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高建群
张兴源
一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有时看似偶然，实则藏着命运的密码。我与大作家高建群的相识，便是如此。
那时我刚从大学本科毕业，调任志丹中学教师，并且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一日，同组一位老师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咱延安出了个大作家，作品上了有名的《中篇小说选刊》了！”彼时我正年轻气盛，此前已写过两部中篇和几个短篇小说，颇有些自负，对“延安大作家”这几个字，心里是存着几分疑虑的。然而找来刊物一读，却仿佛被阿尔泰草原上的烈风迎面击中——那盘旋起伏的奇异叙事，那美艳而神秘的萨丽哈，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英雄主义激情，让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人，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从此，“高建群”这个名字，便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
后来经朋友引荐，终于得见真人。那次见面的情形，我写进了散文《华灯夜景映延河》中。时隔不久，我第二次又单独拜见了他。彼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完稿，书名是《经典世纪与经典人物》。才一捧读，即被小说所弥漫的那种浓浓的浪漫气息所笼罩，被人物奇异的命运所吸引，让人不忍释卷。不过我那时太年轻，说话不知轻重，竟冒冒失失地说：“作品本身实在太绝了。可这个书名不像个长篇小说名字，倒像一篇论文的名字。”他听了，只是宽厚地笑笑。后来书出版时，定名为《最后一个匈奴》——这个书名，比起原稿，不知高明了多少倍。每念及此，我便为自己的唐突而汗颜，也为他对一个年轻人的包容而感念。
1993年8月，我考取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1994年春，陕西省作家协会（那时的名字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给我寄来了入会申请表。我拿着那张表，去到延安日报社他的宿办公合一的住处，请他作为介绍人签名。他二话不说，提起笔就签，那份爽快，仿佛签下的不是一个程序性的名字，而是一份对文学青年的郑重嘱托。
真正让我与他有了灵魂深处的交流，是在北京。
1994年10月中旬，他去天津《小说家》送稿，路过北京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我揣着头一年读研路过西安时买到的《最后一个匈奴》，匆匆赶去。“乡人相见，分外亲切”。他在这本书上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兴源老弟是我一位多年的老朋友，才华横溢，为人踏实。我来京送《六六镇》稿，于中青招待所，见正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就读的兴源先生，乡人相见，分外亲切，谨祝兴源天遂人愿，文学上有突飞猛进。信指日可待也。高建群 九四年十·十八 北京”。当天回到鲁院，我就给学院相关领导汇报了高建群来京的消息。第二天，鲁迅文学院就委托我请他去给高研班讲课。他讲了写《最后一个匈奴》的种种经历，讲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匈奴和匈奴以外》，讲了作为作家应该探寻的路径，并回答了学员们的提问。他的演讲赢得了鲁院所有学子们的热烈反响。当天晚上，我俩在他下榻的中青招待所里，一夜长谈。窗外是京城喧嚣的夜色，窗内是两个陕北汉子，就着清茶，说着文学，说着故乡，说着各自的困顿与梦想。我说起鲁院几乎所有导师们都曾提到过陕西作家高建群（及陈忠实）和他的《最后一个匈奴》（及《白鹿原》），尤其是评论家阎纲来鲁院讲课时，当有学员问起阎纲，说浪漫派文学在当代中国还有传承吗？阎纲说，当然有啊！至少我们还有高建群，还有张承志（中国当代文学史、鲁迅文学院校史，都应该补上这重要的一笔）。我的转述让他很是振奋。他说起我在《当代陕西》上发表的那篇《高建群其人其文》，说在寂寞的延安，那篇文章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安慰。那一刻，我从他脸上读到了一种“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的寂寞与孤独——那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才会有的寂寞，是站在高处才会感受到的孤独。
这些年来，我常把他写在《匈奴》一书扉页上的这段话翻出来看。不是因为那是对我的鼓励，而是因为从这些朴素的文字里，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暖——那是一个文学前辈对后辈的真诚期许，也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的惺惺相惜。
2003年年末，他为拍摄《最后一个匈奴》电影，领着著名演员史可回延安。我们在百米大道宝塔宾馆相聚，杨葆铭等文友也都在座。那一夜，酒喝得不多，话却说了不少。谈起文学，谈起电影，谈起各自这些年的经历，他的眼里依然闪耀着二十年前我初次见他时的光芒——那是一种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痴迷，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
2020年5月初的一天，我抱着新出版的四卷本二百万字的《张兴源选集》，专程去西安丈八东路的“高看一眼”文学工作室，请他为我即将再版的书写序。那时他已六十开外，却依然笔耕不辍。他接过那沉甸甸的四卷书，抚摸着，掂量着，翻看着，眼里有欣慰，也有感慨。他说：“兴源，你也是写了一辈子的人了，二百万字，不容易啊。”后来，他不仅为我的选集写了序，还在我延安的作品研讨会上，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
同年11月，他应甘泉县委、县政府之邀，出席该县“中国民间文学之乡”验收活动，特意邀我同行。那几天，我们朝夕相处，谈古论今，好不快活。期间我曾提议，他该出版《高建群全集》了。“就凭您的成就，您的地位，您巨大的影响力！”他笑着说，正在该考虑这事。
没过多久，《高建群全集》的出版便正式启动，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分辑推出，现已出至第四辑。与此同时，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编纂的《高建群研究论丛》，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同步推出，目前已出版四卷。
我是高建群由一个中国文学的“种子选手”，成长为中国文学的参天大树的追随者、见证者和仰望者。将近四十年的交往，让我有足够的底气说：对于高建群，我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更是一个持续追踪、不断思考、试图走近的“研究”者了。
然而我也深知，高建群作为大小说家、大散文家和大文化学者的巨大成就，陕西文坛和整个中国文坛，估计得还远远不够。他的名字，常常与“陕军东征”联系在一起，与《最后一个匈奴》的百万销量联系在一起，但真正的“高建群价值”，远未被充分认识。
本文不敢说要把他的成就写尽，但我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以我将近四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为当代中国文坛描绘出高建群这个巨大的存在。
二
谈论高建群，必须从《最后一个匈奴》开始。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陕军东征”的代表作之一，创造了百万册的销售奇迹；更因为这部作品，确立了高建群作为“高原史诗书写者”的独特地位。
《最后一个匈奴》以陕北高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匈奴士兵在长途迁徙中遗落高原，与当地女子结合，其后裔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小说通过杨家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杨贵儿在旧中国的勤劳朴实，第二代杨作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第三代杨岸乡对文学的如痴如醉——展现了这块高原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它为陕北高原“立传”的雄心。
陕北是什么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数千年拉锯战的战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然而在文学史上，这片土地却始终没有获得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文学表达。高建群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笔下的陕北，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陕北，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陕北——那是一个“躁动不安”的高原，是“那些裹着白毛巾、打着英雄结、唱着信天游的人们”繁衍生息的高原，是“骨子里分别流淌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生存奋斗的高原。这里有剪纸、唢呐、铰窗花等原生态民俗，也有直罗镇战役、交口河炼油厂、黑寿山治沙等历史事件。高建群以宏阔的视野，将这一切熔于一炉，铸成了一部“献给陕北高原的壮美史诗”。
《最后一个匈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它对“英雄主义”精神的执着坚守。
我在《话说高建群》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观点：高建群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与许多作家不同。当不少作家热衷于模仿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的时候，高建群的目光却直抵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直至塞万提斯时代的骑士文学，直至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他不是简单地学习“方法”与“技巧”，而是汲取西方文学中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
而这“精神气质”，就是英雄主义。
《最后一个匈奴》开篇几章，分明就是一部《静静的顿河》式的英雄传奇的开端。作家最初拟定的书名《经典世纪与经典人物》，正是这种英雄主义追求的“自白”与“注脚”。虽然我曾对这个书名提出异议，但今天想来，“经典世纪与经典人物”这八个字，其实准确地表达了高建群的创作雄心——他要写的，是一个英雄的世纪，一群经典的人物。
然而高建群面临的困境也正在于此：荷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早已没有了活动的舞台，唐·吉诃德的长矛很难刺中罗布泊的卫星发射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与凡俗人生之间的“空档”，成为他创作中必须面对的矛盾。但令人欣慰的是，高建群从未放弃对英雄主义的坚守。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推出长篇小说《中亚往事》时，他依然在说：“我想通过《中亚往事》，重新唱响一首充满浩然正气的英雄赞歌，让读者重新思考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信仰。”
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守，这种对英雄主义的不离不弃，正是高建群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可贵之处。
三
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高建群作为小说家的“正名”之作，那么《遥远的白房子》则是他作为“英雄传奇书写者”的奠基之作。
这部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最初刊载于《中国作家》第五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正是这篇作品，让我这个彼时自负的文学青年，第一次领教了高建群的分量。
《遥远的白房子》讲述的是新疆边境上一座边防站的故事。高建群曾于1975年至1980年在北疆当兵，驻守过额尔齐斯河畔的白房子边防站。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钻到马肚子下给马钉掌的经历，在边防站的日日夜夜，都化作了这部小说的血肉。
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它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熔于一炉。那阿尔泰草原奇异的风光，那奇异而撩人心绪的浪漫故事，那美艳而神秘的萨丽哈，构成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文学魅力。有论者将它与“美国往事三部曲”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三十七年后，高建群将这篇小说扩展为长篇小说《中亚往事》。从短篇到长篇，从《遥远的白房子》到《中亚往事》，这中间是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我行走丝绸之路的时候，带着放大镜，寻找丝绸之路两边的历史的钉子，然后在这些钉子上面御风而舞。”
《中亚往事》的主人公马镰刀，是一个从白面书生到“草原王”再到戍边英雄的传奇人物。他有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向度：一是有胆识、有担当、信守承诺的英雄气概；二是感情专注、侠骨柔肠的儿女情长；三是以死守土的民族大义。
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1997年，那块五十五点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后来一百年来一代一代中国边防军的坚守，重新归属中国版图。”高建群在小说结尾写道：“一切都有定数，也许这是一个老兵进入白房子的最好的形式。”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民族大义紧密结合的叙事，是高建群英雄传奇的核心特征。正如张艳茜所言：“高建群对于历史素材的兴趣以及熟悉程度超过了许多作家。他的小说大都从历史中取材，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将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这样，英雄人物的传奇性，有历史的真实，成为有根有据的传奇。”
那么，高建群这部结构宏大而又雄心勃勃的《中亚往事》，能否得到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认可呢？我们且拭目以待。
四
高建群的散文成就，同样不可小觑。如果说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那么他的散文就是另一棵大树——同样的耐人寻味，同样的动人魂魄，同样的独步一时。
早年的《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已经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散文大家的潜质。这些散文作品，语言凝练，意境深远，既有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也有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仅以他的代表性作品《陕北论》来看。这篇作品开篇便见黄河裂高原，泥沙成黄色，寥寥数语，竟将这方土地的宿命与底色写尽了。他写陕北，不单是写脚下的地理，更是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从秦皇直道的辚辚车驾，到匈奴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从李自成横刀立马的悲壮，到刘志丹、谢子长的深明大义——千年的烽烟与杀气，都被他收拢于笔下，却又举重若轻。这便是大手笔，既有学者的深邃，又有诗人的激越。掩卷沉思，只觉那西北风正猛烈地敲打着窗棂。高建群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也许就藏在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我信。因为他用这篇《陕北论》，为我们拨开了其中一道深深的褶子，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疼痛与生命的微光。
其后，他的散文可以说是部部深情，部部精彩，部部哄动。《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线》《白房子》《惊鸿一瞥》《想忘于江湖》《生我之门》《你我皆有来历》《唱给农耕文明的挽歌》《来自东方的船》《虚位以待》……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固然收了一些经典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不入流的作品，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混入其间。要我说，高建群的那些经典散文，才是最有资格进入课本的。例如《我的樱桃树》《四十而杖》《忧患西安》《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阿拉干的胡杨》《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打开陕北》《我的饥饿记忆》……这些散文名篇，每个段落，都有太多太多可“说”可“讲”可“研”可“论”的了。
在他的组诗《人生百味》中，他写道：
有时候我埋怨这个地球太大，
将我的朋友撒在天涯海角；
有时候我埋怨这个地球太小，
让那些庸人挤得无处下脚。
这种朴素真挚而又感情深厚的文字，正是高建群文字的魅力所在。
2024年，高建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百年之后的心愿：“我希望将自己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入家乡的渭河，一份撒入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延河，一份撒入我从军的额尔齐斯河。大河流凛时节那惊天动地的喧嚣之声，就是我在歌唱。”
这段文字，让我读之泪下。渭河是故乡，延河是奋斗之地，额尔齐斯河是青春与热血抛洒之处——这三条河，构成了高建群生命的三个维度，也是他文学世界的三个支点。
五
高建群在文学上的“野心”，从来不只是做一个小说的匠人。他是一个有着宏大文化抱负的写作者，一个试图打通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之间壁垒的文化学者。
2020年12月，《高建群全集》出版启动仪式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这套计划出版六辑、共二十四本的《全集》，是对他数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与会专家学者从文学人类学、跨文体写作、异域文化、文学地理学、中亚地理版图等多个维度，对高建群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其《全集》的出版，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成立了“高建群研究中心”，编纂出版了《高建群研究论丛》。目前已出版的四卷中，第一卷《高建群和他的时代他的文学：高建群文学创作资料研究》，全面记录了高建群迄今为止的所有文学创作资料和活动，为高建群研究学术史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一个健在的作家，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论丛，这在当代中国文坛是罕见的。这说明什么？说明高建群的分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然而我仍然要说：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高建群被称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这个称号，既是对他的肯定，也包含着某种隐忧——当一个流派只剩下“最后的骑士”时，这个流派还能持续多久？
从创作实绩看，高建群完全有资格跻身当代中国最杰出作家之列。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共同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他的《大平原》获得了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他的《统万城》以末代匈奴“童话之城”为文化原点，再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他的《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以宏阔的视野，书写了游牧民族的兴衰变迁。
他获得过老舍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他的作品不仅在台湾地区以繁体字竖排出版，还被译介到海外。
这样的成就，放在任何一位作家身上，都足以构成“大家”的底气。然而不知为何，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高建群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他的名字，常常被归入“陕军东征”的群体叙述中，而他的独特性、他的超越性，却往往被忽视。
这是不公平的。
六
在我与高建群近四十年的交往中，有一个细节始终刻在我记忆里。
1994年那个秋天的夜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我们谈到深夜。临别时，他对我说：“兴源，咱们都是在地球上行走的人，孤独是常态，但能遇到说得上话的人，就是福分。”
那一刻，我从他脸上读到了一种深沉的寂寞。那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才会有的寂寞，是一个把生命抵押给文学的人才会有的孤独。
后来我写了一首诗给他，最后几节是这样的：
我劝你
在匈奴的要塞上
俯瞰这个平凡的世界时
可甭太不客气了
悠着点儿
我的老哥
我的永远的诱惑
千万别在天堂之路的尽头
把自己累成一座
早熟的雕像
我的老哥噢
诗中提到的《要塞》和《天堂之路》，都是他在那次谈话中透露过的将要动工的长篇。如今，这些长篇有的已经问世，有的还在酝酿。而那个“在地球上行走”的人，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作家，变成了一个满头华发的古稀老人了。
但“把自己累成一座雕像”的担忧，至今仍萦绕在我心头。高建群的创作量是惊人的，他的投入是忘我的，他对文学的执着是近乎“偏执”的。他曾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说：“我到鲁迅文学院是‘朝圣’来了，这是中国文坛的‘黄埔军校’……”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知道，在他心里，文学确实是宗教，是信仰，是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的东西。
七
去年冬天，我在延安的“十二万卷楼”里，翻出高建群写给我的那些信。信纸已经发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其中一封信里，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长篇，说：“陕北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我怕自己来不及。”
“来不及”——这三个字，让我心头一颤。
是啊，陕北高原几千年的历史，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大碰撞，中国革命在这里的十三年风云，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一个足够分量的作家去书写。高建群用《最后一个匈奴》写了前半部，用《大平原》写了后半部，用《统万城》写了更久远的历史，用《中亚往事》写了边境线上的英雄传奇。但他说，还是“来不及”。
这种“来不及”的焦虑，正是一个大作家才会有的焦虑。只有那些真正触摸到历史脉搏的人，才会感到历史之厚重与个人生命之短暂的矛盾；只有那些真正理解土地的人，才会感到土地之辽阔与自己足迹之有限的遗憾。
我曾对高建群说，您这一辈子，值了。他摇摇头，说：“值什么？还有那么多想写的没写出来。”
这就是高建群——永远觉得不够，永远在追赶，永远像那个在白房子边防站着写诗的年轻士兵，带着对文学的赤诚，在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里，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八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应该收尾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不吐不快。
当代中国文坛，不缺会讲故事的人，不缺技巧娴熟的人，不缺聪明伶俐的人。缺的是什么？缺的是高建群这种“笨人”——这种明明可以写畅销书赚钱，却偏要花四十年打磨一部《中亚往事》的“笨人”；这种明明可以迎合市场，却偏要坚守英雄主义的“笨人”；这种明明可以“聪明”地活着，却偏要“把自己累成一座雕像”的“笨人”。
在“聪明人”遍地的时代，高建群的存在，是一个异数，也是一面镜子。他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信仰，什么是真正的文化坚守。
他的作品，或许不是每部都完美。我在《话说高建群》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某些长篇存在主观抒情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之间的矛盾，《六六镇》也并非能够代表他水平的佳作。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探索者——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从不重复自己，总是在尝试新的可能，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偶尔湿了鞋，偶尔硌了脚。
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比写出完美的作品更加可贵。
高建群在给我写的序言中说：“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从他们仰望星空产生这种梦想的那一刻起，从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窑洞迈向大世界的那一刻，他们就是胜利者了。”
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胜利者”？从一个边防站的士兵，到一个享誉文坛的大作家；从一个在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里写诗的年轻人，到一个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的文化大家——他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陕北汉子的精神还乡，也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一次重要拓疆。
百年之后，当人们回望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他们会看到，在黄土高原与中亚草原的交汇处，站立着一个孤独的身影。他的身后，是绵延数千里的丝绸之路；他的笔下，是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他叫高建群——一个用生命书写大地的行者，一个把骨灰撒进三条河流的歌者，一个永远在地球上行走、永远在歌唱的“最后的骑士”。
大河流凛时节，那惊天动地的喧嚣之声，必将是他在歌唱。
而我，张兴源，一个与他同饮延河水、同唱信天游的后学，愿意用这支拙笔，为这个巨大的文学存在，留下一份来自同代人的证词。
这不是盖棺论定，只是亲历者的告白。
九
就在昨天，当我把《再说高建群》一文的初稿传他审读时，他于晚间给我发过来一个视频，是关于他最新作品集《第二次成长》的。他在这部书的序言《老而不死是为贼》中写道：“告老退休以后这十余年间，我努力把自己民间化，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传说，在七十二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古文化人形象，线条勾勒，胭脂染色，旁边再题上七十二岁生日自述。那段长长的自述这样说道：文化个体户高建群，他六十岁生日之后，这十余年间，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康庄大道，即他成为一个文化个体户，或叫独立文化人。他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在他的工作室封门闭户，一砖一石地建立着自己的艺术帝国。他像一个传说中的巨人一样，每天都在成长，见风就长，一日三丈。”显然，这是由太白文艺出版社献给高建群一份七十二岁的生日厚礼。
然而，作为近四十年的朋友和近四十年的追随者、见证者与仰望者，我还是要说：“悠着点儿，我的老哥，我的永远的诱惑！千万别在天堂之路的尽头，把自己累成一座，早熟的雕像，我的老哥噢！”
2024年8月4至7日初稿，2026年3月18日晨再改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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