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落差》

——拜读李西岐老师《左顾右盼》文集中《一张发黄的出生证》后感体会……

           文／舒文静

一、名人简历

著名作家王安忆说：

“人的命运是由两种力量促成的：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是个人几乎无法掌握和难以回避的力量；一种是自己的性格和意志，也就是自己灵魂里的力量”。这是王安忆《命运交响曲》中的一段话。

我总觉得她这段经典语录，好像是针对我说的。自从我拜读了著名作家李西岐老师《左顾右盼》散文集中的《一张发黄的出生证》一文后，更加认知她这段语录的份量有多经典，而富有哲理性。

李西岐，生于1954年4月4日，原籍陕西省岐山县杨柳村人。曾度军旅二十多载，后转业地方工作。他自幼在父亲指导下临习书法并自学绘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书画及艺术批评诸多领域，各有建树。

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北军事文学》《飞天》《中国报告文学》和《兰州晚报》等报刊，著有长篇小说《金城关》《大周原·西周开国传奇》，小说集《有朋自远方来》《李西岐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李西岐文学作品选·散文卷》，散文集《三月飘雪》《黄河水车·羊皮筏子》等，迄今发表并出版文学作品约500余万字，荣获大军区和省级以上各类奖项20余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社百名签约作家，长安大学文学创作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宝鸡国学会名誉会长，西安岐山商会文化专家等。

二、赴会识名人

读了李老师简介后，才体会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说。这句话它是古人也是成功人士从个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经验。李西岐老师名字早有耳闻。尤其是近几年来与各届文学之友学习交流，常闻听他的大名。我与李西岐老师相识于2019年省农科报在杨凌博览园举办的一次大型文学艺术创作研讨会上。2019年的5月16日一一17日，陕西乡村文艺创作座谈会在杨凌召开 ，杨凌农业科技报举办凝聚乡村力量 ，讲好三农故事的研讨会。此会的目标启示：乡村，是美丽的记忆；乡村，是精妙的符号；乡村，是心中的净土；乡村，是精神的家园。

 这次大会由陕西日报传媒集团陕西农村报社主办。这次大会对我来说收获满满，一是见到了众多久仰大名的众多名人……比如西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晓锋老师、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韩霁虹老师、著名秦腔艺术家、原西安易俗社社长冀福记老师、西安三意社社长，兼艺术总监侯红琴老师。他们根据自己的职业先后都作了精彩发言，也让我这井底之蛙的文学创作爱好者大长见识。

这次大会是中共杨陵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座谈会。它以“高举农村党报旗帜、传递三秦最美声音、吹响乡村振兴号角、讲好陕西三农故事”为主题举办。来自全省各地300余名乡村文艺工作者齐聚农科城，交流创作心得，碰撞思想火花，增强创作信心，这次大会声势浩大，成立了陕西农村报乡村文艺创作联谊会。

作为一场重要的乡村文艺创作座谈会，来自活跃在各基层各条战线上的著名作家先后发了言，其中就有杨凌作协主席贺绪林老师、著名作家李西岐老师等人。

我们是5月16号下午去到会的，晚饭后大会就开始了。会上主持人把来自省上文学界各位著名作家和文艺界著名艺术家作了介绍，文学界有不少著名人士，我只记得贺绪林老师和李西岐老师的名字，也记得艺朮界有冀福记、侯红琴二位老师。李西岐老师坐在我斜对面，侯红琴老师坐在我正对面。李老师发言时我没注意，头一直低下在听。当他发言毕人们热烈鼓掌时，我抬头才望了一眼大作家的真容，总觉得有点面熟，但一时记不起来他像谁。大会主持人姚骏骊老师把这次参加会的人建个大群，让大家以后互相交流学习。

大会结束回来后，在群中我才猛然间发现李老师微信头像，他的脸型轮廓上有点像我爷的脸形，于是就在群里加上李老师。因我父生前一直念叨他大姑在岐山，他姑逝世后一直没来往。我心思加上李老师微信后慢慢去了解，但我冥冥之中，好像已认为李老师可能是我姑婆的孙子。因为听我父说过，姑婆家也姓李，而他们又同在岐山县。后来我根据父亲生前写的简历中才知姑婆和李老师家根本没在一个镇上住。我姑婆家住岐山县凤鸣镇河家道，查到李老师是雍川镇杨柳村人。会后，先以亲情的意念加上他微信，了解知情后，就以文学之友向老师学习交流。

三、同代不同命

我和李老师是同代人，都是解放后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的五十年代生人。他是五四年四月生，我是五三年正月生。比他只大了一岁多，但两人的命运却天地相差！因他占了以下几大优势。

①李老师母亲生他时，在西安大医院🏥 生的。②因他出生有证件证明。③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值钱，因他是老大，又是男丁。④刚好生在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那时女人头胎生个男丁，娃和母亲身价高涨。李老师胎投准了，可能是上辈子积德行善的修为。⑤他的父亲又是公职人员，小时候不会是多么困难，念书学习圆他的文学创作梦，相对比较轻松。

而我就不同了，父亲是农民，家贫如洗，债台高筑。在五七年整风中，他只当个芝麻官——村上会计，因反对虚报粮食产量而受审查批斗。五六年时他已经加入党组织，因党员的身份是不允许他对抗上级指示的。致使我的命运在这儿大打折扣。

我母亲生我也是头胎，又是女丁，生的时候是在茅草屋土炕上生的。那时如果女人头胎生下女子，又是生在那个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年代里，女娃谁见谁讨厌。我听婆说过，母亲怀我时，门外来个讨饭的会算命，我爷就赶紧把人招呼家里伺候着让他吃饱喝足后，算一算我妈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人家一摸我妈脉象，说你儿媳是小喜，小喜意思是女子。一家人的脸当时都沉下来不高兴了。原本和谐的气氛一下子晴转多云了。算卦人又摸了我大姑的脉象说，你的女儿是大喜是男丁，一家人的脸又由阴转晴了。不得不佩服的是，算卦人算的很准，大姑生下表哥升文，我妈生下名叫惠云的我，名字虽好听，老天却没惠顾我的好命和吉运。

生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年代，母凭子贵的习性千年未改，那时人穷思想顽固又封建。我爷为了让舒家尽快添上男丁，向算卦先生讨主意，看咋么能让我妈第二胎生个男娃。算卦先生说：“你给门前踏上个正方形照壁，你儿媳下一个就是男丁。我听婆说，我爷时间不长就给门前踏了照壁，五五年三月就生下我大弟。我婆说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如皇后生了太子一般。我妈的身份似乎也从奴婢变成皇后的尊贵身份。

我妈和大弟身份升值了，可我的身份却贬值，变的更加糟糕。

我生下既沒奶又没粮吃，我妈嫌弃是女子不大管我，长的形象又不赢人，每天的待遇是婆给我用铁勺烧点高梁或黑豆面糊糊来吊命。家里灶门里烧的是麦草火，等糊糊烧熟，火灰落进铁勺，糊糊都成了黑的。那时节农人一年四季吃的粗粮菜汤，我也算是命大竟然活了下来。

因我从生下到前几年疫情期，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肠胃不好，疫情后找中医治疗，用营养品调理，现在才有点好转。

大弟生下身份金贵，与我有天地相差之别，外公买奶羊，我爷买奶粉、买乳精。所以，大弟长了大个子，大眼睛，妥妥的帅哥形象。我的弟媳母亲是我的邻居，把她女儿托多人给我弟说婚姻，非我弟不嫁。虽然一家人心里不情愿嫌太近，因为两家只隔一条小路。最后还是在父亲一言九鼎的威严下订了婚。那时大弟才十五六岁，订了十年后才结了婚。但婚后夫妻恩爱，先后生下一男一女的帅哥美女，这也许是上天的恩赐吧。

到了六十年代初，三年低标准差点度不过难关。我想李老师的童年不会受到加此待遇吧。因他父是吃商品粮，有工资可以贴补家用的。

文革中，想不到父亲戴的村书记的乌纱帽轻的无法形容，却被打成党内不可悔改的走资派，整天不是批斗就是游街。十三岁的我正是叛逆期，经历了有生以来心灵重大的撞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被现实和命运的钢针扎了无数个洞眼，并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痛。

而李老师的父亲在工业学院工作，许是与政治扯不上关系，他们一家会逃避这一腥风血雨的文革洗礼。

四、人生经历对比

七十年代正逢青春年华之时，我穿着补丁压补丁的粗布衣劳动时，正逢农业学大寨运动，整天不是扛，就是拉，不是抬，就是挖。一天与石头、土地、架子车、铁锨厥头搞交易时，而李老师正在军营服役，穿着国家发的有尊严的军装接受着军队培训。

当我被计划生育运动快要逼上梁山走上绝境时，李老师已在军营发挥他的特长去圆他的文学创作美梦。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我被小人无数次栽赃陷害，诋毁一打击时，我如梦初醒才想起圆文学梦时，李老师已在军队报刊和全国著名刊物上留下他的大名。2000年代时，当我文学创作从艰辛到小有收获时，李老师长篇小说《金城关》《大周原》等大作的威名已经在文学界有了声誉，也拥有千万个读者去崇拜、去传颂。

如今，他以名人的身份去第一故乡呼朋一小聚，第二故乡唤友一大聚，天涯海角任我行。

而我在经历了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将下一代重担卸载，可关照第三代的重担却累累加载，我何时才能走出家门，活一次人上人呢。

如果我一生的善行能感动苍天，苍天有眼，再为我架一座通向天堂的金桥岂不更好。

有人说，走上天堂的人是佛，走向地狱的人是魔鬼。我认为是佛是魔鬼，只有老天最公道，唯有自己的善行说了才准。

人到老年，万事皆休。我欣慰的是，自己依然可以在文字里抒发情感，在诗歌中高歌一曲，健健康康活着，此生足矣。最后我用贝多芬的名言做我本文的结尾吧！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是这样的美好，活它一千辈子吧！”

作于2025年12月底，定稿于2026年3月9日凌晨

【作者简介】

文思若静，原名文静，女，汉族，高小文化，陕西眉县人。自幼爱好读书，慢慢与文字结缘。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校园诗报处女作《星星》一诗发表收入专籍，并获《九四中国校园诗报》优秀奖。从此笔耕不辍，在全国纸媒或网络平台发表诗文几百篇首，并多次获奖，这成为鼓励我写作的动力。我的理念是“生命不息，奋斗不至”。