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昆仑
朱海燕
1910年11月21日,江南无锡一个姓钱的人家,生下一个男孩,父亲给他取名仰先、哲良,字默存。待男孩一周岁时,父母让他“抓周”,他抓了一本书,这正是他一生钟情于书的恰切写照。从那时起,他改名“钟书”。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巨匠,他身兼学者、作家两重身分,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作为学术大师的广博和睿智,其为人为学,如奇峰突起,大海浩淼,被文化界誉为20世纪的博学鸿儒与文化昆仑。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成绩,与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其基础来源,由学校教育、家学和自学三个方面组成。他就读大学时,校长是罗家伦,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哲学系主任是冯有兰,给他授课的教授有陈寅恪、吴宓等人,皆是一时之选的顶级学者。这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对钱钟书知识结构的形成大有裨益。他自觉地进行中西文两路的进修,奋发不已。初露锋芒,被同学誉为清华“三才子”之首,另两位是考古大家夏鼐与历史家吴晗。他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伟志向。作家柯灵说: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涨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学为人,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分量。是的,纵观钱氏一生,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獄门,相隔一层纸。而钱钟书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荣名,一律处之泰然。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那些抄抄贴贴糊糊的文字寄生虫所能够企及的。钱钟书的存在,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这其中包括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乃至荣誉利益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他总能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
1946年,他写出《围城》,1947年,他写出《谈艺录》,1979年,整理完成《管锥编》。书名取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自谦小见之意。《管锥编》由781则札记组成,分10卷,用典雅的文言文分别评论《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中国古典要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历史、训诂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比较文学等等。气魄宏大,内容浩瀚,文采斐然,涉及作者4000多人。他以独立思考,深广忧愤的学术良心,注释历史、社会与人生。这是钱钟书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总体认识,是一部凝聚社会人生智慧的思想宝库,是中华文明殿堂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座高峰。
作为晚辈,我与钱钟书先生没接触却有联系,有联系却未能接触。
那是1987年夏日,我应约到吕正操将军家中,以为将军找我有什么事情,结果全是东拉西扯谈读书。将军读书涉猎甚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古今中外的问题,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天上一个问题,地下一个问题,跳跃腾挪,而没有逻辑关系,常常给人造成回答不出来的尴尬。将军说到钱钟书,他对钱先生大加赞赏。但将军没有《围城》一书,他让我给他购买一部钱先生的《围城》。将军说,如果买不到,就到钱先生家去求一本来。我离去时,秘书告诉了我钱先生的电话号码与家庭住址。
那时,《围城》仅出版了一次,非常奇缺,我在北京城内转了若干个书店,均没有购得。我不敢到钱先生家求书,他拥有甘饴寂寞,澹泊守自的学人品格及精神,孜孜兀兀,努力以赴,惜时如金,杜门寂处,足不出户,笔耕不辍,潜心读书研究,不爱应酬,不爱拜亲访友,客来常以病谢,积书多不作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曾有一位英国女士想拜访他,他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又何必要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对无事拜访者概置不理。他不攀龙附凤,不群趋若鹜,不随人俯仰,不巧宦曲学,不媚世苟合。对这样一位泰斗级学者,我怎敢上门打扰呢?但是吕正操将军交待我的事又必须完成。迫不得已,我给钱先生家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同志,许是杨绛先生。她问我:干什么?我答:找钱先生。她又问:你是谁?找他干什么?一连串的都是追问。我怕吃了闭门羹,只好抬出将军的大名。我说:吕正操将军想向钱先生求一本《围城》,跑了若干个书店都购买不到,想问一下先生,家里是否还有存书。
她不再追问了,忙喊钱先生接电话。
钱钟书先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说话爽快,没有拐弯抹角。短短的几句话,便可见先生之大气,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他说:我那书又不是畅销书,现在谁出啊,多少年前出的那个版本,我想买都买不到。他说,你把电话留下,我打听一下,哪里有书,再告诉你好不好?没有再见之类的客气话,钱先生便放了电话。先生历尽春秋,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淡淡毁誉,宠辱不惊,不蹈故常,绝傍前人。从电话中能感到他绝不左右逢源,装腔作势。他清如水,明如镜,绝少俗气。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还有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除此,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
过了十几天,钱钟书先生打来电话,他称我朱先生。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先生,虽是在电话里,闻得这个称谓我极不自然。电话那端,说这话的,是令中国文化界所有人高山仰止的人物。钱先生告诉我,你到王府井中华书局找一位姓陈的副总编辑,他那里还有部分《围城》的藏书,你到那里购买。未了,又跟进一句,向吕将军说,为他这本书,我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呐。又跟进一句亲切的话:欢迎来家作客啊!他放下了电话。这件小事使我感受到这位文化巨人的为人与办事,像他的文章,是那样一丝不苟。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性,与先生前后通了两次电话一事,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的温厚。再后,我没敢去烦扰先生。
吕正操将军为何非要读钱钟书的《围城》呢?《围城》是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讽刺杰作,常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小说借法国谚语提出的婚姻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并将扩展至职业理想人生境遇等一切追求与得失的悖论,揭示人类永恒的顾虑困境。《围城》的背景设定于抗日战争时期,既反映社会的动荡,也聚焦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与岁月中的无所适从。不仅是一部讽刺小说,更是一面照射人性普遍困境的镜子,它以精妙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与永恒的隐喻,让读者在笑声中反思自己的围城——无论是身处城内还是城外,清醒或许才是唯一的出路。
钱钟书的精神支柱是渊博与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览群书,文哲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看破红尘。他认为福过灾生,誉过谤至。计较这些,就会搅进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只有灵心慧眼,明辨深思,方能使自己站得高,看得远,因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就是钱钟书,就是独一无二的钱钟书。
钱氏健谈,口若悬河,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他的《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老左们的抨击,他根本置之不理,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
1984年,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次印刷,仅24000多册。那时,我正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中文系的老师把得到钱先生的《谈艺录》视为一种奢侈,认为拥有此书,便是获得一种至宝,教书便有了真底气,真本事。《谈艺录》写于1947年,没想到几十年后,它竟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我托了几个朋友,走了几个门子,方才在中华书局的书库中取得。那本定价3.25元的书,当时成为大学中文系老师的必读书。我有机会研读此书,当然是一种幸运。之后,去外地出差,我总携带此书,闲暇时,便捧读学习,可始终处在一知半解之中。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关于诗与史的论述,可谓精辟之至。先生说:谓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可也。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脱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后于史,自具本质。先生还说,史必证实,诗可凿空。此言越想越有味道,越想越觉深刻。我体味到,会写诗的人,未必会写史性的新闻,会写新闻的人未必会写凿空的诗句。将二者结合起来,难度很大。一搞新闻的人若是真的将其结合起来,离新闻上的成功恐怕已经不再遥远。
读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感到他的博大精深,无法用语言形容,体会到他的如此之博方为博,如此之大方为大,如此之精方为精,如此之深方为深。在学问面前,被称为大师的人太多,而钱先生则是没有一点水分的大师。先生写作《管锥编》时,夫人杨绛刚从干校回来,没有住处,他们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又当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作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是世界的孤例。了解钱先生的人披露,先生家中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他写下的那些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所需的引文,都是靠他的记忆广博。据为《管锥编》查对材料的人说,该书引文书籍多达2000多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方典籍在内。他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有人说,他的记忆力自苏东坡之后,怕是无人可比。乔冠华是世人翘首称赞的大才子,却发出这样的感叹: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是怎么生的,过目不忘。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说话是一大乐趣,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谈艺录》《管锥编》的文字是地道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有人问先生,这两部学术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先生回答: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思想。话虽简单,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读书札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字形式,笔精墨妙,挥洒由己,以简驭繁,有余不尽,古往今来,妙文不绝。但五四开始白话文之后几成绝响。钱钟书先生以最绝妙的文字,凝聚长年累月的思考,将浩荡如海洋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嘉惠后人的功德之作。
钱先生为文化做贡献的岁月里,没忘保护自己。尤其是文化巨人,树大招风,若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同样会遭灭顶之灾。他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太险恶了,所以就多加防范。他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只有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人与魔鬼并存的世界。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时代,头发一旦被魔鬼抓住,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无论你是怎样的文化巨人,都难以幸免。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是钱钟书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所以他不喜欢见人,不爱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他不给魔鬼侵身的任何机会。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还兼任各学术团体的顾问,但这些单位开会,从来不见他的身影。不参会就不发言,不发言,就抓不住他的辫子。在祸从口出的时代,了解了钱先生的防范之心,便了解他的《管锥编》为何选择文言文,为什么像建构坚固的长城一样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么险恶,他就布置一道常人无法理解的文言文将自己保护起来。但是,当进入《管锥编》深渊,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宝库,而是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是散钱的失串,是古董的揉合,但著名学者刘再复却认为,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点评,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它是一个大链条,贯穿中华文化的内在的大动脉。深入进去,才感到《管锥编》深渊的美妙。那是学问的高山,那是文化的最壮美的一道风景。
钱先生是这百年之内中华民族的学术巨人,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但他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他认为,不值得让别人迷信。不管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他还说: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这句话,就感到这才是钱钟书的性格,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砌的话。难怪有人说他尖刻。然而,这话也表明为了自己的安宁与高洁,他对自己都不留情面。他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成为一座文化昆仑。相对与另外一些人,自己或他人把自己吹的如何如何之高,最终也只是一把黄土而已。虚名与迷信永远不会筑成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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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