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正式出版发行。作为《聊城口述史》丛书之一，这部汇集聊城各界文史爱好者口述作品的新书，以鲜活的个人记忆和田野调查，深入挖掘了聊城作为黄河与运河交汇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特别是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两河文明画卷。

    该书主编刘艳辉，是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主任编辑、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聊城品书会发起人，她介绍，聊城因黄河滋养、运河贯通而被称为“江北水城·两河明珠”，流经这里的大运河段名为“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核心组成部分。书中内容既有对运河、黄河两大水脉的文史追忆，也有红色革命故事的讲述，还有碑刻、藏品等实物承载的历史以及民间风俗传说。“这本书是聊城品书会多年来‘行走两河’的成果结晶，旨在打捞黄运文化遗产，讲述‘两河明珠’聊城的熠熠生辉。”

口述历史：让两河记忆“活起来”

       《“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全书分为“水脉文韵亘古今”“故土热血传光明”“碑刻金石载史事”“民俗传说留遗风”四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第一章聚焦运河和黄河两大水脉的文史记忆。开篇《运河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运河》是山东省运河高级咨询马鲁奎先生在运河申遗十周年回眸的讲述。2013年9月他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在临清考察大运河遗产项目，这些活动轨迹和情况记述，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再现。刘艳辉谈到，大运河山东段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也是人工河代表段，凝聚了中国古代水利科技的高成就，有8个运河段和15处遗产点入选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目前在山东省五地市还没有看到考察大运河遗产项目的纪实讲述。

     书中对运河文化的呈现尤为突出。从元代会通河的开通对聊城行政区域和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到运河上的重要渡口七级、聊城“无税碑”的故事以及对东昌府这座运河上的军事重镇的考证讲述；从临清古城墙到卫运河两岸的宗教信仰；从古代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邮驿繁华，到聊城运河文脉里的传世书香；从《1666年的“河上草堂”》《郭守敬治御河》到《1956年薛圈决口和明月堤的消失》讲述着聊城人与“两河”治理的绵长时间线——这些口述记录让沉睡的运河记忆重新“活”了起来。1953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临清拍摄电影《一件提案》，《镜头摇进临清运河》一文是从第一届到第十届的临清市政协委员祁长安先生的亲历。文中特别提到片尾字幕“感谢临清市人民政府协助拍摄”的字样，刘艳辉感慨道：“这份荣光是否意味着那时的临清已有‘运河’品牌的考量？”

     红色基因是民族的风骨，第二章“故土热血传光明”收录的多是独家口述，包括莘县朝城人冯俊五的革命足迹、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破锋八刀、1944年清平三区的“平原枪声”、鲁西北地委在冠县秤钩湾组织“地下卫河交通队”的故事，以及1948年首届中央团校学习参与者的亲闻亲历。第三章“碑刻金石载史事”则通过碑刻、藏品等实物讲述历史，如康熙六十年状元邓钟岳撰文并书丹的聊城重建明伦堂碑、山东回族珍贵文献《仁寿堂马氏族谱》等。第四章“民俗传说留遗风”汇集了民间风俗习惯和长期流传的口述，展现了聊城不同地域的特色和时代烙印。

实地行走：发现被遗忘的运河遗迹

     《“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不仅是一本口述史集，更是一本“两河”文化的“行走者”之书。刘艳辉带领聊城品书会的文史爱好者们深入村镇，实地探访，许多鲜为人知的运河记忆由此浮出水面。

       在四河头遗址公园，团队多次寻访，结合《山东通志》《居济一得》等古籍记载，并与聊城大学运河学专家高元杰教授讨论，最终认定明代徐有贞治水时增设的龙湾减水闸就在运河东岸附近。《山东通志》记载：“在运河之东，由聊城东岸龙湾减水闸、滚水坝泄汶水，并阳谷、莘县积水入之。”《居济一得》记载：1455年，明景泰六年，徐有贞在张秋沙湾治河功成，建九堰及东昌府之龙湾、魏湾等泄水八闸。这一考证让文献中的水利设施与实地遗存相互印证。《东昌府志卷七》记载：“元开会通河，由安民引汶绝济以达漳、卫，而东昌遂为运道之要津矣。”刘艳辉指出，这条河道有密集的水利设施，因为缺水，但是后来减水闸的出现，说明有些年份水量是丰沛的，地理、历史因素的变化也展现在运河的水利设施上。

      行走中也有遗憾。阿城是刘艳辉的老家，明清时期的盐运周转地，素有“银阿城”之称，盐运司的顶梁上还留有可以辨认的字迹，但翻遍史书却找不到阳谷盐运司的相关记载。“翻阅了很多史书，却找不到阳谷盐运司的相关记载。”这种“纸上无凭，实物有证”的困境，正是民间文史爱好者常常面临的挑战。

探访交流：让史料与个人记忆交织共鸣

     口述历史是搜集历史的一种途径，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刘艳辉在组稿中深刻认识到口述史的价值，“它的优点在于讲述者把历史事件与自己的人生感受相融合，成为史料的生动解读。”书中大量文章正是这一特点的生动体现。

     如《1955年遭遇蝗虫》一文，讲述者是一位九十多岁的文化爱好者高廷伦，讲述他亲身经历的，发生在茌博大地上的一场蝗灾。包括灾情初起是什么样的、村民怎么应对的、蝗虫过后的生产自救，以及灾情复燃、消灭蝻崽等整个过程。这些内容在《茌平县志·大事记》中有简略记载：“五月初至六月初茌平、博平县近百万亩土地发生蝗灾，每天数万人参加灭蝗。”《聊城市志·大事记》也记载：“5月蝗灾严重，最大密度每平方米达100只左右，全县人民掀起群众性捕蝗运动，至6月上旬，蝗虫基本消灭。”但口述史因融入了个人经历与情绪，使读者更容易产生共情。文章最后点明农村生产合作社在抗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代背景自然闪现。

     再如，董家桥村在聊城的古驿道上，是新区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古老村庄。刘洪山、杨秋云两位文史爱好者的口述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讲述这一片区域的历史文化与民风风俗。“东昌府，三宗美，白菜豆腐西关水”，上年纪的人说，东昌城里的水都不如西关街的古井水甘甜。根系黄河，脉通运河的西关古井即使大旱也从未干涸，在山东的十大古井里位列第三。刘艳辉探讨井“上利国家，下利生民”的乡愁之源；刘洪山则讲述运水车与井的原址跟随时代的变化。

      在确保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方面，编撰团队注重以史志、碑刻、藏品、诗文、图片等实物佐证。收藏家刘胜军提供的1919年寿张旅省同乡会印发的五四传单《寿张旅省同乡泣告本县父老书》，文物价值极高，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呐喊，佐证了“五四”运动在山东“省会—县城—乡村”三级动员的体系。博平仰山书院的讲述则结合碑刻、史志、墓表等文献，还原了这座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省级文保单位的前世今生。乌强用碑刻、史志、墓表、载文讲述了书院的创建与变迁。王栋用史志讲述鲁仲连故里望鲁店村的前生今世。即使是书中第四部分的太平军与冯官屯太平桥的故事，作者刘本科也是翻阅史料进行的讲述。

     刘艳辉认为：“走进现场、深入采风、见到实物或遗存，才会引人入胜。”海会寺“天章御书碑”的发现、“经明行修”马霁午先生德望纪念碑的考证、北花园的历史探寻、西关古井的一访再访，都体现了这种严谨态度。

    “品读聊城得到了众多聊城人的呼应。”刘艳辉说，参与者年龄跨度大、行业广泛，有著名作家、省市作协会员，也有文史专家、文史爱好者，还有摄影协会会员、媒体工作者、公安干警、医护人员、人民教师、自由职业者以及退休老干部。“这些作者不是被我找到的，而是因为热爱聊城的水脉文韵，我们汇集在‘聊城品书会’公众号里，荟萃在这本书里。”

      对于地域文化空白的县（市、区），团队主动出击。冠县一直没有符合条件的讲述内容，但黄河故道和隋唐大运河曾过境于此，于是一方面对接县政协文史办，一方面关注学术研讨会，与研究者建立联系。对于特别主题则主动邀稿：海源阁185周年之际，邀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周广骞撰写《聊城运河文脉里的传世书香》；运河申遗十周年时，请马鲁奎先生讲述考察亲历……

     作为主编，刘艳辉坦言，没有行政架构、缺少专业人士的公益群体开展“品读聊城”并不容易。“大家都是在业余时间，凭借一腔热情完成这些讲述。收到的文稿风格各异，归类困难，但野生的就是生态的、有机的。以原创性、考证性、阅历性、独特性为选稿原则，困难也就变成了特色。”

     回首统筹编著《“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的过程，刘艳辉深感“最大的困难是个人的局限。困住我的是文史资料的阅读累积不够带来的眼界狭窄；进入文史研究行业时间太短，限制《讲述》征稿的参与度”。她参加了2024年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撰写的论文《汲取史志资源为“两河明珠·聊城”提供未来发展思考》荣获一等奖。“可以解决这个困局的只能是‘量变引发质变’。依道而行，我和‘品读聊城·行走两河’在继续前行中提升。”

不忘初心：让文化之光照亮城市未来

     “想爱国，必先爱家乡。”刘艳辉引用季羡林先生在《临清市志·序》中的话，道出了编纂这本书的初衷。她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家乡文化教育的“课外书”，让年轻一代从中收获中国文化自信的力量。

      齐鲁文化、“两河”文化研究学者南兵军对《“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书评中提出：“黄河是城墙，奠定了地理基础并作为边界守护；运河是大街，赋予了城市活力与格局。聊城这颗明珠，恰好就是被镶嵌在这两面交汇的掌心。”他从书中解读到“两河明珠”的光与泽，提出“凝固与流动的共生”是推动城市发展、拥抱时代变革的锚，并建议聊城从五个方面进行“转换”：历史价值向现实资产的转换、地理枢纽向发展功能的转换、传统认知向现代气质的转换、生态负债向绿色红利的转换、文化符号向品牌资产的转换。南兵军认为，这本书虽是文史入手，但展望的都是现在与未来。

     刘艳辉的研究课题是“以运河文化的应用推动运河城市的经济发展”。她设想打造“会通系列文化地标”，树立“会通驿站”文商旅品牌，把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独特文旅资源，助力国家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光岳楼如山，运河如带，黄河环绕，“两河明珠”聊城已站在2026年的文旅发展跑道上。刘艳辉表示，聊城的优势在于丰富的两河文化沉淀在深厚的文化层里，需要打造历史文化传承现场，像孔繁森纪念馆一样成为讲述两河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需要组织一支讲述中国文化自信家乡篇的队伍，有效进行文化宣传和传承，向世界推介“两河明珠”新聊城的熠熠生辉。

     据悉，聊城品书会的另一本新作《“两河明珠”的星光记录》也即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继续讲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星光与两河故事。

编辑｜柴士增   撰稿｜朱桂艳

来源｜大运河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