,第二天一早就主动向师傅请教,直到完全弄懂为止。制衣学习没有捷径,唯有反复练习。从最简单的缉直线开始,我不知缝坏了多少块边角料,手指被针扎破更是常事,但每次都只是简单包扎一下,便又拿起针线。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开男装裤尾袋。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剪刀要从袋口最宽处下刀,顺势剪出三个规整的三角,全程必须一刀成型,绝不能重复裁剪,否则布料会起毛,影响美观;缝制时,三角折边要挺拔笔直,针脚间距需均匀一致,这样成品的袋口才会平整精致,不易变形。为了练好这门手艺,我主动向师傅要了许多废弃布料,反复裁剪、缝制,不知剪烂了多少块布,手指被剪刀磨出了厚茧,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诀窍。当我拿着自己缝制的第三十个裤袋递给师傅时,看到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轻轻点了点头,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心中满是难以言喻的喜悦。
另一道难关是制作唐装纽扣。这种纽扣需先将布条车缝成细带,再手工打结定型,要求结体饱满、大小均匀。起初,我总是掌握不好力道,结打得要么松散要么歪斜,手中的锥子更是不知多少次扎进指尖,鲜血顺着指缝渗出,疼得我直咧嘴。但我从未想过放弃,擦掉血迹,继续练习。慢慢地,我的手法越来越熟练,打出的纽扣也越来越标准。后来市面上出现了指套,我立刻买了一个戴上,虽然手指不再轻易受伤,但那些曾经的伤口,都成了成长的勋章。
凭借着这份执着与刻苦,我不仅熟练掌握了裁衣、车衣、上裤链、开裤袋、车衣领等基础技能,还能独立完成一件衣服、一条裤子的制作,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专业缝纫师。但我并未满足于此,看着师傅缝制的西装挺括有型,我又萌生了学习做西装的念头。要知道,八十年代的手工西装,没有如今的衣托辅助,全靠手工塑形:用衣扑反复熨烫布料,让面料贴合人体曲线,肩扑的搭配更是考验功力,每一针一线都要精准到位,才能保证西装的挺括与舒适。学习西装制作的那段日子,我的手被针扎得像蜂窝一样,但我咬牙坚持,三个月后,我终于能独立制作出版型周正的西装,成为了一名技术出色的缝纫工人。
精湛的手艺,当时民营企业都要技术人员,当时我选择到标新制衣厂工作,从事制衣行业一年多,我每月能有三十到五十元的收入。在八十年代初,这无疑是一笔不错的薪水,不仅让我实现了经济独立,也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我家兄弟姐妹多,家里缝缝缝补都是我负责,家庭上床单枕套手套都是我负责责缝制,平时还利用碎片边料把它剪成三角形把不同颜色边料镵成枕套被子,缝合出来的被子成为一种时尚,在我勤勤恳恳努力下,总是车很多手套枕套,把多余送给亲戚及村中叔伯婶姆,有时候他们衣服破了拉链烂了我无偿帮他们缝补,在我叔公精心培育下我成为了当时年轻制衣能手,成为父母引以为傲。
朱惠怡,广东台山市人,高中学历,广东台山市紫阳文华促进会副会长,当代华夏精品文学艺术协会、四川金榜头条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会员,台山市文艺评论协会顾问,台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台山市摄影协会会员,作品在《网络精品文艺》《当代中国文学》《台山市文艺精品精选集》《台山市文联》《大湾区时报》《冲蒌文艺》《台山伍趣轩》等刊物发表作品,且多次获奖,深受读者好评,被台山市文联评为优秀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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