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杨度揣摩袁世凯意图后撰写《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密呈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为赞赏，称其“灼见时弊”，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制匾颁给杨度，并命段芝贵精印数千册散发作为舆论宣传。同年8月，杨度联合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进一步倒行逆施、鼓吹复辟帝制。下为《君宪救国论》全文：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强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法、美既然，他共和国更不必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国民教育，尚有对于国家主义之义务心，可以维持而统一之，故对外虽不能强，对内犹不为乱。
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
从前南方军队，大将听命于偏裨，偏裨听命于士卒，遇事有以会议公决行之者，目者讥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无此弊，然欲其绝对服从，闻令即行，不辞艰远，亦不能也。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不为内乱，而且能平内乱，蔑以加矣，尚何对外称强之足言乎？
彼俄、日二国者，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国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强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富国无望？”
虎公曰：“法、美皆富，独谓中国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养生息数十百年，无外侮内乱以扰之耳。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金融稍一挫伤，即非数年所能恢复。”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曰举甲，明曰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孙杨激辩君宪共和
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曰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曰之安，不可得也。
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
然观今曰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曰过曰，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曰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曰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 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
《君宪救国论》开宗明义：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总统一死，诸将争取继任，终必兵戎相见，角逐于中原，此联彼抗，各不相下，海内鼎沸，不可终日，有野心之外国，乃乘此时纵横与各派之间，挑拨拥戴以助其乱。实行民主，必须真立宪，万勿再蹈清末假立宪之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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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重要人物王伯群故居（贵阳市都司路）
天津七君子会议和恢复民主
再造共和护国运动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想要称帝，明里暗里布爪牙于各省。8月下旬，袁世凯排斥共和派异己，妄图称帝的意图已经如“司马昭之心”。蔡锷分别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请他们以参加杨度主导的“筹安会”代表的名义，速派可信任之人员进京。
戴戡（左一）和蔡锷
9月3 日,蔡锷致电贵州戴戡：“以势测之，为期不远。执事能早来京甚佳。”当时蔡锷先行入北京 联合贵州人戴戡密谋反袁。当年冬，蔡锷潜出北京，于天津与戴戡、梁启超、陈国祥、汤觉顿、王伯群、蹇念益等共七人召开秘密会议，拟定护国大计，历史上称为“天津七君子会议”。临行前，戴戡与蔡锷、王伯群合影以明志向，誓愿成仁。
“天津七君子会议”与会人员经分析派往各地人员反馈的信息，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敲定了反袁起义的具体步骤即：“云南于袁世凯下令称帝后立即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即刻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戴堪、蔡锷即刻南下云贵，几经险地后，终于到达昆明。戴戡、蔡锷立歃血为誓，兴师讨袁。戴戡任云南左参赞，随唐继尧通电天下。当时，刘显世对倒袁护国尚存疑虑，态度暧昧摇摆，戴戡于是赶赴贵阳劝说刘显世，贵州于是与云南同举护国义旗宣告独立，是为中国近代史上护国倒袁，再造共和有名的“滇黔首义”。
纪念历史上于国忠烈贵人们的贵阳市忠烈街
贵州人戴戡、王伯群、蹇念益、 陈国祥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等主导的护国运动，打倒了独夫民贼袁世凯，把君主制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尘埃，成功恢复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民主和共和制度，捍卫了辛亥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果实。
“君看綦江飘渺路 万马如龙出贵州”——贵山
和贵山书院成为激发贵人勇蹚历史洪流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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