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圭卿同志1947年在工商局工作，有幸接触到他的材料，整理如下：我在长清县工商局做一、二区（主要是二区）工商事务所的领导工作，二区委会在区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在集中重兵大举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同时，重点进攻我山东。长清北临济南，西靠黄河（河西是冀鲁解放区），国民党第五军压境，封锁黄河，切断我与河西的联系。在境内纠集地主还乡团，安设以乡、镇为基点的据点，梦想一举消灭长清的革命力量。

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党委遵照中央关于"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于是年春决定，除留少量的精干武装小分队继续坚持斗争外，组织大部人员绕泰山、济南以东向黄河西作战略转移。我是确定留下同二区区委一起坚持地下斗争的。虽然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但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党员群众的支持，仍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群众开展斗争。长清的贫雇农基本群众和地下党员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以下地、上山干活的方式为我们送饭送水、传递情报，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山坡上为我们挖洞，以备敌人"围剿"时我们躲藏。白天为我们侦察情况，晚上同我们一起贴标语、袭击敌人。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我们没有离开他们，也就自然地鼓舞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从而保卫了群众的利益。有一次，我和副书记褚宪民同志（坟台村人，现在上海，已离休）住在月庄村党员丁忠同志家里，刚吃过早饭，家人说，敌人进村了。丁忠同志立即把我们用辘辘绳绞着送下他早已挖好的、几丈深的水井下离水面不远的一个洞里。中午把饭用水桶给送下去，待下午敌人走后又把我们绞上来。涧东村一位贫农在他的牛棚里以每天挖土垫栏的方法挖了一个土井，井底通向屋外的柴禾垛，以透气。

在敌人搜索时，他把我和宪民同志送下井内盖上牛粪，以免遭敌害。在距县城只有十来里路远的国家庄是敌人驻地，我和王雨村同志（后刘街人，后在坦山反"围剿"中牺牲了）插到国庄后街姬光辰同志家，由姬光辰同志带路把警告敌人的宣传材料贴在敌乡公所附近墙上或撒在通往长清城的大道上，并由光辰同志找到该敌乡内一个叫国孟林（曾参加过我军）的人，向他讲明党的政策，使其立功赎罪，以分化瓦解敌人。

有一次，我和副区长王新庭夜间插到国庄前街国松年同志家，了解敌情后天近黎明，又转移国庄以西的朱家寨村。该村是我的家乡，为了避开敌人和便于活动，住进靠村边的高家顺大爷家里。次日晨由家顺大娘告知我母亲，让她二人在外面井边以洗衣服为名为我们放哨，探听情况。

两位老人见我们长期过战争生活而瘦弱的面孔，为我们做了油饼等好吃的饭食。午后不久，两位老人慌慌张张跑进屋里说："敌人正在挨户翻粮食，怎么办？"我们立即整装提着匣枪准备越墙至北邻，在刚要走之际，一敌兵进入院内。我们是有准备的，我当即向其开枪，未命中，敌人仓皇逃出。我们抓紧时间翻越两三米高的几道院墙，又跑到住在村外的一位老伯家，暂作隐蔽后，化装成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安全脱险。解放后，他任教员，现在历城县白马山中学任教。我们走后，敌人把家顺大爷的儿子高庭祥和我父亲高家琛抓去，关进县城监狱里，受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虽然付出了家父被抓的沉重代价，但在震慑敌人方面却收效很大。此事件以前，敌人自认为距城近，我们不敢去活动，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晚上可以在据点以外住宿睡大觉。自此以后，敌人天不黑即龟缩到据点里不敢出来，确实是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通过褚家集村一个叫王振银的敌兵转告敌人："你若杀死我父亲，你们也有家属，我可以杀你们的家属。"迫敌人于数月后把我父亲释放了，把抓去的我那位庭祥弟弟强编入其部队，在与我军作战中，庭祥弟弟逃回家。

是年冬，形势日趋恶化，对于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保长、保丁若不除掉他，对革命活动极为不利。沙河辛庄敌保长刘兆奎曾任过村长，对我军政情况比较熟悉。任敌保长后，纠合还乡团将我大批粮食等物资献给敌人，并极力迫害经常同我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区委决定除掉他。因我在他家住过，对他的住处等较熟悉，确定由我带几名精干人员进院抓捕，区委其他同志在外放哨等候。刘自知有罪恶，怕我们捕他，把其睡觉的屋门用大木棍门的紧紧的。

我们撞门未成，遂即破窗，几脚就把窗户踢了个大窟窿。我钻进去把门打开，随我去的几位同志由门进入，我们挨屋找，只见刘妻和他的女儿在床上，床上放着刘的衣服，还有一颗手榴弹，这才发觉北墙上有个壁橱破了。刘听到我们撞门和破窗户声就逃跑了。未捕到刘，便将刘妻和其女带出，带到山里安全地方进行政策攻心教育，让她们规劝刘不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将她们放回后，刘的反动活动有所收敛，也同时震慑了其他村的敌保人员。

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同组织失掉联系，自找门路隐蔽着。党组织很关心这些同志的安危。县委组织部有位唐俊亭同志（唐李庄人，调县前任过二区委组织委员、书记，解放后调安徽，现离休），很长时间组织上找不到他。党委令我和王雨村去寻找他。我知道他的家，估计他不在他岳父家（石官庄村），就是藏在自己家里。我们夜间越墙去他家。他家狗可能因为他经常越墙回家，把我们误为其主人，见我们越墙不但不咬，反摇尾相迎。我们进屋后，向其母说明组织上关心的意图，其母可能怀疑我们叛变了去诱骗儿子，坚决说其子从未回过家。在无奈下，只有留言告别，让他儿子去找组织。事后听其母亲讲，我们走后，她立即叫起俊亭同志说明此事，俊亭同段历史，我给他写了不能以变节论的证明。唐俊亭同志埋怨她不该瞒着他，立即出门追赶我们，未追上，又返回家去。

一个名叫张玉（徐家洼村人，当时任我工商所副主任的，平常工作积极，认为是个比较好的干部，但革命意志不坚定。有一天拂晓，在坦山他随我突围，南至孝里东山，危急隐蔽时，偷偷地溜回家向敌保长自首了。他自首后，领着敌人到翟庄一带去取我工商局存在那里的一部分武器和物资，并到我家去威胁我母亲，当即遭到我母亲的痛斥。解放后他逃往东北。1956年肃反运动中，当地政府找我查询此事，后对其定为叛党自首分子。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我终生难忘一位农民对我的支持和关怀。孝里一带的地理我不熟悉，在山上遇见这位农民，他说他是七区龙湾村人并认识我，是到孝里村给其姐姐家搞秋收的，叫我在山中隐蔽，他去其姐姐家给我拿饭。我当时有点怀疑他，莫非以此稳住我，领敌人来抓我。我口中答应，心中有数，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观察动静是否有人来。中午以后听到动静并有低低的"你在哪里"的呼叫声音，我探头瞅了一下，确是那位忠诚的农民，只身提着一把水壶，没见其他人跟随着，我放心了，便迎了前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玉米饼子连同水壶一起递给我。我都半天没吃饭的肚子早就饿啁啁地响，很快把饼子吃完，把水喝光了。到日落后，我才离开那里与组织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