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方水土，承载一段沧桑；一个村落，镌刻一部移民史。袁永涛先生笔下的永流村，坐落于黑河渭河相拥的滩涂之上，三百余年光阴里，从荒草遍野的官马牧场，到烟火绵延的乡土家园，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先民求生的坚韧与拓荒的足迹。文章以史料为骨，以乡情为脉，梳理村落沿革、田赋旧制、灾荒往事与地理变迁，将移民迁徙、筑屋垦田、繁衍生息的历程娓娓道来。从乾隆年间的拓荒定居，到如今的村居新貌，从旧志记载的赋税规矩，到村名由来的美好祈愿，字里行间皆是对故土的深情回望。永流村的变迁，既是关中平原乡村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又一代乡人扎根土地、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读罢此文，一段鲜活的乡村记忆徐徐展开，让我们在历史脉络中，读懂故土的厚重与生生不息的力量。

故土永流村

文/袁永涛

《清史稿》记载，清乾隆年间，朝廷允许老百姓开垦渭河滩马场滩地，渭北兴平、武功等一带移民，捷足先登开始向此地迁移。在朝廷颁布此令后，这个地方除了渭北移民外，还陆续迁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移民，尤其是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居多，渭河荒草滩成为移民的一个聚集地。

《兴平县志》记载，在明清两代，渭河南岸是西安府饲养军马的官田，凡移民此地的农户可以租田种地，但必须要代养官马，或者以种田缴纳赋税替代养马。民国时期田赋征收实行科则计征办法，按土地质量好坏，分三等九则计征。一等中一则地亩征田赋粮八升六合，二则地征收七升六合，三则地征收六则六合。征粮分军粮、公粮和地方附加粮三种。军粮和公粮的数量相等。地方附加粮是公粮的百分之十五。征粮一石，借粮也是一石。民国三十年前，使用的老斗，每斗四十市斤。民国三十年后使用新斗，每斗十六市斤，折老斗四升。掌斗的人叫“斗技”，也叫“斗班家”，有世袭的性质，其他人不能代替，大多是管理粮仓人员子弟或者亲属。国家不负担他们的薪水，全靠斗尖进，平斗出而溢出来的粮食维持生活。  

渭河滩是渭河平原的一部分，又是关中平原的一部分。这里系地堑式构造平原，它和渭河谷地及渭河丘陵一起构成渭河盆地，介于秦岭和渭北山系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海拔约323至800米，东西长约350公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因其地处于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古代称“关中”，亦有雅称“秦中”之说，西窄东宽，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平原虽然属于富庶之地，但历史上也曾多灾多难。据史料记载，发生在清朝年间的几次灾情皆十分严重，人们为了活命，吃光了草根、榆树皮后，没有吃的东西就去吃观音土。这种土白如面粉，人们吃了之后，腹胀发痛拉不出来而死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场景。饥民们发现一具尸体，就把尸体的大腿肉割下来，煮着吃了。吃了人肉的人，几日之后脸面发肿，体内发热而死亡。当时谁家要是饿死一个人，家里人千万不敢哭泣，只能偷偷地埋掉，否则会招来许多饥民疯抢人肉。野狼、野狗成群，吃了人肉的野狼、野狗的眼睛发红。人们为了保命，开始大量逃荒。

就说永流村这个地方，在逐渐兴起的移民大潮中，居住在兴平县桑镇、赵村、汤坊等一带的穷人为了活命，纷纷逃往渭河滩地。渭河滩地虽然贫穷，但是不缺水，滩地有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人们逐水而居，围堰造田，尤其在大旱之年。

逃难时，饥民基本上是挑着担儿，一头放着锅碗瓢盆，一头放着铺盖。初到渭河滩地，无立身之地时，先是给富人打短工、拉长工，再苦再累也要干，只要主家管饭吃。在慢慢有了积蓄之后，便寻找一处地方盖一间茅屋遮风挡雨。几年之后，积累多了，就盖大一点的茅屋，两间或三间。然后，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延续生命。

《兴平县志》记载，明清时期，永流村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官方牧马之地。民国时期属于兴平县管辖。1949年废除保甲制。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永流村属于兴平县渭滩区第八区管辖。1952年11月永流村属于兴平县第九区管辖。1956年3月撤区并乡，永流村属于兴平县富仁乡管辖。1958年8月，富仁乡的富兴、富仁、新农、建兴、永流、永丰六个自然村划归周至县终南公社管辖。1960年周至县筹建富仁园艺场，永流村归富仁园艺场管辖。1962年8月富仁人民公社成立后，永流村归富仁人民公社管辖。1984年富仁人民公社改为富仁乡政府，永流村属于富仁乡政府管辖。2015年6月，随着辛家寨镇被撤销，使得富仁镇的行政区划进一步扩大。截至2020年6月，永流村属于富仁镇人民政府管辖。

永流村，位于周至县东北方向十公里处，黑河、渭河夹心地带腹地，北临渭河与兴平县桑镇永流村隔河相望，南临黑河与终南镇三湾村、司竹乡阿岔村相邻，西接永丰村，东邻建兴村。308县道（即富仁公路）穿村而过，隶属周至县富仁镇管辖。全村总面积额5179亩，其中耕地4000亩。共有8个村民小组，700余户，3000余人。永流村迄今约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永流村之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历史上永流村属于兴平县管辖，与渭河之北桑镇永流村隔河相望，为了便于管理，也就把渭河滩地这个村也叫做永流村。二是先祖立足斯地，从风水学之角度考虑，取渭河、黑河之水永远长流之意，并期盼这个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故得村名永流村。

永流村在近三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中，从最初的茅草棚到土墙屋脊房，再到后来的砖墙屋脊房，到如今的二层小洋楼，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乾隆年间至清朝末年。在这片荒滩上，先贤们的裤裆下夹着一把锄头在地上划一个圈儿，就成了自己的土地，别人不得侵占。只要你肯出力气挥洒汗水，这块贫瘠的土地就会回报你的辛勤付出，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先民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开垦出来贫瘠的土地上收割小麦、大麦、玉米、高粱、谷子等庄稼后，首先把收获来的粮食嗮干，精心储藏起来，然后再把麦秸、包谷秆、高粱秆、谷子秆等秸秆全部收集起来，一部分用来烧火做饭，一部分好的秸秆作为建造房舍的材料。他们在自家开垦出来的土地上，选择一处地势较高，土层较厚的地方作为建造草棚屋舍的宅基地。那时候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建造一座茅草棚，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精打细算准备好几个年头。经过周密计划，在有了充足的粮食做后盾，先民们做好建造屋舍的前期准备。他们时常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冬天农闲时机，全家人挥汗如雨打土坯（方言叫做胡基）；或者请来家族里一些青壮年共同夯筑土墙。这是建造一座屋舍的第一道工序。一般是在前一年的冬天，把两面山墙夯筑起来，前檐墙和后檐墙需要的胡基准备充足，这两项工程完工后，等于完成了建房工程的一半任务，等一切建筑材料备齐后，待来年春天春暖花开时动工建造小茅棚。  

苫草棚屋顶的毛草，通常使用的是稻草或者麦秸之类。稻草主要是依靠购买，主要来源于周边黑河以南种植水稻的地方。但最好的材料还是去秦岭山里采割的茅草，因为稻草或麦秸没有茅草那样的韧性，经日晒雨淋容易腐烂，而茅草却相反，经日晒雨淋虽然容易发枯黄，但却较好地在外面粘合起来，凝结成一层乌黑而又绵密的壳子，成了草盖屋面上一种天然的保护层，夏天隔热，冬天保温。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基本上买回来稻草或者茅草，而一般家庭皆用麦秸。草棚屋建成后，在通间的毛草屋中间再分成几个单间，正中间一间作为过道和厨房，一间作客厅，一间作卧室。卧室里面盘一面大烧炕与锅台相连，只要生火做饭，炕总是热乎乎的。于是，一座草屋的面积虽然不大，但经过一番合理细致地安排，就充满了农家的生机与欢乐。

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和付出，先民们从露天住宿到简易的草棚屋舍，总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这对于当时的先贤来说，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标志着一个家庭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渭河滩地一马平川，树木极为稀少，也没有其他的防风避雨藏身之处，这个茅草棚虽然十分简陋，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可以避暑，在寒冷的冬天可以御寒。夜间还可以防御野狼的突然袭击。这些茅草棚虽然简陋其貌不扬，但它却是先贤们在荒草滩上竖起的一座不朽丰碑，承载着先贤们太多的坚强与苦难，骄傲与自豪。

冬去春来，经历了几个寒来暑往，茅草屋便陈旧起来。烟熏火燎的土墙越发地泛着黑色，屋顶的草也渐渐变得衰败。最烦人的就是每年到了夏秋雨季，屋顶开始漏水，雨点落入水盆之中发出“叮——咚！叮——咚！地响声，有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而屋内还能听到这样断断续续的叮咚声。因此每隔两三年，草棚屋顶上那些腐烂的茅草就要更换一次。每次换草的时候，需要好几个人共同协作。一部分人站在地上，一部分人趴在房上。地上的人，就把一把把麦草、稻草、茅草用葛藤捆绑成碗口一样大的小捆子，沿着搭在房檐的梯子一撮又一撮递上去，房上的人根据需要，会把新草补充塞进早前腐朽了的地方，或者哪里漏水就填在哪里。老屋子就这样修修补补，一年又一年，就在这样一座茅草屋里，延续着两代人甚或三代人的血脉和梦想。至清朝末年，永流村开始建造大量的茅草屋，在茅草屋四周及耕地田间地头上栽植的大量树木，作为建造房舍的备用木材。

清朝末年至民国末年，茅草屋向土墙屋脊瓦房慢慢地转变。在这个历史时期，先贤们相继建造起两间土墙屋脊房，个别富裕的人家（地主）建起三间土墙屋。这一时期，随着人口数量逐年增长，村庄规模逐年扩大，初步形成了座北面南一排房舍和座南面北一排房舍，中间为街道的村落布局。这时候，永流村形成两个自然村，分别是雨流坊（东片）和屈桑桥（西片）。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80年7月，黑河渭丰段决堤，发生巨大水灾，灾后重建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村民自建房屋时，担心庄基地低，怕遭水灾，庄地基高低没有统一尺度，全乱套了，庄基地能垫多高就垫多高，无人干涉，原本统一高度的庄基地，高低不一，错落有致，好多人家建起二层小楼房。随着人口急剧增长，村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正街（老街）一条街向308公路沿线不断扩张，形成2条街，甚或3条街。21世纪初，有的庄户为了追求舒适和时髦，建起小别墅，在村里独领风骚。每个村民小组都有2-3栋别墅。如今的永流村，村民住宅都是楼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作者简介：袁永涛，周至人，在甘肃工作，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红西路军史研究员，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周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著作有《西路军鏖战永昌》《天下骊靬》《红色永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