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昆仑

朱海燕

1910年11月21日，江南无锡一个姓钱的人家，生下一个男孩，父亲给他取名仰先、哲良，字默存。待男孩一周岁时，父母让他“抓周”，他抓了一本书，这正是他一生钟情于书的恰切写照。从那时起，他改名“钟书”。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巨匠，他身兼学者、作家两重身分，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作为学术大师的广博和睿智，其为人为学，如奇峰突起，大海浩淼，被文化界誉为20世纪的博学鸿儒与文化昆仑。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成绩，与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其基础来源，由学校教育、家学和自学三个方面组成。他就读大学时，校长是罗家伦，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哲学系主任是冯有兰，给他授课的教授有陈寅恪、吴宓等人，皆是一时之选的顶级学者。这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对钱钟书知识结构的形成大有裨益。他自觉地进行中西文两路的进修，奋发不已。初露锋芒，被同学誉为清华“三才子”之首，另两位是考古大家夏鼐与历史家吴晗。他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伟志向。作家柯灵说：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涨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学为人，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分量。是的，纵观钱氏一生，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獄门，相隔一层纸。而钱钟书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荣名，一律处之泰然。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那些抄抄贴贴糊糊的文字寄生虫所能够企及的。钱钟书的存在，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这其中包括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乃至荣誉利益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他总能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

1946年，他写出《围城》，1947年，他写出《谈艺录》，1979年，整理完成《管锥编》。书名取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自谦小见之意。《管锥编》由781则札记组成，分10卷，用典雅的文言文分别评论《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中国古典要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历史、训诂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比较文学等等。气魄宏大，内容浩瀚，文采斐然，涉及作者4000多人。他以独立思考，深广忧愤的学术良心，注释历史、社会与人生。这是钱钟书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总体认识，是一部凝聚社会人生智慧的思想宝库，是中华文明殿堂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座高峰。

作为晚辈，我与钱钟书先生没接触却有联系，有联系却未能接触。

那是1987年夏日，我应约到吕正操将军家中，以为将军找我有什么事情，结果全是东拉西扯谈读书。将军读书涉猎甚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古今中外的问题，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天上一个问题，地下一个问题，跳跃腾挪，而没有逻辑关系，常常给人造成回答不出来的尴尬。将军说到钱钟书，他对钱先生大加赞赏。但将军没有《围城》一书，他让我给他购买一部钱先生的《围城》。将军说，如果买不到，就到钱先生家去求一本来。我离去时，秘书告诉了我钱先生的电话号码与家庭住址。

那时，《围城》仅出版了一次，非常奇缺，我在北京城内转了若干个书店，均没有购得。我不敢到钱先生家求书，他拥有甘饴寂寞，澹泊守自的学人品格及精神，孜孜兀兀，努力以赴，惜时如金，杜门寂处，足不出户，笔耕不辍，潜心读书研究，不爱应酬，不爱拜亲访友，客来常以病谢，积书多不作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曾有一位英国女士想拜访他，他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又何必要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对无事拜访者概置不理。他不攀龙附凤，不群趋若鹜，不随人俯仰，不巧宦曲学，不媚世苟合。对这样一位泰斗级学者，我怎敢上门打扰呢？但是吕正操将军交待我的事又必须完成。迫不得已，我给钱先生家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同志，许是杨绛先生。她问我：干什么？我答：找钱先生。她又问：你是谁？找他干什么？一连串的都是追问。我怕吃了闭门羹，只好抬出将军的大名。我说：吕正操将军想向钱先生求一本《围城》，跑了若干个书店都购买不到，想问一下先生，家里是否还有存书。

她不再追问了，忙喊钱先生接电话。

钱钟书先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说话爽快，没有拐弯抹角。短短的几句话，便可见先生之大气，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他说：我那书又不是畅销书，现在谁出啊，多少年前出的那个版本，我想买都买不到。他说，你把电话留下，我打听一下，哪里有书，再告诉你好不好？没有再见之类的客气话，钱先生便放了电话。先生历尽春秋，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淡淡毁誉，宠辱不惊，不蹈故常，绝傍前人。从电话中能感到他绝不左右逢源，装腔作势。他清如水，明如镜，绝少俗气。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还有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除此，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

过了十几天，钱钟书先生打来电话，他称我朱先生。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先生，虽是在电话里，闻得这个称谓我极不自然。电话那端，说这话的，是令中国文化界所有人高山仰止的人物。钱先生告诉我，你到王府井中华书局找一位姓陈的副总编辑，他那里还有部分《围城》的藏书，你到那里购买。未了，又跟进一句，向吕将军说，为他这本书，我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呐。又跟进一句亲切的话：欢迎来家作客啊！他放下了电话。这件小事使我感受到这位文化巨人的为人与办事，像他的文章，是那样一丝不苟。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性，与先生前后通了两次电话一事，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的温厚。再后，我没敢去烦扰先生。

吕正操将军为何非要读钱钟书的《围城》呢？《围城》是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讽刺杰作，常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小说借法国谚语提出的婚姻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并将扩展至职业理想人生境遇等一切追求与得失的悖论，揭示人类永恒的顾虑困境。《围城》的背景设定于抗日战争时期，既反映社会的动荡，也聚焦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与岁月中的无所适从。不仅是一部讽刺小说，更是一面照射人性普遍困境的镜子，它以精妙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与永恒的隐喻，让读者在笑声中反思自己的围城——无论是身处城内还是城外，清醒或许才是唯一的出路。

钱钟书的精神支柱是渊博与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览群书，文哲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看破红尘。他认为福过灾生，誉过谤至。计较这些，就会搅进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只有灵心慧眼，明辨深思，方能使自己站得高，看得远，因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就是钱钟书，就是独一无二的钱钟书。

钱氏健谈，口若悬河，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他的《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老左们的抨击，他根本置之不理，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

1984年，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次印刷，仅24000多册。那时，我正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中文系的老师把得到钱先生的《谈艺录》视为一种奢侈，认为拥有此书，便是获得一种至宝，教书便有了真底气，真本事。《谈艺录》写于1947年，没想到几十年后，它竟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我托了几个朋友，走了几个门子，方才在中华书局的书库中取得。那本定价3.25元的书，当时成为大学中文系老师的必读书。我有机会研读此书，当然是一种幸运。之后，去外地出差，我总携带此书，闲暇时，便捧读学习，可始终处在一知半解之中。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关于诗与史的论述，可谓精辟之至。先生说：谓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可也。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脱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后于史，自具本质。先生还说，史必证实，诗可凿空。此言越想越有味道，越想越觉深刻。我体味到，会写诗的人，未必会写史性的新闻，会写新闻的人未必会写凿空的诗句。将二者结合起来，难度很大。一搞新闻的人若是真的将其结合起来，离新闻上的成功恐怕已经不再遥远。

读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感到他的博大精深，无法用语言形容，体会到他的如此之博方为博，如此之大方为大，如此之精方为精，如此之深方为深。在学问面前，被称为大师的人太多，而钱先生则是没有一点水分的大师。先生写作《管锥编》时，夫人杨绛刚从干校回来，没有住处，他们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又当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作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是世界的孤例。了解钱先生的人披露，先生家中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他写下的那些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所需的引文，都是靠他的记忆广博。据为《管锥编》查对材料的人说，该书引文书籍多达2000多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方典籍在内。他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有人说，他的记忆力自苏东坡之后，怕是无人可比。乔冠华是世人翘首称赞的大才子，却发出这样的感叹：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是怎么生的，过目不忘。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说话是一大乐趣，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谈艺录》《管锥编》的文字是地道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有人问先生，这两部学术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先生回答：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思想。话虽简单，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读书札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字形式，笔精墨妙，挥洒由己，以简驭繁，有余不尽，古往今来，妙文不绝。但五四开始白话文之后几成绝响。钱钟书先生以最绝妙的文字，凝聚长年累月的思考，将浩荡如海洋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嘉惠后人的功德之作。

钱先生为文化做贡献的岁月里，没忘保护自己。尤其是文化巨人，树大招风，若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同样会遭灭顶之灾。他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太险恶了，所以就多加防范。他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只有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人与魔鬼并存的世界。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时代，头发一旦被魔鬼抓住，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无论你是怎样的文化巨人，都难以幸免。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是钱钟书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所以他不喜欢见人，不爱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他不给魔鬼侵身的任何机会。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还兼任各学术团体的顾问，但这些单位开会，从来不见他的身影。不参会就不发言，不发言，就抓不住他的辫子。在祸从口出的时代，了解了钱先生的防范之心，便了解他的《管锥编》为何选择文言文，为什么像建构坚固的长城一样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么险恶，他就布置一道常人无法理解的文言文将自己保护起来。但是，当进入《管锥编》深渊，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宝库，而是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是散钱的失串，是古董的揉合，但著名学者刘再复却认为，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点评，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它是一个大链条，贯穿中华文化的内在的大动脉。深入进去，才感到《管锥编》深渊的美妙。那是学问的高山，那是文化的最壮美的一道风景。

钱先生是这百年之内中华民族的学术巨人，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但他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他认为，不值得让别人迷信。不管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他还说：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这句话，就感到这才是钱钟书的性格，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砌的话。难怪有人说他尖刻。然而，这话也表明为了自己的安宁与高洁，他对自己都不留情面。他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成为一座文化昆仑。相对与另外一些人，自己或他人把自己吹的如何如何之高，最终也只是一把黄土而已。虚名与迷信永远不会筑成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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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